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之年叩问悲剧之源

灾难/苦难——元苦难：悲剧结构（人为性，无知性，重复性）——哲学热与哲学性——“第三只眼”：超界、升维、进阶——个人主义意识形态、自恋人格综合症与理解力贫困综合症——“老大哥的眼睛”或“监控资本主义”——主权在“习惯”——两种帝国形态的终极之战——以爱、正义与创造性为基础的“新人格”（Neo）成为必要。

一切正在变得显而易见，泾渭分明，抑或“你死我活”。

“子之所慎：斋，战，疾”，如今，瘟疫、战争，已次第爆发，那么，我们离饥荒还有多远呢？这不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不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而是一个本可以更好却正在变得更坏的悲剧时代。2022年，虽然只是刚刚开始，却可以说，无疑已经成为典型的“悲剧之年”。

悲剧总是一种苦难，但一种苦难未必是悲剧，其中的区别是，在我看来，悲剧是“苦难的苦难”，或者说“元苦难”（meta-suffering），它具有二阶性，指的是行动者（agent）陷入了一种从自身反思的角度来看貌似是不可避免、无法抵抗但实际上并非是不可避免、不可超越的苦难过程，与此相应，哲学正是诞生于力图叩问并穿越“貌似”抵达“实际”、透过“现象”抓住“本质”、“回到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以最大可能地避免那些可以避免的苦难的反思意识、自由意志和主体精神（subjective spirit），旨在把“被命运扼住咽喉”扭转/转型为“扼住命运的咽喉”，转危为安，逢凶化吉，遇难成祥。所以说，作为思想作品的悲剧与哲学往往是成对儿出现的，正如曾经古希腊所体现的那样，或如今我们正在遭遇的这样——一极是悲剧性、一极是“哲学热”，但目前这还只是一种只有哲学史而没有哲学性的哲学热。

 悲剧之所以是悲剧，它至少有三个最基本的构成性要素：人为性、无知性和重复性。可以简记为“悲剧（人为性，无知性，重复性）”这样一个的三元组。

1）所谓“人为性”，即是说，凡是称得上是悲剧的苦难之性质并非是“天灾”，而是“人祸”，之起源并非是“自然”，而是“人为”，例如，地震，海啸，飓风，或陨石撞地球，尽管往往会带来毁灭性的人员伤亡，以及幸存者的沉重创伤，但一般来说，这不能叫作（人为的）“悲剧”，只能叫作（自然的）“灾难”，而人类内部的互害、战争以及“大屠杀”等自相残杀，则是不折不扣的、人为的悲剧；也就是说，悲剧是出于人类之有意识的选择与积极行动而带来的反噬到自身的苦难后果，并非是“依自然的”（by Nature），也不是如霍布斯所说的“自然状态”（Nature state），因而并不是不可避免的，所以这个锅不能让老天爷来背，而那些把人祸甩锅给老天爷的不当归因方式甚至以知识与科学的名义坐拥无数信众本身也是一种人间悲剧。当然，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天灾”与“人祸”的区分并不是绝对的，而是具有一定的相对性，例如，即便是大地震或陨石撞地球，人类依然可以凭着自身对于自然规律的理解与科技水平的提升，尽可能地把灾损降低到最小。如果已经具备了相应的技术条件，却未加运用或操作不当，那就依然还是人祸。

2）所谓“无知性”，这是悲剧的核心要素，例如，俄狄浦斯弑父娶母的情节便是深刻地刻画了无知所造成的悲剧，最终，俄狄浦斯戳瞎了自己的双眼，这象征了“肉眼”的不可信任与被弃绝，因为它只会停留于事物之表象或人为之假象而难以洞见（insight）其本质或真相，这同时也象征了要理解事物之本质/真相的渴望与意志，或对于理解力（understanding）、理性（reason）与智慧（wisdom）的需要之觉醒，那些意欲超越一双肉眼的“心灵的眼睛”（Nous）、“第三只眼”、“天眼”、“全知之眼”、“全视之眼”或“上帝之眼”等之类说法与形象即是其象征，赫尔德琳也曾解释说，俄狄浦斯因失去了双眼而“多了一只眼睛”，海德格尔则接着说，“俄狄浦斯自行戳瞎双眼，就是让自己走进光明”。准确地说，这里的“无知”指的是悲剧当事人对于自己无知的无知，也就是一种“二阶无知”或“元无知”（meta-ignorance），自以为自己知道自己知道但事实却是不知道自己不知道，该区分的未能区分开来（例如自然的与人为的、重要的与不重要的、真实的与虚假的之差异）、该联系的未能联系起来（例如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之间更深刻的“合一”），这种自以为“是”（Being）恰恰正是犯错的心理根源，苏格拉底的“认识你自己”（按福柯的知识考古，德尔菲神庙的本义是“人类啊，你要有自知之明”，也就是说，人类啊，要明见自身的限度，可别把自己僭越为神）与“自知无知”正是从“无知”走向“有知”（知识）的心理动机和起点，并由此诞生了“求知的意志”与“问答的方法”（辩证法）。

3）所谓“重复性”，既然人类依自然（by Nature）而有一种有限性/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和无知性，不可能达到上帝那样的无限性和全知性/完美理性（perfect rationality），那么，于人类而言，不仅有“自知的无知”，必定还有“无知的无知”，犯错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也是获得知识与走向真理之不可或缺的环节，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凡是“第一次”犯错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不能叫悲剧，只有那些不能“吃一堑，长一智”而导致不断重复的甚至是“永恒轮回”的灾难才叫悲剧（或闹剧），而“习惯就好”，把“习惯”当成了“自然”，把“人祸”当成了“天灾”，那些不以悲剧为悲剧的只能叫闹剧或荒诞剧了，可怜，又可笑，可悲，又可恨。那想一想，中国历史上一再重复的“治乱循环”与西方资本主义的周期性危机是一种什么“剧”呢？但要洞察这一切并做到公允的评判，则需要一种更深层次（under-）与更高视角下（meta-）的反身而观，而这种对“反身而观”与“更深层次与更高视角”的探寻同样是哲学的意志与方法，与《中庸》中的“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和《尚书》中的“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精神是一致的。虽然赫拉克利特说过，“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注1），但是，我们在看历史时，却不能只是看“历史的长河”中的“流变性”（Becoming）和差异性的河水（事件/史料），更要看河水中至少是具有相对的“不变性”（Being）和同一性（重复性）的流形与河床（结构/史释），以及河流与河床之间各自的可塑性与相互的塑造性，这便是不再停滞于“二元对立”的“新哲学”之意志与方法，否则，我们就会对自身历史中的“悲剧”（重复性）缺乏应有的问题意识与超越精神。

 如果我们关于悲剧（人为性，无知性，重复性）这个三元组的界定是正确的，那么，我们从中就可以看到，它恰恰隐喻了人类被赋予了相对于或高于“自然”（nature）/“必然王国”（理性）的“自由”（freedom）/“自由王国”（创造性），也就是说，自然是人类的母体，但人类却可以反身介入自然，在自然的因果链条之间发挥自身的介入性（intervention）、能动性（agency）和主体性（subjectness）——可以是建设性的，创造性的，善的，也可能是破坏性的，毁灭性的，恶的，而后者便是悲剧，是自由的滥用，是主体性的匮乏。假如人类并不具有这种自由度的话，那么，一切便都是命定的，决定论的，宿命论的，按部就班的，千篇一律的，人与动物也就没有任何区别了，也就无所谓悲剧不悲剧的了。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这样的悲剧（人为性，无知性，重复性）不仅是一个静态的三元组，也往往会成为一个动态的、自指的和自我强化的三元螺旋，例如，我们在评价一个人或一种文化时，不应看其“是否会犯错”，而应该看其“是否能容错”，假如不容错，那就不敢犯错，久而久之就会形成“有事就躲、有错就捂”甚至是“嫁祸于人或天”的惯习，因而也就会丧失“自我纠错”的意识和能力，那就只可能是陷入一种“无知的无知”（愚蠢）的恶性循环而不能自拔，即便是撞上了南墙也会心安理得地自我合理化为是“天注定”或“基因决定论”，这等于是说“反正我自己是没有任何责任的”，于是乎，悲剧结构自身便仿佛是具有了自主性（决定论）、命定性（宿命论）和重复性（“太阳底下无新鲜事”）。在这样的循环往复的悲剧的螺旋中，就会孕育出两种基本的人格倾向：一种是权威性人格或宗教性人格，具有依附性、顺从性和耐受性及“强迫症”的特质（神经质），预设了个人（自我）在其中注定是无能为力和无足轻重的，也即不同版本的决定论-宿命论式的心理原型，这在迄今的人类文化中已经成为了“主流”（mainstream）；一种是自主性人格或哲学性人格（哲人），具有反思性、批判性和创造性及“艺术家”的特质，也即自由意志论-主体论式的心智原型，预设了个人（自我）在推动变革的意义上是可以有所作为且责无旁贷的，且不管最终是不是实现了自己的使命，遗憾的是，这在迄今的人类文化中依然还只是“支流”甚至是“异端”，只有在古希腊，哲学性人格（哲人）才得以出生和成长，但遗憾的是，它由于是以“二元对立但一元决定论”为范式以至于最终造成了自身的夭折（“哲学已死！”）。那么，21世纪的今天，我们这届人类为了克服和超越自身的悲剧，就必须在自己身上实现哲学的复活与重建——只有完成未完成的哲学，才能走出没走出的悲剧。

从上面的讨论，我们已经明确，“无知性”（对自己无知的无知）概念位于“悲剧”概念家族的核心，从信息论的视角来说，“无知性”意谓着信息匮乏，而这又意谓着熵（无序性）和不确定性，意谓着该“差别”对待的被混在了一块，该“同一”视之的被割裂不顾，范畴、层次、是非、真假、善恶、美丑等被完全混淆乃至颠倒了，正应了《红楼梦》中“真作假时假亦真，假作真时真亦假”，现在这被学院派叫作“后真相”或“无真相”。但从主体论的角度来看，“无知性”则是理解力匮乏的症候，正如那句“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乏发现美的眼睛”，事实上，信息就在那儿，即便是被遮蔽或加密，而遮蔽与加密本身也是一种信息，就像电子计算机的密码于量子计算机而言不再是密码一样，低阶的加密对于“高阶的眼睛”（第三只眼）来说便不再是秘密了，只要是具备了更高阶的理解力，即便是最隐蔽的信息也是可以去蔽的，可以破解的，例如，人们常说的“反着看”和“站在高处看”即是解码方法之一。那么，对于一个人来说，最根本的解密或解谜方法，就是不断驱动自身理解力的超界、升维和进阶，这在现实的生活中，这意味着要有勇气迈出自身既得利益或既失利益所构建的虚假身份认同和所谓“舒适区”（其实即是the Matrix），以爱、正义与创造性的“新人格”（Neo）不断地去拓展和提升自己的信息圈层、生命连接和精神境界。众所周知，整个全球化的世界的现实情况，正好是与此背反的，近代以来的个人主义意识形态和新技术的加持正在不断再生产着绝大多数原子化的“自恋人格综合症”，而这个症候硬币的另一面即是“理解力贫困综合症”，这可以说即当今世界在个人、家庭、组织、国家与全球诸分形层次上的悲剧的总根源。换句话说，这个世界的日常状态中已经几乎是“只有个人”即只是追逐自我利益最大化的个人主义的人格层次而没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家庭”、“国家”和“天下”（全球）的人格层次，因而变成了一个彻底的霍布斯式利维坦和达尔文主义的丛林。

财富的增长、互联网的发展与社交的媒体化，不仅没有提升反而是恶化了人们的理解力，加深了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力鸿沟，尽管“理解力贫困”是普遍的，但其内部是一个有差等的“差序格局”，矮人国里也有自己的等级制金字塔。对此，那些所谓的以“智识生产”为己任的学院知识分子也就是塔勒布眼中的Intellectual Yet Idiot（痴识分子）当然负有直接责任，他们不仅没能解决问题，反而是成为了问题的一部分。近代由物理学-生物学-经济学-（病态）心理学-脑科学所主导的世界观与知识范式，严重地削弱或消解了人类“在世界之中”的主体性问题、理解力问题和“意识问题”。随着“自由却不自知无知主义”（Liberalism Yet meta-Ignorance）的“普世价值化”，挟“自由”或“市场”之名的盲目行动的递增以及作为其必然后果的信用递减与信心溃散，即所有的领域和层次中的欺诈、冲突与撕裂，体现为此起彼伏的“暴雷”和“崩盘”，其逻辑后果是所有的经济-金融问题（低阶）最终会诉诸一种政治-领袖解决（高阶），这进而必然会引发一种由外在的“克里斯玛式”领袖来治理和引领的政治必要性，但就现有的政治哲学形态所供给的思想资源和全球政治格局而言，所谓的“政治解决”最终几乎会必然滑向“战争解决”，正如那句政治名言：“战争是政治的延伸”。但我们也可以说，战争（暴力）正是人类的理解力（理性）匮乏和信息匮乏（熵增）的最终表现形式。

  对于任何一个社会而言，都至少需要“最低限度的秩序”作为条件才能够运转，当作为众数的个人之间的内在理解力-人格条件（例如各种由无知和愚蠢导致的短视、任性和欺诈）不足以“自发地”支撑和再生产这样的“秩序”要求时，那必然就会需要一个外在的统治者通过强制性和规训来保证这样的秩序条件，这就像是国内公路上的刮擦事件往往不能通过双方自治协商解决而需要一位交警到场一样。但同样是基于信息论的视角，对于任何的统治者来说，信息都是不可或缺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所以，他们总是专门有一套信息采集-监控系统，这就内在地产生了“老大哥的眼睛”或“监控资本主义”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但问题在于，这样的结构一旦产生，它就会有自我持存的惯性，进而再生产“理解力贫困”的条件来维持自我持存的必要性，这就像是军事/警察存在的必要性需要战争/犯罪状态来维系一样，而“理解力贫困”之再生产的条件则是以产生比较性眼光的多元性视角的消除而造成“一种视角，一个声音”为代价的（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诺瓦里斯：“一切认识、知识均可溯源于比较。”），例如，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干的就是这一套，这就是俗称的“洗脑”，或者好听一点的说法即“教化”（教育），它的目的不是提升而是摧毁人们的理解力和社群能力。说这是“阴谋论”也好，“阳谋论”也罢，它就在那儿盯着你，“High tech is watching you”，“拿捏得死死的”，这是历史上已经诞生的悲剧结构使然也，要是不换结构只换人，只换人不换头脑和文化，那换了谁也将依然如此，即如《德川思想小史》中所记述的“‘然则此社会主权者为谁？……若高眼明识之士在，则必曰，非天子，非诸侯，非士农工商，必有别存之物。其物为何？曰：习惯是也。’（《新日本之青年》）”，这话并非仅适用于日本，而是适用于人类迄今为止的整个文明结构。

颇为讽刺的是，我们从中看到了一个吊诡的怪圈：被抛进这个问题重重的世界之中的人们，如果不睁开自己内在的“第三只眼”（心灵的眼睛，哲学的眼光），不提升自己的理解力（超界、升维、进阶），那么，代价就是它会倒转为一双外在的“老大哥的眼睛”，即微观上的“理解力贫困”状态的积分形式在宏观上的倒转和补偿，而阿伦特所说的“恶之平常性”（the banality of evil）则是"老大哥"(罪恶版的克里斯玛人格)在日常生活和官僚政治中的微分形式，正如一位法国的组织学研究者所指出的“哪里有不确定性哪里便产生对权力的需要”，然后，形成一个如咬尾蛇般的自我指涉、自我强化和自我吞噬的封闭结构，直至因不可避免地会持续内生的欺诈（信息失灵）之深化和蔓延（熵增）而导致最终的崩溃（热寂），然后，往往是“新瓶装旧酒”地重建，然后再崩溃——这在东方体现为“周秦帝国”的不断倒塌重来，在西方体现为“罗马帝国”的不断倒塌重来——这就是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世界，而我们此刻正在遭遇的便是这两种帝国形态之间的“终极之战”和悲剧结构，这也是我们——作为人类——的“历史的共业”，是以爱、正义与创造性之“新人格”（Neo）未被启蒙或被弃如敝屣后的必然命运，是自轴心时代以来的人类文明到头了的必然症状（参见：内卷、躺平与破防：这一波人类文明到头了）。雪崩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诚哉斯言。

注1：赫拉克利特说“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这在微观层次上是对的，但在宏观层次上而言，河水流动的“形式”（form）或者说“流形”（manifolds）与河床的构造及其相互关系结构，相对于变化与差异的河水之“质料”/物质（material）而言可以说是不变的、同一的。了解点西方哲学史的人都知道，在古希腊哲学中存在着巴门尼德的Being与赫拉克利特的Becoming的经典对立以及后来的顾此失彼的柏拉图“两个世界”（可知世界支配可感世界）、基督教“双城记”（上帝之城支配地上之城）之二元对立，这其实是形而上学的一元决定论和绝对主义心理，后来在黑格尔那里转换为历史化的“绝对理念”，在尼采那里转换为历史化的“绝对意志”（权力意志），这何尝不是一种“西方式二元对立”的结构性重复呢？但实际上，这就像是物理学史上曾经存在的光之粒子性与波动性的二元对立那样，不仅是完全没有必要的，而且是相当有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