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前一阵子鲍毓明事件中，财新苑苏文记者的报道让很多人都联想起来这两本书。这篇文章或许是想为文学正名，并从叙事学的角度，解读受害者和施害者叙述的差异在审美上导致的差异。

相异的视角:施害者与受害者

文学是以文字为媒介的艺术形式。由于形式的限制，作家在创作作品时会对素材进行有意识的筛选，以实现自己的创作诉求。在叙事上，“视角”是作家对于其作品的素材取舍的重要因素之一。不同的视角能够以“不同的讲故事的头脑^[2]”组织同一个故事的逻辑架构。《洛丽塔》与《房思琪》在叙事上最大的相异之处在于叙述者视角的不同。《洛丽塔》除去开头的小约翰·雷博士的《引子》之外，通篇是亨伯特的第一人称的叙述。而《房思琪》一书主要是由一位负责“将故事重新讲过”^[3]20的叙述者进行讲述的。

“对人物的同情不是一个鲜明的道德判断问题，而是由在小说视角中新出现的这些可描述的技巧所制造并控制的。”^[4]不同的叙述视角能够产生不同的道德效果。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以亨伯特为叙述者的《洛丽塔》，是一部以施害者的视角叙述恋童癖事件的文本，而《房思琪》虽然是第三人称的叙述角度，但从文字的总体倾向上看，实际上是以一种受害者的角度对恋童癖故事进行的描述或评价。

讲述爱情与描绘性侵

纳博科夫的《洛丽塔》主要讲述了一位中年男人亨伯特的故事。文学教授亨伯特从欧洲来到美国，被房东太太十二岁的女儿洛丽塔所吸引，决定租住于此。为了更进一步接近洛丽塔，亨伯特娶了房东黑兹太太。在一场意外中，黑兹太太去世。作为继父，亨伯特便顺理成章地驱车来到洛丽塔的营地，接她回家。亨伯特隐瞒了黑兹太太的死，只说她病得很重，住在医院里。回家路上，亨伯特与洛丽塔发生了关系，洛丽塔从此成为亨伯特的“情人”。随着洛丽塔慢慢长大，她要求离开亨伯特。之后，洛丽塔与自己的梦中情人奎尔蒂逃跑，亨伯特最后找到了已经结婚并怀有身孕的洛丽塔，并杀掉了“情敌”奎尔蒂。

在《洛丽塔》的主体部分，作者纳博科夫选择了让亨伯特来叙述自己的恋童经历。与《房思琪》不同，《洛丽塔》的施害者抢夺了话语权，成为故事叙述者。叙述者亨伯特用冷静、忏悔的语气向好奇的读者解释了自己的恋童怪癖，并絮絮叨叨地讲述了自己与洛丽塔的情史。读者期待在恋童癖小说中看到的本应该是一个邪恶的亨伯特，一个如同萨德伯爵笔下毫无人性地以践踏他人的身体为乐的施暴者。但是亨伯特，作为故事的讲述人，却并不是一个只有“恶”属性的魔鬼。

在《洛丽塔》一书的开头部分，亨伯特便深情的将自己的这本自白，形容为一部“纠缠不清的痛苦心史”^[5]3。亨伯特确实是恋童癖，但是在他的“癖”之中，更多的是对于洛丽塔的“恋”。在两次穿越美国的旅程中，亨伯特对洛丽塔的需要更多在于情感层面。他害怕洛丽塔在学校与其他男孩约会，嫉妒路上与洛丽塔说话的男人们，无数次因为吃醋而与洛丽塔争吵。相较于亨伯特，洛丽塔却表现的更加冷漠，只是“表露出嫌恶的情绪”^[5]110，这也让亨伯特的爱变得更加撕心裂肺。亨伯特一次次忍受洛丽塔的任性和坏脾气，尽量满足洛丽塔的要求。在洛丽塔失踪之后，亨伯特活在对于洛丽塔的思念之中，他舍不得扔掉洛丽塔用过的东西。洛丽塔留在各种用具上的痕迹总能触发他的怀念之情。直到洛丽塔再次出现，亨伯特前去看望已有身孕的洛丽塔，请求洛丽塔与他一起离开。虽然洛丽塔拒绝了他，但却说出了当时策划洛丽塔出逃的情人名字。原来亨伯特苦苦寻找的情敌就是奎尔蒂。亨伯特找到奎尔蒂，与奎尔蒂决斗，并杀掉了他。

亨伯特是一个复杂矛盾的形象，他对于少女有着违背社会伦常的偏爱，但他对于洛丽塔的情感又分明是爱。他一方面欲望烧身，另一方面又渴求着洛丽塔对于自己精神上的依恋。《洛丽塔》的故事是亨伯特的一部畸形恋爱史，虽然在伦理上有悖寻常，但是亨伯特对洛丽塔的爱意却是超越了单纯的肉体范畴，而结合了灵魂的因素。

林亦含的《房思琪》讲述了少女房思琪从12岁到18岁6年间的故事，其中也穿插了邻居许伊纹、少女郭晓奇等人的经历。房思琪12岁时，公寓楼下搬来李国华一家。李国华是中学国语教师，在相互熟悉之后，李国华借口修改作文诱奸了房思琪，并在之后的六年里一直对她进行性侵。而房思琪出于羞耻心与自尊，将自己与李国华的关系描绘为一种“爱情”，纵然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也未曾将这一切告诉任何人。最终，房思琪患上了精神病。

《房思琪》分为三个章节，分别是《乐园》、《失乐园》和《复乐园》。《乐园》采用了刘怡婷的第一人称视角，这里的刘怡婷虽然只是故事的一个旁观者，但她基本是站在房思琪的立场上讲述故事的。《失乐园》和《复乐园》是由一个负责必须“把故事重新讲过”^[3]20的叙述者讲述的，这个“故事”就是围绕房思琪发生的故事。这里的叙述者是全知的，她介绍每一家人的背景、每一个人的故事，灵活推进情节的发展。然而，这里处于“外视角”的叙述者也并非纯然的客观。虚拟的叙述者在对于李国华、钱一维等“施暴者”形象的描述中，将他们塑造成为完全的反面形象，这样带有倾向性的塑造便体现了作者谴责的态度；叙述者亦经常在文中发表对于某个情节的议论，这些议论也构成了作者本身的态度：“她的羞耻心，正是他不知羞耻的快乐的渊薮”^[3]43。这些倾向明显、一针见血的议论加深了读者阅读中的道德体验。可以说，《房思琪》是一部基于受害者视角讲述的文本。

《房思琪》可以说是一个“道道地地的惨剧”，林亦含为我们描述了恋童癖中少女们受到了怎样程度的伤害。在这部小说里，似乎没有一个女性是真正幸福的。小说的主人公房思琪本来是一个爱好文艺的少女，对文学和写作有一种天生的热情，对李国华这个由于年长而“被判定是安全的”^[3]26的国文教师充满信任。然而，李国华利用了这种信任，趁机诱奸了房思琪。

这是一部痛苦的小说，更是一部揪心的“性侵个人史”。它不仅描绘了房思琪肉体上的撕裂，更描写了性侵受害者精神上承受的巨大痛苦。李国华下定决心将“魔爪”伸向房思琪的理由是“房思琪的自尊心”，正是这自尊心毁掉了房思琪的灵魂。普通人认为“性”是肮脏的，回避对于性的讨论。当一场性侵发生之后，我们经常听到的声音却是诸如“苍蝇不叮无缝蛋”之类对于受害者的谴责。而施害者，通常作为更有权势、地位的男性，却能够逃脱社会舆论的指责。这样的社会氛围，为李国华提供了最好的避风港，却也成为房思琪发疯的心理根源。房思琪在日记里这样写道：“我想出唯一的解决之道了，我不能只喜欢老师，我要爱上他。”^[3]19房思琪分明知道李国华是伪善，他嘴里的爱不过是一种“危险的隐喻”。这样的撕裂，让房思琪变得无比挣扎和痛苦，最终走向了精神病的深渊。

忏悔与控诉

由施害者视角叙述的《洛丽塔》，更像是一种忏悔。《洛丽塔》主要描写了亨伯特对洛丽塔的渴望、得到洛丽塔后与洛丽塔的生活、洛丽塔逃跑后亨伯特的寻求，以及亨伯特与奎尔蒂的决斗几个部分的内容。亨伯特的忏悔集中在洛丽塔的逃跑情节之后。亨伯特在失去洛丽塔后，每天都身陷痛苦。米兰·昆德拉说，爱是严肃的^[6]，严肃的爱之中包含有一种怜悯的成分^[7]。在亨伯特的忏悔中，我们能感受到，亨伯特对洛丽塔的爱并不是随意而放荡的。作为一个追求美的艺术家，他感动于洛丽塔的棕色皮肤，欣赏洛丽塔抛网球的漂亮姿势。虽然二人在一起生活时，亨伯特表现出愤怒、失望和嫉妒，但这些都是爱的附加品。直到洛丽塔真正离开了亨伯特，他才理解自己的爱毁掉了洛丽塔的生活，开始同情洛丽塔的生命。同情的另一面便是忏悔。失去洛丽塔让亨伯特对于“宁芙”的下流幻想终结在了洛丽塔身上。洛丽塔来信要钱时，亨伯特几乎是毫不犹豫地离开了自己的新生活，去寻找洛丽塔。在洛丽塔拒绝了一起离开的邀请后，亨伯特又一次心碎了。但因为亨伯特已经明白是自己毁掉了洛丽塔的生活，所以，他忏悔自己的罪行，不再纠缠洛丽塔，而是径自离开，去寻找奎尔蒂。

奎尔蒂是亨伯特的“人格兄弟”^[8]，代表了亨伯特人格中黑暗的一面。两个人是相似的，他们都有恋童癖，都熟知文学，能够在彼此的文学隐喻迷宫里自由活动，两个人都是“着魔的猎人”。但是奎尔蒂不同于亨伯特的地方在于他抛弃了亨伯特用以防身的道德。奎尔蒂沉迷于毒品和滥交，以游戏人生的态度追求洛丽塔。得到洛丽塔之后，便抛弃了她。可以说，奎尔蒂的黑暗之处是亨伯特内心欲望的外化。奎尔蒂享乐于堕落之中，而作为另一面的亨伯特，则对内心的黑暗进行了忏悔。尤其是当亨伯特替洛丽塔说出了那一句“奎尔蒂撕碎了我的心，而你不过撕碎了我的生活”^[5]366之后，亨伯特完全明白了自己和奎尔蒂之间的关系。当奎尔蒂和亨伯特滚在一起扭打时，纳博科夫是这样描写的：“我滚压住他。我们滚压住我。他们滚压住他。我们滚压住我们。”^[5]394最后，亨伯特开枪杀死了奎尔蒂。杀死奎尔蒂不仅仅是杀掉自己的情敌，也是亨伯特在内心杀死了曾经对洛丽塔作恶的自己。亨伯特说，自己写下洛丽塔是为了“挽救他的灵魂”。亨伯特知道自己再也无法得到洛丽塔，便在监狱里对洛丽塔献出了自己的祝福，希望洛丽塔在自己新的生活里幸福。纳博科夫杜撰了一句“人性中的道德感是义务，我们需向灵魂付出美感”^[5]372以表达亨伯特的忏悔心意，也是一个追求美的艺术家对于道德最富有诗意的阐释。

从林亦含在《房思琪》的叙述角度中选择的隐藏倾向来看，她对于这本小说有自己的道德诉求。这个诉求就是结尾部分许伊纹对刘怡婷说的：“忍耐不是美德……生气才是美德。”……“能看到你的书的人是多么幸运，他们不用接触，就可以看到世界的背面。”^[3]135许伊纹所说的这一番话，或许也可以被我们看作是作者写作这本书的初衷。林亦含想要展示的是这个世界上“最大规模”、甚至“超越了集中营规模的屠杀”，这样的屠杀每一个时刻都在发生，这就是强奸。

《房思琪》做出的第一个控诉便是对施暴者的控诉。这个社会对于强奸是难以共情、带有偏见的。整个世界都会指责是“她们”诱惑了“他们”，“她们”是有罪的，强奸者却依旧洋洋自得的过着自己的生活，他们有足够的理由和借口为自己伪善地辩护：“是她主动的，从头到尾都是她主动的”^[3]109。 林亦含为人们展示了一场性侵是如何发生的。当恋童癖事件实际发生的时候，参与者实际上只有施害者（成年人）和受害者（儿童）。一个是处于天真无知状态的儿童，一个是别有用心的成年人，二人的关系处于极度对立的控制与被控制之中，两人所处的心灵状态、面对关系时的自主性和话语权、对于彼此之间关系的掌控程度，都是不平等的。施暴者们占据了话语的主导权，利用自己在身体、地位上的优势对身处弱势的儿童进行侵略。他们以“侵犯小女孩为乐”^[3]177，但又能游刃自如地逃避自己的道德责任。

林亦含在这部书中提出的第二个控诉是对于社会的控诉。她控诉社会对于女性的不包容和偏见。社会上有种类似集体无意识的奇怪现象：一方面，人们认为性侵是丑恶的，另一方面，人们又倾向于谴责受害者。在《房思琪》里，郭晓奇的父母得知女儿在和老师“谈恋爱”后，没有怀疑老师，而是转向指责郭晓奇；房思琪第一次告诉刘怡婷自己的故事后，作为“灵魂的另一半”，刘怡婷却对房思琪说“你真的好恶心”^[3]17。在传统儒家观念的影响下，社会往往不乐意将性侵公开讨论。这样的社会环境，可以说是性侵受害者的绝境，她们没有倾诉对象，难以求得社会援助，不仅得不到谅解，反而会被污名化。

但同时，《房思琪》也是林亦含对于所有处在困境之中的女性提出的控诉：“为什么不是我不会？为什么不是我不要？为什么不是你不可以？”^[3]20由“暴力”表象观之，这是处于父权语境下女性在性别境遇中的“他者”地位使然。于是，被他者化的女性便成了男性的欲望对象，应当接受男性的控制和支配。但向深层探寻，则是女性的“自我审视”将自己囿于“他者”地位的^[9]。女性在男性话语的“凝视”之下，将自己束缚在男性思维的道德里，受害的女性觉得反抗是无谓的、羞耻的，并因“自尊”而愈发矜持。于是，房思琪才会不停地告诉自己那是一种爱。而反观被强奸的自己，与“他”相比，“她”变得丑陋和肮脏。林亦含借由房思琪的日记，也质问了每一位女性：“为什么不是你不可以？”^[3]20

相同的旨归：个体伦理之恶的呈现

文学中从来不缺乏“恶”的形象。从《圣经》中的魔鬼，到《浮士德》中的靡菲斯特，再到《洛丽塔》中的亨伯特，它们都属于“恶”的范畴。“恶的美学纲领的目的在于，在非道德的、怪癖的、令人恶心的、丑陋的、变态的和病态的空间里，确定迄今为止人们尚不熟悉的（或者可以给予高期望的）美的飞地”^[10]2。因为伦理本身并非一成不变的存在，它的概念和范围是动态变化的，所以恶可以作为善的对立面，由此确立善恶美丑的边界，通过展现不合常理的形象，来扩展人们对于 “善”和“美”的理解。

伦理学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理论的，一种是叙事的^[1]7。不同于力求规训和教化的理论的伦理学，叙事的伦理学存在于日常生活中，将抽象的伦理原则所在的道德场景再现出来，以供人们体味和感受其中的道德意味。因为，恶与善是在相互的关系中确立彼此的含义的。伦理道德是一种稍纵即逝的存在，并不存在一套完整的教条能够囊括所有的伦理范畴，但是我们可以在生活中时时感受到何为善、何为恶。恶具有一种独特的魅力，而这种魅力只有在具体的事实中才能被普通人所理解。彼得-安德鲁·阿尔特认为，恶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美学，是由于在启蒙过程中魔鬼被从文学的领域驱逐了出去，失去了其作为反思罪过的伦理意义，于是恶开始“脱离其生理特征，并努力将它的范围限制在人心”^[10]3。“恶”的存在价值从批判魔鬼的教化意义转变成为探索人性的有力证据，同时，用来展现人心的文学成为表现“恶的美学”阵地。“现代性的伦理是个体性的”^[1]7，可以说，以当代小说为载体的个体伦理叙事是展现恶的最好方式。

洛丽塔：道德层面的迷思

纳博科夫在《洛丽塔》中为读者制造了一个巨大的伦理难题：亨伯特是否有罪？这个问题最好的答案，或许就是《洛丽塔》的中文译者于晓丹道出的“你说是什么就是什么”^[11]。亨伯特在“他的”这本“自白”中抢夺了全部话语权，洛丽塔是由亨伯特片面地讲述（或“塑造”）出来的。“我疯狂占有的不是她，而是我自己的创造物，另一个，幻想的洛丽塔”^[5]70。这既是亨伯特对于自己一厢情愿的单恋的判断，也是纳博科夫借亨伯特之口传给读者的暗示。纳博科夫让亨伯特一人带着读者在文本的迷宫里横冲直撞，而纳博科夫在作品的倾向性上缺席了，专断的亨伯特本身又是如此复杂和难以判断。所以，与其说纳博科夫抹去了自己的存在，不如说纳博科夫为读者留下了自行判断的空间。这个空间的名称叫做“困难”，而读者应该明白的是，这一困难实际上是始终存在的。

亨伯特似乎是一个伪善的角色。他欲望烧心，对一个12岁的小女孩产生了下流的欲望。但是在描述自己准备向洛丽塔施加罪行之前，他总会加上几个本应由评论家添上的形容词，无论是“热辣辣罪恶的梦境”^[5]40还是“我令人作呕、燃烧的兽性”^[5]38，都让读者反而对这位强奸犯的态度产生了动摇。但在短暂的和解之后，读者又会读到这样的亨伯特：在洛丽塔要求与亨伯特做“小时候做过的游戏”时，作为一个父亲，选择的不是教育、规范，却是“装出更大的愚蠢，任她为所欲为”^[5]90，以“坚定地确定小仙女危险的魔力”^[5]90。亨伯特还向读者辩解，是洛丽塔诱惑了自己，而非自己诱奸的洛丽塔。可是每一位读者都心知肚明，即便是幼稚无知的洛丽塔提出了性的要求，作为一位成年男性，他完全可以拒绝洛丽塔的请求。可惜，亨伯特并不是那样一个正直的人。在书的第二部里，读者将听到亨伯特大胆地高喊洛丽塔是自己的“溺爱坏了的小女奴”^[5]124、“宠物”^[5]106甚至是“姘妇”^[5]55。亨伯特带领我们在他的道德迷宫里左右摇摆，我们能读到亨伯特没有得到洛丽塔时的横溢的下流肉欲，成为情人后含情脉脉，也体验到他嫉妒的占有欲，甚至逼迫一个小女孩放弃自己的学业、爱好和童年与自己厮混，利用自己的主导权去限制洛丽塔的自由。末了，亨伯特还会展现出对于毁灭了洛丽塔人生的忏悔。

但亨伯特的罪恶，真的是那般违逆人性、不可原谅的吗？“你永远指望一个杀人犯写出一首妙文”^[5]3，这些表面看似矛盾的因素都和谐地共存于亨伯特一人身上。与其指控亨伯特这些矛盾的表现是巧言令色地欺骗读者，不如静下来去试图贴近一个施害者的内心。弗洛伊德认为，我们每个人的潜意识里都有原始的性欲，只是“本我”和“超我”压抑了这欲望的释放。亨伯特拥有对少女洛丽塔的欲望，只是他放纵了自己的兽性，而我们比亨伯特可能只“优越”在我们拥有理性和道德。但压抑欲望不代表没有欲望，亨伯特所经历的心路历程，在某些时刻或许会与我们的感触重叠，也影射着我们每个人潜意识中可能存在的黑暗角落^[8]。亨伯特身上的矛盾，也是实际存在于人性中的矛盾。

初恋乐园：爱恨交织的惨剧

在《房思琪》中，我们能够读到房思琪身上的分裂。房思琪在第一次被强奸之后选择没有告诉任何人，而是告诉自己要爱上老师以解决自己内心的矛盾和痛苦。李国华告诉房思琪这是爱她的方式，并错用文学中的各种典故，来形容他们之间的“爱情”。房思琪知道李国华的庸俗和丑陋，“刘墉和剪报是不能收服我的”^[3]28，但是她却这样告诉自己，“我已经脏了。脏有脏的快乐。要去想干净就太苦了”^[3]28。结果，房思琪真的在“恨”之中“爱”上了李国华。她观察老师的胡茬和衣服，在每天临睡前给老师发晚安短信，甚至会在别的男孩搭讪时称李国华为自己的“男朋友”。这时，房思琪的灵与肉似乎矛盾地结合在一起了。但是，处于另一面的李国华爱的是什么呢？他爱的是她们身上年轻的力量，是无限罪恶的欲望，是没有“灵”的“肉”。房思琪刚刚认识李国华时才十二岁，她没有把被性侵的事实告诉别人，反而将这个关系延续了下去。社会对于强奸话题的逃避是一方面，房思琪本人的撕裂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她觉得自己是“脏”的，为了摆脱掉身上的肮脏痕迹，最好的办法是蒙蔽自己的双眼，告诉自己，这确实是老师爱自己的方式。但理性又告诉房思琪，她恨老师，她厌恶这一段关系，李国华毁掉了自己的人生。在爱和恨的分裂中，房思琪走向了精神病的深渊。

“许多政治主导的方法如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及批评本身就依赖于对一些伦理价值的召唤, 比如平等、尊重、责任等”^[12]。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也可以推断，女性主义视角下的文学也具有对于“伦理价值的召唤”。虽然林亦含曾经在访谈中表示过自己与“女性主义者”的区别，她认为自己的作品与女性主义的作品不同，不是用来发泄这种“比较干净的、可以点燃人内心的”的一种情绪。但是为了讨论的方便，笔者还是希望借用一个更加宽泛的女性主义的定义，来对《房思琪》进行不太准确的范畴概括。正如女性主义是政治性的、伦理性的一样，《房思琪》是一部有着伦理诉求和价值召唤的文本。它通过展现一个女性无能为力的世界样貌，以求得社会对于施害者们的谴责。或许没有人能想到一个女孩会爱着强奸她的人，林亦含则在《房思琪》中告诉我们，房思琪确实爱着李国华，而且她正是因为爱着李国华才会疯掉的。爱上杀人犯似乎是一件荒谬的事情，这并不奇怪，而且在某种程度上，爱上杀人犯是合理的。毕竟，“要去想干净就太苦了”^[3]28。自尊的房思琪不希望自己是一个不完整的形象，她将自己化为“他者”，附庸在了李国华的身上。作为“他者”的房思琪一旦失去了自己的独立的身份，便毫无选择，于是任由自己堕落下去。房思琪的挣扎和痛苦就是这样一部无能为力的惨剧。

结语

布莱希特在《阅读信札》中这样写道，“毫无疑问，/一个戴罪的唱歌之人，也会有美妙动听的声音。但是/还是将要死去的天鹅的声音最为动听:/ 它唱着，没有任何担心/和惧怕”^[10]461。亨伯特就是那“戴罪的唱歌之人”，而房思琪则是那“将要死去的天鹅”。无论是《房思琪》，还是《洛丽塔》，探讨的都是关于恋童癖之中的伦理问题。恋童癖是罪恶的，但是“罪恶”一词本身的内涵远远超过了其外延的狭隘定义。罪恶并不是非对即错的规矩，当作为个体的人参与其中时，会遇见超越罪恶本身的更多难题。要理解恶，文学是最好的途径，《房思琪》与《洛丽塔》便是我们理解恋童癖之恶的一面窗口。从中，我们不仅能窥探到人性的丑陋，也能在其中或多或少发现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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