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FAT迷思一：「內心」的召喚？

上一篇誇誇了GOFAT的「好」（笑裏藏刀的），從這一篇開始，我們將開啟思維（也是情感！）大挑戰，顛覆這些常識一般的迷思。

關於動機、行動、與二者間關係的迷思

GOFAT最大的問題在於認為，總是有一個預先存在的動機引導著行動。不過，在我們進入關於動機的討論前，我們需要先回顧其他更隱性、但緊密相連的假設，並將之拆解。那就式：對於偏好（利益和價值）以及自我認同的理解。

迷思一：事先存在且穩定的偏好，利益，或價值

如前所述，GOFAT模型中，動機是由利益和價值（經濟學或稱之為偏好），透過某些複雜的心理認知匹配（mapping）過程，而產生的(Whitfold 2002: 329)。這些利益、價值、慾望，常常被預設是清晰的、先在的、穩定的、存在於個體內心。就好像所有成功學裡想像的那個「我知道我要什麼」，自主自信、目標單純又篤定的個體。

然而，如Smelser指出，行動者（actor）的偏好常常是模糊、不穩定的(Spillman & Strand 2013:90)。美國實用主義理論者（American Pragmatists）也主張，利益或慾望是多面向的、個體差異的、從特定的領域中產生，並被周遭的情境所形塑 (Spillman & Strand 2013:87-88, Whitford 2002:339-341)。值得留意的是，這種「情景式的形塑」並不能被化約為更寬泛的社會處境，也不以系統性的方式運作（例如，工人的利益就是被「階級」所塑造）(Spillman & Strand 2013:88)。

援引Dewey的論述，Whitford (2002:325, 327)抽絲剝繭地分析了為何人們的慾望和價值既非「內在」、先在，亦非穩定不變，與「資料夾」模型的想像圖景大相徑庭。下面是其主要論點（但例子是我加的啦）：

首先，生物基礎的衝動並不足以構成慾望，因為慾望是從文化慣習和鮮活經驗中產生、並受其限制的 (ibid.:339)。譬如，「把月亮摘下來」也許是一個會在童話與文學中出現的譬喻，也許會是從小孩子口中說出的願望，但在大部分情境下不是一個共享當代社會的科學認知的人，內心會生發出來的衝動/慾望。進入某一所高等學府、世界幾百強公司，會是成為一些人的理想，對於另外一群人卻是從來沒有進入過他們的慾望範疇——不是因為「沒興趣」（雖然這樣的人也大有人在），而是覺得那是「做夢」。在一個以禮物經濟進行運作的部落裡，「大賺一筆」、腰纏萬貫，也很難成為一個人眼裡的「利益」或「價值」選項。換句話說，在特定的社會情境之下，（被認為）在一個人的生命中不可能發生的事情，就不會成為這個人的慾望或動機。

既然慾望升起於、倚賴於特定的外部情境，它們就不能只是個人心智中的「穩定原初材料」(ibid.: 339-340, 345)。相反，它們是在當下、進行中的、嘗試性的行動中，隨著行動衍生的新資訊而時時調整 (339)。情慾也許有生物基礎，但將任何身心內萌動的感受，認知為性慾、情慾、心動乃至愛情，都需要先有相應的社會文化的框架。誰是可欲的對象，也是極仰賴、受制於社會文化的。有人會說，我是天生的同性戀者/異性戀者。但沒有人是生下來就知道的，對於哪種性別或哪些特徵的對象會產生情慾，是在碰見令你萌動的人之後才曉得，而後才有各式的（基於文化框架的）認定和標籤：這是好感，這是crush，這是慾望，這是愛，這是同性愛，這是異性愛⋯⋯

相似的，價值也不是一個一成不變的規範性領域，而是回應於特定情形而不斷反思重整，無法從日常生活中剝離出來 (Whitford 2002: 341)。（或許這就是為什麼，人們常常有「雙標」的情形出現吧？）

Shapira與Simon的案例研究《學會需要一把槍（learning to need a gun）》（Shapira & Simon 2018) 就非常精彩地呈現了慾望和需求從認知上（cognitive schemas）、也從身體上（embodied experiences）形塑出來的過程。作者們訪談了46位日常攜帶槍支的人，並且在槍械培訓學校進行了33個月的田野研究，細緻展現出培訓的社會及物理環境、人際互動、訓練實操、身體經驗，是如何為他們的學員形塑、乃至創造出圍繞著槍支的一系列慾望、利益與價值，也就是對於日常隨身攜帶槍枝感到「可能」、「舒適」、「安全」、「正確」、以至於「必要」。

在他們的研究中，多數受訪者都表示自己擁有槍支是為了自衛，並出於一種對於社會治安的不安全感。這種不安全感是在課程中被強化的，譬如講師會播放一個女性被兩個黑人男性襲擊的影片，來告誡學員們人是「脆弱的生物，很容易被摧毀」。即便對於原先已有不安全感的學員，這些課堂亦是一記關鍵的警鐘（a wake up call）。和已持槍朋友的交談也是一種助推的重要情境：從未想像過自己擁有一把槍的受訪者，在一場交談後感到了對槍的需要，甚至必要（只有擁槍才可以應對在半夜三點被闖入家中的盜匪，才能履行保護家人的責任）。另一方面，對於槍支本身的擔憂和恐懼、「槍支危險而致命」的認知，則在槍支使用的教學中被逐漸替換成「只要持槍的人小心、謹慎、負責」即可的概念。（莫名想到反核與擁核論述？）與「槍能救人」、「持槍者是負責的公民」的觀念逐漸深入他們內心同時，他們從顫顫巍巍、緊張不安地第一次握起手槍，到一次次地射擊練習，對於持槍、射擊、攜槍的身體體驗越來越習慣、熟稔、舒適、乃至愉悅。在這個過程中，關於持槍與用槍的「需要」或「渴望」，才真正在一個人的身心生長成形。

。。。未完待續，敬請期待。。。

本文翻譯自本人於當代社會學理論課期中報告，有修改。

參考文獻：

Shapira, H., and S. J. Simon, 2018. Learning to need a gun. Qualitative Sociology 41: 1-20.

Spillman, L. and Strand, M. 2013. Interest-oriented action.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39: 85-104.Swedberg, R. 2005. Can there be a sociological concept of interest? Theory and Society 34: 359-390.

Whitford, J. 2002. Pragmatism and the untenable dualism of means and ends: why rational choice theory does not deserve paradigmatic privilege. Theory and Society 31: 325-3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