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建：為什麼愛國—— 1899年梁任公的《愛國論》有感

（珍藏在美國國家博物館·史密森尼博物院的老照片，記載了八國聯軍1900年8月14日攻入北京城的歷史瞬間；圖片來源於網絡）

網絡上有一張當年八國聯軍攻入北京城的照片，它收藏在美國國家博物館。照片記錄的是八國聯軍1900年8月14日攻入北京城的一個場面。聯軍士兵沿著城牆下面的下水道進入城裡，魚貫上岸，河沿一側則是一群民眾，彷彿看西洋景一般圍觀。

此時，中國已與聯軍各國成為交戰國，分屬交戰兩邊的民眾與士兵，自然成為敵對的雙方。

然而，這張照片提供的信息是，民眾並不敵視這些「侵略者」，更談不上同仇敵愾，他們毋寧是漠然的。是的，眼前發生的這一切和他們又有什麼關係呢，因而他們純粹就是一群看客。

國家蒙難，京城的民眾沒有任何愛國表現，甚至還出現了帶路黨，比如是誰領這些外國佬從不為人知的下水道入城，反而成了圍觀的看客。

看客一詞20世紀以來早已成為「國民性」的一種表徵，在他們身上體現的是麻木、冷漠、愚昧。就這幅照片，如果我們還蹈襲這樣的詞彙，至少對他們來說很不公正。因為這張照片內涵著的問題不是國民性，而是國體性。或者說，20世紀我們批判的國民性問題，歸根到底是國體性。甚至，這張照片本身就可以解構國民性，因為他們本來就不是這個國家的「國民」。

愛國和愛國主義可謂20世紀中國最強勢的政治話語，永遠立於政治正確之地位，而且無可質疑。但，愛國的愛，如果是一種自然情感；那麼，國是什麼，這個問題，卻不是一個自然問題，而是一個政治問題，必須一問。畢竟愛有時是盲目的，而且容易被盜用。因此，當我們如果可以把愛國視為一個問題，我們不妨聽聽前賢的聲音。

還是在邁入20世紀前一年的1899年，時為26歲的梁啓超（1873-1929）作過一篇洋洋灑灑的《愛國論》：「愛國心烏乎起，孟子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惟國亦然，吾國則愛之，他人之國則不愛矣。是故人苟以國為他人之國，則愛之之心必滅，雖欲強飾而不能也。苟以國為吾國，則愛之之心則必生，雖欲強制亦不能也。」

在任公看來，民眾愛國不愛國蓋在於民眾把這個國家當作是「吾國」還是「他人之國」。

很顯然，以上述照片為例，那些圍觀者並沒有把他們所在的這個國家視為「吾國」。華夏吾族，歷來家國合一。設若那些洋人士兵進入的是他們自己的家，他們還會這樣漠不關心嗎。換言之，假如他們所在的這個國家讓他們以之為「他人之國」，那麼，我們又憑什麼指責他們麻木冷漠和愚昧呢。

國民性是一個偽問題，正如國體性才是一個真問題。這個「體」不是別的，它指的是國家政治制度。對周秦以降的皇權專制，任公多有批判。在寫於同年的《論近世國民競爭之大勢及中國前途》一文中，開篇即論「國民與國家之異」。

就國家而言，任公從國家源起角度對專制政體的「私天下」進行了批判：「國家者，以國為一家之私產之稱也。古者國之起源，必自家族。一族之長者，若其勇者，統帥其族以與他族相角，久之而化家為國。其權無限，奴畜群族，鞭笞叱吒。一家失勢，他家代之，以暴易暴，無有已時。是之謂國家。」這樣的國家，沒有國民，只有子民。但，作為對應，子民也只能把這樣的國家視為「他人之國」。

那麼，什麼是國民呢，任公轉從現代nation-state（即「國民國家」，以前我們僅譯為「民族國家」）的角度，作出了這樣的表述：「國民者，以國為人民公產之稱也。國者，積民而成，捨民之外則無有國。以一國之民，治一國之事，定一國之法，謀一國之利，捍一國之患。其民不可得而侮，其國不可得而亡。是之謂國民。」這樣的國民，有自己的權利，如「治一國之事」，也有自己的義務，如「捍一國之患」。

既如此，國民出於自身休戚與共的相關性，亦勢必「以國為吾國」也。

故，回到《愛國論》，任公這樣揭櫫了他自己的愛國思想：「國者何，積民而成也。國政者何，民自治其事也。愛國者何，民自愛其身也。故民權興則國權立，民權滅則國權亡。為君相者而務壓民之權，是之謂自棄其國。為民者而不務各伸其權，是之謂自棄其身。故謂愛國者必自興民權始。」

愛國者必自興民權始，這是一個世紀以來最可寶貴的愛國主張。放在今天，不但尤合時宜，更是閃閃發光。國以民為本，民以權（利）為先。一國民眾，沒有民權，是為子民。擁有民權，則為國民。以國民的身份愛國，是謂民權愛國。否則此國乃「他人之國」，何愛之有。

但，在專制國度，民權不會從天下掉下來，它常常遭遇統治者的壓制。故此，戊戌事變後的任公，以英倫和日本為例警告當局：「非深觀大勢，開放民權，持之稍蹙，吾恐法國1789年之慘劇，將再演於海東西之兩島矣。」

海東西兩島自然無事，但最終有事的是清末。試看那張照片，圍觀民眾所以表現得如此不愛國，蓋在於他們沒有他們當有的民權，因而他們也沒有愛國的義務。「民權滅則國權亡」，清末業已證實了這一點。只是對吾土而言，清末並非專制末，清末已而專制未已。故任公的警告其實也是對後來專制的警告：統治當局「務壓民之權，是之謂自棄其國。」

（邵建，金陵教書匠。出版有《胡適與魯迅——20世紀的兩個知識分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