世界史的发明

世界史的发明

S.弗雷德里克·斯塔尔/文

王立秋/译

在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不同的人民、文化和宗教群体都根据他们自己的历法来生活。接着，在十一世纪的时候，一位波斯学者试图为全人类创造一条单一、普世的时间线。

译自S.Frederick Starr, “The Inventionof World History”, 原载History Today, 2017年7月号。

今天，人们想当然地认为，“世界史”是存在的。穆斯林、犹太人、和中国人都有他们自己的历法，也都过他们自己的新年。但就大多数实践上的问题（包括政府、商业和科学）而言，世人用的是一个通用的历法。多亏了这样，我们才可以方便地，把中国的历法、罗马的历法、希腊的历法或玛雅人的历法里的日期，翻译为支撑，比如说，越南或澳大利亚的历史的历法里的日期。

这个单一的全球历法，使我们能够把世界各地发生的事件，放到一个单一的时间线上去。没有它的话，跨文化和传统的时间比较，就不可能了。毫不夸张地说，这种对实践的共同理解，和我们共同的历法系统，是世界史的关键。

但也不一直如此。大多数国家、文化、或宗教群体，一直是根据他们自己的历法来生活的。每个这样的群体，都设定了他们自己的历史时间的起点，无论是创世、亚当和夏娃还是后来的某个事件，比如说，圣经中的大洪水。甚至在他们承认一个共同的时间点的时候——比方说，就像希腊人和波斯人都承认亚历山大大帝的诞生——他们在该事件于何时发生上都还是有分歧。

古希腊人开辟了对历史的系统研究，甚至今天，希罗多德(Herodotus, c. 484-425 BC)还以其对其他人民和文化的广泛好奇心而著称。在他的《历史》中，他告诉了他的读者他通过自己广泛的游历和研究得知的各种奇异事物。他解释了何以每一种文化都会保存、和保护自己的历史。他钦佩地报告说，埃及人是怎样保存他们经历了三百四十一代的王统清单的。他的意思是，所有习俗和传统都是相对的。然而，出于两个原因，心胸开阔的希罗多德，这位西塞罗所说的“历史之父”，却止步于此，而没有进一步去问，我们可以怎样协调或整合埃及和希腊的时间和历史系统，或其他任何人民的相应的系统。

尽管他对各种人民和各种文化有着广泛的兴趣，但希罗多德主要还是为希腊读者写作的。他的《历史》的结构，为能给读者长见识和增添乐趣的离题留出了充足的空间，但不同的时间概念，则不在此列。希罗多德和其他古典时代的希腊人虽然对更大的世界好奇，但归根结底，他们的主题还是希腊，他们也满足于通过希腊人自己的历法来看世界。对古代世界的其他人民来说也一样。他们都是如此地沉浸于他们自己的文化，以至于从来不会想着去研究一下，其他人民是怎样看待历史的时间的。希罗多德已经比他之前的任何人都更接近于感知到对世界史的需要了。

其他古代思想家也和希罗多德走得一样远，但也没有比他更远。希腊历史学家波里比阿(200-118BC)写作了他所谓的《普世史》(Universal History)，后者涵盖了中东的大多数地区。但他还是略过了不同的历史和时间概念。相反，他把所有的日期，都硬塞到了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四年周期之中。结果，是除罗马人和希腊人以外的其他人都没法理解这些日期的确切所指。类似地，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AD37-100)，以犹太人和罗马人之间的互动为主题——二者对时间的理解是大不相同的。叛逃到罗马那边的他，在整部《犹太战史》和《犹太古史》中使用的都是罗马的历法，他也不觉得有必要把该系统与犹太人的历法关联起来。

因此，这就是1000年，当一位来自现代乌兹别克斯坦最西边卡斯地区的中亚学者遇到了历史和时间的问题时，所面临的处境。艾布·热依汗·穆罕默德·比鲁尼(Abu Rayhan Muhammad al-Biruni,973-1039)是一个不太可能完成如此深奥之任务的人物。当时他才二十九岁，写过五六篇关于占星学和测地学的文章。他还在布哈拉，以尖刻的方式，和年轻的伊本·西那打过交道——后者不久之后因为《医典》而声名鹊起。但对历史学来说，比鲁尼还是一个陌生人，他从来没有研究过各种发展出自己的时间系统的外国文化。更糟糕的是，在逃离当时席卷该区域的民众起义潮流的过程中，他荒废了好几年的时间。但对他来说，幸运的是，一个从里海附近的戈尔干流亡出来的统治者夺回了王位，并邀请这位有前途的年轻人到他的宫廷。在那位统治者，卡布斯，叫比鲁尼“就不同民族使用的年代，及其根源的差异，也即……他们所依据的月和年的不同”给出解释，对于这个要求，比鲁尼没法拒绝。

不久之后，比鲁尼就收集了古埃及人、波斯人、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历史文本，然后又收集了关于穆斯林、基督徒和犹太教的信息。他对犹太教历法和节日的记述，比犹太哲学家迈蒙尼德早了一个多世纪。他还收集了来自中亚不那么为人所知的人民和教派（包括比鲁尼自己的花刺子模，一个有自己历法系统的波斯人民）的，关于时间和历史之尺度的证据。他凭借自己的语言知识（包括波斯语、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和他的花刺子模语母语）来进行研究。至于其他语种的文献，他则主要依靠翻译或当地的报道人。

比鲁尼在书中收录了大量关于所有已知的历史和历法系统的细节，这个决定使他的书对一般读者来说难以进入，同时也使之对专家来说无比宝贵。唯一被排除在外的，是印度和中国的部分，对此他坦承，他缺乏足够的书面数据。比鲁尼的工作做的是如此地详尽，以至于他的《古代人民编年史》至今依然是关于多样如成为穆斯林之前的阿拉伯人、各种“伪先知”的追随者以及甚至是波斯人和犹太人的各种人民的宝贵材料的唯一来源。

比鲁尼本可以让自己的书变得更加好读，只要他只从一个视角：他自己的视角来呈现一切，就够了。但和最终坚持希腊人的视角的希罗多德、或把自己的文化标准应用到别人头上的波斯做几家不一样，比鲁尼在一开始就假设：所有文化都是平等的。他是一个相对主义者的相对主义者，他的视角之广，超越了他之前的所有人。除了比鲁尼，还有谁会告诉他的读者，他访谈过异端呢？

考虑到比鲁尼的背景，这一切就不奇怪了。今天，花刺子模是一个谁也不知道的地方。但在一千年前，它是一片充满灌溉绿洲和繁荣城市的土地，它因为与印度、中东和中国的直接贸易，和来自欧亚大陆各地的贸易者（包括来自印度河谷的印度人）而变得富裕。当时，欧亚大陆上任何一个地方，都不会像普遍而言的中亚和具体而言的花刺子模这样，养育出如此之多的，把多元主义当作一个事实来接受的人。

要是比鲁尼只是肯定了这点的话，那么，我们今天还会不会记得他的《编年史》就是一件可质疑的事了。但他并不只是肯定了那点，而且，之所以如此，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卡布斯明确说过，他想要一个单一的、简单的时间系统，这样，以后他才不必查阅各种各样的书。他还想要一个可以应用到生意和商业，以及国史和传统上的时间系统。比鲁尼自己是乐于承认，不同的人民以不同的方式看待时间的，但他也坚持，存在一个评价各个系统的客观的基础，也即，可以科学测量的，一天、一月、和一年的确切长度。作为占星师和数学家，比鲁尼细心地呈示了关于主要的时间单位的长度的，最好的科学证据，并用他的新的、自主的标准，来重新计算了各个系统中记录的每一个日期。

令人为难的混乱

他一深入这个里程碑式的计划就发现，自己处在一片令人为难的混乱之中。“每个民族都有它自己的年代[系统]”，他写道，这些系统并不相同。他说，混乱始于一些人——特别是阿拉伯人——没有理解到，唯一一种准确测量一天的长度的方式，是在太阳位于子午线上的时候：在正午或午夜时测量。在不同文化中，在测量一天的长度上的失误，造成了一月、一年的长度也不同。这就导致了一种无望的混乱。

比鲁尼对他在这个关键点上遇到的无能感到愤怒。他继而转向不同人民确定历史开端的日期的方式，在这里，他的愤怒到达了顶点。他怒斥道，“一切！关于创世之始和过去几代人的历史的知识都混杂着歪曲和神话。”不同的人民，怎么能把创世的日期分别定到三千年前、八千年前或一万两千年前呢？甚至犹太人和基督徒的创世日期也是冲突的——他们都遵循着“本身就含糊”的时间系统。

在绝妙的旁白中，比鲁尼指出，这些错误，有一些可以追溯到圣经文本之间的差异。对犹太人，他是宽容的：“在一个像犹太人一样遭受过如此之多的囚禁与战争之苦的人民这里，发现有不一致的地方，不能说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但基督徒，则通过歪曲犹太人和希腊的系统，造成了无法宽恕的混乱。

对阿拉伯人和穆斯林，比鲁尼也不怎么友好。但在穆斯林、基督徒和犹太人争论亚当夏娃和圣经大洪水的日期的时候，被认为同样聪明的波斯人，却否认有过大洪水。比鲁尼承认，成为穆斯林之前的阿拉伯人至少是把历法建立在季节的基础上的，但他们的系统不如祆教的波斯人。在遇到一个“不停唠叨……阿拉伯人比波斯人优越的”阿拉伯作家的时候，比鲁尼说，“我不知道他是真无知还是装无知。”

这样的讥讽遍及了比鲁尼的《编年史》。有时，比鲁尼的讥讽是直接的，尽管在间的时候，比鲁尼的讥讽更严苛。他一个图表接一个图表地列出根据不同的宗教和人民，重大世界事件之间的间隔。他为亚当和夏娃的在世时间列的表就很典型，在这个表格中，你看到的只有（这些记录的）纯粹的愚蠢。在所有图表中，他都得出这样的结论：“历史混杂着谎言”，所有的人类文化亦然。在一段谴责的话中，比鲁尼列出了每个宗教和人民禁止的东西，指出人们用来指导自己的生活的大多数法的任性和彻头彻尾的愚蠢。

理性的知识

在寻找这些愚蠢的原因的时候，比鲁尼指出几乎是普世的，对基于理性的知识的拒绝。不只是“如此地为自己的天才感到自豪”的占星师不理性，世界上的所有人和文化都不理性。唯一逃过比鲁尼之怒的是希腊人，比鲁尼说，希腊人“深谙和熟稔几何学和占星学，他们如此严格地坚持逻辑的论证，故而，他们并没有诉诸那些从神启的知识的基础出发的人的理论”。

比鲁尼把他的质问推至其逻辑的结论。相互竞争的历法系统之间的一个大的不同，在于它们说明——或未能说明——一个天文年有三百六十五天六个小时长这个事实的方式。设定任何其他长度——比如说，为能加上额外的四分之一天——都会使节日和圣日的日期逐渐在一年中移动。这也就是为什么成为穆斯林之前的阿拉伯人的斋月在历法中是固定的，而如今，莱麦丹月在一年中移动。只要在365年的历法中每四年增加额外的一天，或者说每四年设一个“闰年”，这两个问题就都解决了。

这个被称为“置闰”的简单过程，变成了一个试金石，比鲁尼用它来测量所有文化在智识上的严肃性。他赞美埃及人、希腊人、迦勒底人和叙利亚人置闰之精确（精确到秒）。对于犹太人和聂斯托利派基督徒，他就没那么客气了，哪怕他们的置闰系统得到了广泛的复制。他指出，为固定他们的市场日期和节日，成为穆斯林之前的阿拉伯人学习了犹太人的原始的置闰系统。穆圣拒绝这个系统，说“置闰只会增加不忠，否信者以此把人引入歧途”。比鲁尼直白得惊人地表明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先知穆圣拒绝调整一年的长度来更好地反映天文学的现实是错误的。他通过谨慎地躲在另一位作家的话背后总结说，穆圣的这个基于古兰本身的决定，“对人民造成了很大伤害”。稍后，他们还是开始调整了，但他们未能面对核心的问题。他批评说，“我们的大师们，先知的家人，竟会听从这样的教条，真是惊人”。

礼拜的方向

这还只是比鲁尼冒险步入极其敏感的领域的一个地方。在另一处旁白中，他还思考了伊斯兰使礼拜者朝向麦加的位置的习俗（即所谓的Kibla）。在指出穆斯林一开始是向耶路撒冷礼拜之后，他间接地评论说，摩尼教徒朝北极礼拜，而哈兰派(Harranians)则向南极礼拜。在此基础上，比鲁尼通过赞许地引用一个摩尼教徒的说法，给出了自己的结论：“向真主礼拜的人根本就不需要什么Kibla”。

在这些离题后，比鲁尼又回到了他的核心人物。他知道，商业交流需要共同的确定事件的日期的系统，而各族人民之间的一切互动，也都需要一个可以用来思考时间之流逝的共同的系统。从描述到规定，他定下了纠正、或至少是缓解宗教和民族神话创造的混乱的步骤。他的方法是，创造一种把一个系统的日期转换为另一个系统的日期的方式。比鲁尼以巨大的圆形图标的形式来呈现这种转换方式，他把这个图表命名为“棋盘”，这个图表展示了各文化系统的时代、日期、和时间间隔。任何“在数学上不是新手”的人都能够用棋盘来实现从一个系统到另一个系统的翻译。他吹嘘说，这种方法，对历史学家和占星学家来说都很有用。

比鲁尼没有耐心，又极其活跃。他很少会坐下来一板一眼地完成他的任务，他经常会跑回自己的花刺子模故乡，去进一步地测量月食，或为甚至更大的计划寻求资助。

我们不知道比鲁尼是否成功地把他的《编年史》和全人类历史的历法保存了下来。原本无疑在卡布斯那里。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它得到了广泛的流传，甚至在伊斯兰世界，比鲁尼的《编年史》和历法也没有流传开。如果有这样一个抄本，在十九世纪抵达西方的话，那么，它也依然不为学者所知，且还没有被翻译过来。在1879年，一位名叫爱德华·撒桥的莱比锡学者发现了一个抄本并把它翻译为英文之前，比鲁尼的《编年史》在很大程度上说已经被遗忘了。今天，已知的抄本有三个（它们稍有不同），一个在伊斯坦布尔，一个在莱顿，另一个有大量插图的，则在爱丁堡大学的图书馆。现在，英国和乌兹别克斯坦的学者正在努力把这三个抄本合并为一个现代的版本。

在比鲁尼的《编年史》出现之前，普世的历史是不存在的。这样的历史也不可能被写出来，因为上不存在任何统一的，跨宗教和文明的，测量时间的基准。比鲁尼的全人类历法，是第一个全球历法系统，因此也是建构一个整合的全球史的必不可少的工具。

通过把他的人类历史概念建立在占星学的坚实天空和理性的基础上，比鲁尼给世界人民提供了一种把日期固定在一个单一的历法系统上的简单方法。直到最近，思想家们才开始应用比鲁尼的《古代民族编年史》开创的普世史的概念。

1959年，剑桥科学家C.P.斯诺举行了他关于“两种文化”的，著名的瑞德讲座。他对现代学识的批判呼吁人们注意他所看到的，科学与人文学科之间的交流的中断。尽管几代历史学家都在寻求把他们的工作更加稳固地，建立在科学方法的基础上，但分裂还在持续。

在一千年前写作的艾布·热依汗·穆罕默德·比鲁尼，也发出过同样的衷心呼喊。但和斯诺不一样，这位来自中亚的，二十九岁的思想家不仅批评了理性和科学思想在历史和社会科学中的全面缺席，还比他之前的任何人都更多地，纠正了这个疏忽。和毕达哥拉斯一样，他相信“事物就是数字”。在应用这个格言的时候，他开辟了通往之前不可能的普世史概念的道路，并以一种到今天也值得我们钦佩的方式结合了“两种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