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潔工|調查指轉工難、待遇差 工會倡政府助建就業資訊平台

香港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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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酬低、轉工難、乏議價能力,是業界工人常遇困難。有工會調查顯示,近五成受訪工友從未轉工,即使轉工亦要依賴熟人介紹,當中逾半人因照顧家人而拒跨區就業。工會建議政府與地區社福機構,建立區內就業資訊平台,增強工友對勞動市場認知和議價能力。

(原文刊載於集誌社)

文|集誌社記者

今年 63 歲的群姐從事清潔工已 22 年,曾因要供養年邁母親,過著打一份全職、三份兼職清潔工的日子,每星期六天通宵工作,只換來月入約 2.7 萬元。母親去世後,她拒絕再被外判商剋扣工資,終在朋友介紹下覓得另一份全職清潔工,目前月入萬三元的她自覺年歲漸大,已不願再轉行,「 如果後生一早就轉走咗!」

薪酬低、轉工難、乏議價能力,是業界工人常遇困難。有工會調查顯示,近五成受訪工友從未轉工,即使轉工亦要依賴熟人介紹,當中逾半人因照顧家人而拒跨區就業。工會建議政府與地區社福機構,建立區內就業資訊平台,增強工友對勞動市場認知和議價能力。

近半受訪清潔工友從未轉工 逾半因照顧家庭未能跨區上班

清潔服務業職工會在今年 1 月至 8 月調查本港清潔工人轉工情況,收集到 182 份問卷和訪談了 11 名領展及港鐵外判清潔工,年齡平均中位數為 60 歲。研究發現有近半(48%)  工友從未在行內轉工,當中的 56% 受訪者擁有四年或以上年資,即使轉工也主要依賴朋友介紹。工會指清潔工較少轉職,原因包括工友擔憂陌生環境、工作能力不足、人事關係轉變等等。

除新工作環境令工友卻步,工作地點也是重要考慮。調查發現有 55% 工友不會考慮人工較高、但需跨區上班的工作。11 名接受訪談工友中,有 10 人都肩負照顧家庭成員的責任,因而無法到遠離住所的地方工作。

清潔服務業職工會研究員林小薇引述調查指,有工友因需照顧家庭,寧願選擇同區較低薪酬,而放棄一份月入多 2000 元、但需搭 20 分鐘車的跨區工作。受訪工友中,有 60 多歲的女工友,午飯時間需回家照料行動不便的丈夫,因而無法到離居所較遠的地方工作;受訪時她即使正受傷,仍打著兩份工以維持家庭生計。

行內資訊不流通 轉工依靠「搭上搭介紹」

工會指行內就業資訊不流通,工友即使面對薪酬待遇不佳,因擔心被解僱或遭報復、詆毀個人聲譽,亦不敢申訴或轉工。從事清潔行業 22 年的群姐說,在這一行「識人」最重要,若無人脈要轉工是件「麻煩事」,要透過朋友介紹相熟工友工作,「因為你熟悉,同嗰班人做冇問題,冇咩事都唔會轉。」她試過靠報紙搵工,但留下聯絡方法一般再無回音。曾任職清潔工管工、清潔服務業職工會會長黃迺元解釋,清潔公司現時仍靠「搭上搭介紹」聘請工友,一般要無人應徵、才會登報請人。

黃迺元又補充,外判制度進一步令工友難以反映問題,「佢哋唔知除咗可以同管工(直屬上司)講,可以同邊個講,唔通真係樓下捕住間公司個經理或老闆咩?」。他又指工友合約所列明地址,很多時與實際工作地點不一,不少工友直至離職仍不知道僱主是誰。他直言類似情況在業內常見,行業內部資訊匱乏令工友更難捍衛自身權益、爭取更好的薪金和福利待遇。  

入行 22 年的群姐形容,從事清潔行業「識人」最重要,若無人脈要轉工是「麻煩事」。

倡政府與社區組織建就業資訊平台

林小薇指調查還發現其他問題,如領展旗下外判清潔工出現薪酬不一現象、有業界公司以低於市價人工招聘外勞等等,長遠會拉低工友薪金水平。她強調,清潔工面對人工、工作環境等挑戰, 「清潔行業被視為厭惡性嘅工作,但呢份工好難去搵人入行,待遇唔係應該要好啲咩?講緊嘅嗰個待遇,係有冇尊重工友係一個人。」

工會建議政府改善清潔工友的工作環境和薪酬待遇,如推動獲資助社區機構建立區內就業資訊平台,令工友更掌握區內市場狀況、增加議價能力;提供更多培訓、職業發展支援,助清潔工人建立人際網絡;以及推動社區為本的長者就業支援,加強支援照顧者等等。

黃迺元指外判制度下,工友資訊匱乏、甚至不知僱主是誰,令工友更難捍衛自身權益。
集誌社檔案:打四份工、每日工作 18 小時、一周通宵六天的日子是怎樣的?

今年 63 歲的群姐從事清潔工已 22 年,在朋友介紹下,現時全職在一間中醫診所做 「in house 清潔工」,每周工作六天,每天上班九小時、包一小時放飯,「做完嘢冇人會出聲」。月入萬三元,平均算時薪約有 55 元,不用再被外判公司抽佣扣糧。

不過約在七年前,群姐也有過日打四份工的艱苦日子。當時她要供養住護老院舍的母親,要返一份全職、三份兼職清潔工,幾近無間斷工作、中間只有數小時休息。當時一周五天,她早上 6 、7時到中環一間美容院打掃至 9 時;相隔六個鐘後便馬不停蹄上班,下午 3 時半先到佐敦診所,診所下班後她便到銅鑼灣美容院清潔;晚上 11 時趕到港鐵車公廟站通宵上班,直至翌日早上又返回中環新的工作天。這樣日復日的辛勞工作,月入約 2.7 萬元,夠她繳付護老院費、母親和自己的生活費。

群姐當時任港鐵任外判清潔工,月薪原應有 2.3 萬元,但被外判公司扣除逾一半薪金作中介費後,實際只收到約 9000 多元,她無奈問:「點解香港清潔工要外判呢?啲老板全部都剋扣,好無良⋯⋯」

當時車站地板、垃圾桶、洗手間和電梯都是她的「管轄範圍」,群姐最深刻的是每晚的洗地環節。為免水浸電梯,清潔工不能使用水喉洗地、要先用水桶到洗手間運水,一桶桶搬上手推車,加入漂白水稀釋後,由一個工友在前面拖地、兩個工友在後面抹乾。整個過程可用上十幾桶水,群姐憶述在炎熱的夏日、站內冷氣關掉又沒有風扇,拖地一個多小時後,總會身水身汗。她歸納說這樣工作一整晚,全無休息、吃飯的時間,「香港清潔工真係好淒涼 」。

母親離世後,她不用再打四份工。但清潔工作對體力要求高,她為什麼仍堅持在這行做下去?群姐自覺年歲漸大,不願「轉嚟轉去」,「 如果後生一早就轉走咗!」又形容清潔是一門專業,「我冇諗過唔做,做到做唔到為止,如果冇咗我,你話個地方會幾核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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