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雲飛：讀經與宋代江西神童產業

（一）

今天江西以鄱陽湖與上饒為核心的地區是古饒州、信州所在地，沒有比來這裡談教育更意味深長的了。你們也許會驚訝，我為何如此說呢？我講這個地方宋代神童的生產鏈，是不是與今天教育的弊端與病灶無關呢？不是的，今天有些人倡導的死讀經，各種培訓班以及沈痾難起的應試教育，如河北衡水中學、湖北黃崗中學等一樣的應試集中營，你不能由此看到一點遙遠宋代神童產業的影子麼？

漢代學者王充在其名著《論衡》裡說：「知古不知今謂之陸沉，知今不知古謂之盲瞽」，他的意思是說，只知道古代的情形而不知曉現代的情況，你就會陷入迂執愚昧的深淵，知道今天的知識而不知曉古代的知識，你就會盲目得沒有歷史洞穿力。太陽底下無新事，觀察我們今天的教育，再返觀古人所做的事，我們不妨看作是一種回證，也可視為祖先們對我們現在生活的某種預演。

神童在中國是個歷久彌新的話題，江西之盛產神童，不僅是古已有之的事，於今亦大有可觀。諸位如不健忘，一定會記得三十多年前的1978年一個轟動整個中國的大新聞，那就是中國科技大學第一屆少年班的招生。這許多的神童裡最出名的就是一位叫寧鉑的人，他就是江西贛州人。他與我同年，我在僻遠的山鄉裡，聽到老師述說他的事跡，簡直視為天神。為什麼會如此呢？科學在中國其實沒有受到真正的重視，因為我們缺少理性、實證以及邏輯教育的傳統。但中國人的思維很特別，把自己看重的東西都供起來，對科學的崇奉也就免不了走向科學至上主義，也就是美國學者郭穎頤所說的唯科學主義。不論是科學至上主義還是唯科學主義，最終多半會蹈入巨大的神秘主義深淵。與此同時，徐遲《哥德巴赫猜想》的走紅，陳景潤思考問題入迷撞電桿的故事，與科大少年班學生在科學學習上的熱情和神奇，自然被許多人當成小說來演繹，點燃了許多人體內的神秘主義焰火。仿照海涅來說就是：播下了科學，收穫的卻是小說。

寧鉑的研究我不懂，他的生活細節我知道的不多，但我知道他作為神童的身不由己。一個身不由己的神童，再神也會被這種身不自由所傷害，因此看到1998年他在央視「實話實說」欄目上炮轟神童教育，就一點也不讓我吃驚。這說明對身不由己所帶來的傷害與掙扎，他開始憤怒，並終於2003年出家為僧。他三次考研不敢進教室，這是害怕失敗，沒有安全感，把他人的議論看得太重的必然結果，也是諸多人促使他成為神童的代價。我不想說他作為神童是否失敗，但他選擇自己所要的道路，只要不是被逼迫的，出家為僧也比在那裡配合大家做所需要的神童形象要好。你若是看過電影《閃亮的風采》，讀過印度作家妮基塔．拉爾萬尼的《神童》，可能會同意我這個判斷。

事實上，與寧鉑所帶來的對神童事件之影響有一拼的，就是你們江西政治家、文學家王安石所寫的《傷仲永》。這篇文章入選中學課本，我們許多人都學習過，但也擋不住社會、學校、家長甚至包括學生自己對神童教育的變態熱愛。非常悲催的是，人類能從教訓裡吸收的營養，實在是太有限了，這樣的錯誤一犯再犯，到了專門愛上錯誤本身的地步。方仲永的天才固然被他父親把他當作賺錢工具來使給害了，但這樣短視的父母何時又曾少過呢？清代學者杜濬的《送黃童子序》裡痛惜圍棋神童黃童子，「為之父者，以貧故，不得已而鬻童子之技，奪其入學之時」，已經很可悲。更可悲的是，其父還不知道，還以此作為向人炫耀的資本。最後如方仲永般「泯然眾人矣」，便是必然的命運。

（二）

很多讀過王安石《傷仲永》一文的人，只把方仲永這種「泯然眾人」、「小時了了，大未必佳」的事，視作是方仲永之父不智的個案來看。其實這是早就有的現象，而且土壤深厚，只不過到宋代愈演愈烈而已。漢代察舉專設童子科，凡12至16歲能博通經典者，即入選孝廉試經而中者拜為童子郎。到唐代開始比較制度化，凡通一經包括《論語》、《孝經》等均可應試，每卷誦經文10題，全通者授官，通七題者予出身。如唐代理財專家劉晏八歲能文，皇帝命宰相面試，驚為「國瑞」，因之授太子正字。宋沿唐習，將年齡放寬到15歲以下，能誦經及詩賦均可應試，先州府報請，國子監驗畢，禮部覆試，最後皇帝御試，間有詩賦，主是背誦經文。至於說授官、予出身或者是免解，那是臨時決定的事。

關注童天才兒童，本來沒有什麼錯，但如何關注，怎麼使其健康成長，卻是大有講究。發現兒童的內在特質，關注他的興趣點，讓他成為自己，而非成人的強制與逼迫，這是非常重要的。但這一點對頗受些全球化影響、個體之權利逐漸受到重視的今人，尚且不容易做到，況乎傳統農業社會下，交流稀少，思想較為大一統的古人呢？有人說中國人沒有終極意義上的宗教信仰，包括傳宗接代在內的祖先崇拜，才是中國人的真正信仰。這信仰看上去似乎高大上，但像七寶樓台，你若拆下來，只不過如土委地，一地灰塵。祖先崇拜的實質是什麼呢？在我看來真正的內核就是活命哲學。活命哲學走到極端就是機會主義與實用主義的混合雙打，一切只要為了在生物意義上的競爭中生存下來的做法，基本視為天經地義。這樣一看方仲永和黃童子，都被父母視作賺錢工具而被剝奪了正當的學業，最後像流星划過夜空，就一點也不會令人感到奇怪。

中國古代除了當官受到現實的重視外，其他行當都受到抑制。換言之，其他行業只不過為當官者作配套性服務，從而分得一杯羹的。科舉制度的主要目的不是培養讀書人，也不是為了讓你生產思想，而是為政府篩選進入各級官僚系統的人才。單純的吟詩作賦作為生存套路是不足取的，因為古代沒有這樣的市場存在。只有當你是一個官員，若能寫一手好詩文，那才會受到追捧。哪怕一再遭貶的大才子蘇軾，他終究是朝廷的人，哪怕官職低微且不足道。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臣民的格局下，當王朝（政府）成為唯一買家的時候，你要麼屈從，要麼餓死。因為議題設置和遊戲規則都是王朝（政府）制訂的，何況它還有兵在，你只有遵守並盡量熟練運用。

揠苗助長地擢拔人才的「窄門」，被唯一的買家——政府把守著，於是諸多想走捷徑，迅速致富的家庭，自然把自己記憶力等天賦還不算壞的孩子，當作早熟的產品來兜售。這就像在沒有返季菜以前，有的菜農為讓一種菜賣得起價錢而打銷售上的時間差一樣，有的家長只不過是把自己的孩子提前透支罷了。若是對宋史稍有點瞭解的人，就必然會有疑問，方仲永的父親為何不讓其去參加童子舉而博取功名，取得遠期且多是永久性回報的做官資格，只是帶著他在鄉村裡「巡遊」討點賞錢，而不務學業呢？一些人讀書不細，搞忘了王安石明道間隨父親回家，在舅舅家看到十二三歲的方仲永的細節。這樣推算下來，方仲永比王安石長一歲，據推算應生於1020年。

從王安石的文章中，我們發現方仲永的致命傷，是不能背誦經典，只能做詩，這可能是得不到州縣學官推舉的原因。沒有基層舉薦，不過五關斬六將，那皇帝的御試是得不著的。當然還存在另一種可能，那就是方仲永作為童子時童子舉出現罷廢的現象。從崔麗君《宋代江西教育研究》（南昌大學2007碩士論文）附表C《宋代江西、福建童子舉表》的中舉時段來看，若此表所列是準確無遺漏的，那麼中童子舉比例很高，共47人次的江西、福建，在1012至1084年七十年間無一中童子舉，是件令人納悶的事。崔麗君所使用史料為《宋史》諸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宋會要輯稿》、《文獻通考》，無疑具有權威性，但對後出的《江西通志》與各州府志縣誌，均無採納，其準確度恐怕要打一點折扣。別的不說，單子是童子舉，若查閱1988年廣陵書局影印的線裝民國版《德興縣誌》中的「選舉志」，就發現有董彥德、萬湜、萬淋、張蒙泉、張蒙正五人不載是表。據考宋代於史有載的第一次罷童子舉應為1038年，此前是否已然多年沒有舉行，現在尚不清楚。總之，方仲永已經在錯過童子舉最高年限後五年亦即二十歲時，泯然眾人矣。

宋史研究者汪聖鐸在《宋代的童子舉》（《文史哲》2002年第6期）一文裡，將宋代的童子舉的起始與罷復、選拔程序與考試內容、錄取和獎勵辦法、童子舉的幾種特例（如有女童等）等做了一個比較清晰的分析。據汪的研究宋代童子舉起於984年的楊億，接著是1005年又幸運地得到了晏殊，此後便沒有什麼可稱道的人了。終宋一代，北宋授官與賜出身共48人，南宋為21例，所以汪聖鐸認為兩宋通過童子舉入仕者約在百人上下。他把那些只是賜錢帛、得到免解、免解一次、永免文解者，視為是沒有被正式錄取的童子。南宋用免解一次、永免文解遠多於北宋，這也是南宋童子舉越來越濫的原因。

若汪聖鐸是對宋代全國童子舉進行了勾勒，那麼崔麗君的《宋代江西教育研究》裡的附表C《宋代江西、福建童子舉表》，無疑是對江西童子舉截至目前比較清楚的研究。表中列了49人次童子舉[實為47人次，有兩次列重，同時把元豐七年（1084）的三個童子舉錯為元祐七年（1092）]，從1001年至1173年江西童子舉30人次，饒州共21人次，撫州4人次，廬陵2人次，吉州、臨江軍、南康軍各一次。值得注意的是，1124至1173年共江西童子舉共23次，其中饒州19人次，這說明江西童子舉在南宋時期這五十年裡近乎兩年中一次，饒州尤其多到不可思議的地步。

（三）

為何饒州童子舉多到不可思議的地步呢？在分析其間社會經濟因素之前，讓我們來看歐陽修的女婿、元豐時的主客郎中龐元英，對彼時朝制變化所做的「一手實錄」——《元雜昌錄》裡的記載。「四月初五日，禮部試饒州童子朱天錫，年十一，念周易、尚書、毛詩、周禮、禮記、論語、孟子凡七經，各五道，背全，通無一字少誤者。是日侍郎召本曹郎官赴坐，左右觀者數百人，此童諷誦自若，略無懾懼。後數日，召至睿思殿，賜五經出身。昔晏元獻公名貫撫州，近年何正臣名佔臨江，皆童子舉。江南多奇偉，亦山川之秀使然耶？」（卷第五，p.59，中華書局1958年版）《宋史》神宗本紀亦載朱天錫事，可見其有童子舉在制度起復上的意義。同年十月四日朱天賜的堂兄朱天申年十二、十月二十七日撫州黃居仁年十二，均因能背誦包括上述諸書在內的經典，賜五經出身（同上書，pp.65—66）。

龐元英雖然記錄了三個童子舉的人事，但他只在朱天錫這裡花了一些閒筆。如「觀者數百人，此童諷誦自若，略無懾懼」，充滿現場感，並用鍾靈毓秀來作結，他是否想起了王勃的「人傑地靈，徐孺下陳藩之榻」？關於神童朱天錫最早的記載，就這樣充滿戲劇色彩。眾所周知，軼聞趣事、娛樂八赴都是不長腿就能走，甚至能飛的。對此，當時的學者、文學家不乏記載，朱天錫所在地的官員浮梁令張景修，更是在其赴試之前寫了一首《送朱天錫童子》的詩：

黃金滿籯富有餘，一經教子金不如。

君家有兒不肯娛，口誦七經隨卷舒。

渥窪從來產龍駒，鸑鷟乃是真鳳雛。

一朝過我父子俱，自稱窮苦世為儒。

雪窗夜映孫康書，春隴晝荷兒寬鋤。

翻然西入天子都，出門慷慨曳長裾。

神童之科今有無，談經射策皆壯夫。

古來取士凡數塗，但願一一令吹竽。

甘羅相秦理不誣，世人看取掌中珠。

折腰未便賦歸歟，待君釋褐還鄉閭。

這首詩的文采與技巧都說不上多麼好，事實上凡是稱頌人的東西，堪稱卓越的極少，因為諛詞是不能動人心扉的。如楊萬里《送劉童子》、《送李童子西歸》、王邁《和毗陵傅知錄送其侄得雋廣童科》、浦壽宬《送劉童子試藝天京》，均無甚可觀處。不過上面這首詩裡已經讓我們看出朱天錫雖然家境貧寒，但勤奮好學，背功了得，故張景修對他中童子舉充滿了期待。因為朱天錫是他們推薦的，搞砸了自己臉上也無光，因此說「待君釋褐還鄉閭」，等著你高中授官返鄉的好消息。

像朱天錫這樣的神童中舉都有演義性，是演義就如顧頡剛先生所說的歷史有層累疊加的特點，只不過在演義這裡是越傳越神。葉夢得《石林詩話》卷中記張敏叔（景修）早年為其祖父幕客，好寫詩。「元豐末，為饒州浮梁令，邑子朱天錫以神童應詔，景修作詩送之。天錫到闕，會忘取本州公據，為禮部所卻，因擊登聞鼓，院繳景修所送詩為證，神宗一見，大稱賞之。翌日，以語宰相王禹玉，恨四方有遺才，即令召對。禹玉言不欲以一詩召人，恐長浮競，不若俟其秩滿赴部命之，遂止，令中書籍記姓名。比景修罷官任，神宗已升遐，亦雲命矣。」（《石林詩話》，p.16，中華書局1991年版）這樣的軼聞還有繼續生長的能力，在同為江蘇人的後學龔明之《中吳紀聞》卷三之「張敏叔」條裡，亦有大致相同的表述。

張景修寫了幾千首詩，號《張祠部集》，但真正傳下來的並不多，而且連他生卒年至今仍是一團謎。只有這樣的軼聞記載，與許景衡的《橫塘集》裡有十八首詩關涉他。龐元英說朱天錫當著幾百人的面背誦經書時，毫無懼色。參以葉夢得的記載，到闕忘公據，敢擊鼓繳張景修送詩以為證，也算是很有點膽魄的孩子了。宋神宗見朱天錫不凡，想進一步召對他，給其更多的榮耀，被宰相王禹玉「恐長浮競」一語制止。本來期望能有更多的賞賜，無奈朱天錫運氣沒有接著延續，不久宋神宗去世。

即便如此，朱天錫的傳奇，還是進一步引發了江西特別是饒州地區神童生產熱潮，也可以藉此引發了我們對彼時神童產業鏈的思考。葉夢得作為緊鄰江西的江蘇人，在《避暑錄話》裡記載過江西兩個有名的詩僧祖可、惠洪，甚至記載金兵侵宋以來，逃難的民眾為了保全一家，讓小兒不哭的方法，饒州逃難的路上都有這樣的廣告。「已酉冬，敵自江西犯饒、信，所在居民皆空城去，顛僕流離道上，而嬰兒得此全活者甚多。乃知小術亦有足活人者，君子可不務其大乎？」（p.165）但葉夢得對於饒信二州歷史最有貢獻的記載卻是下面這一段：

饒州自元豐末，朱天錫以神童得官，俚俗爭慕之。小兒不問如何，粗能念書，自五六歲即以次教之五經。以竹籃坐之木杪，絕其視聽。教者預為價，終一經償錢若干。晝夜苦之。中間此科久廢。政和後稍復，於是亦偶有中者。流俗因言饒州出神童，然兒非其質，苦以至於死者，蓋多於中也。（《避暑錄話》卷二，p.128）

看了葉夢得這則重要記錄後，讓我馬上想起張景修《送朱天錫童子》一詩。起首的「黃金滿籯富有餘，一經教子金不如」兩句，道出了家長熱心童子舉的目的，就是把天才童子當作賺錢機器來使。士、農、工、商的價值排序，未必是這些階層在實際生活的地位排序。比如商人再被看不起，不少人也比做農、工的，乃至比當士子的都有錢，有了錢可以購買那些無法用自己的地位取得的東西，除了那些被官方嚴肅規定，不能逾越的穿戴以及建築等。商人被擁有話語權的官方與士子排斥，使得統治者以培植人才的科舉考試，成了幾乎是唯一被認可的購買方式。統治階層作為唯一的買家，用科舉考試作為議題與制度設置，使得所有的人才流向都往官方流動，所謂「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矣」就是這個意思，社會控制與維穩的目的由此得以達成。

俚俗對神童爭慕之的原因，當然是因為神童在那時成了一種致富捷徑。小孩能背誦經書，甚至會做詩文，固然會被家人視為驕傲，也會被時人騰播於口。但如果沒有神童中舉，馬上就能做官的現實刺激，那麼就不會形成俚俗爭慕之的熱潮。就像沒有考試加分的刺激，如今奧賽等培訓項目，就不會形成如此龐大的市場。投入與產出的可見收益，使得家長、教師、書院乃至官學，成了一條共同生產神童的產業鏈。這些產業鏈上推波助瀾的，還有所在地官員，不然張景修所寫《送朱童子》還可以作為證明朱天錫身份的證據，就不好理解。禮部及皇帝的好處是什麼呢？禮部證明神童資質的一個考試機構，其所考核過的神童，最後被皇帝看中的越多，越證明其運轉正常且有效率，為國家輸送了人才。

而皇帝呢，得人才實效的可能性倒不大——因為像楊億、晏殊這樣後來真正成才且有貢獻的神童畢竟少見。四歲童子蔡伯希得官後，毫無作為，年八十還時常乞求政府照顧。正如俞文豹在《吹劍錄外集》裡說：「然以童科顯者，百不二三；少聰慧長昏懵者，十常八九」（轉引自汪聖鐸《宋代的童子舉》）——倒是得統治合法性和意識形態得以加固，就像考察神童劉晏時的宰相對皇帝所說的一樣「國瑞」也。不要小看國瑞這種象徵性的事情對統治合法性所帶來的收益。由此看來，整個生產神童的利益鏈條已然形成。

由於神童產業已經成形，參與生產者特別是將來收益最大最直接的父母期望甚殷，於是不問資質怎麼樣就延請老師來教孩子苦學，晝夜背誦。老師也不管孩子的資質，只要家長願意折騰，願意出錢，他也不管孩子資質如何，只管與家長一起「晝夜苦之」。所以張景修詠「君家有兒不肯娛，口誦七經隨卷舒」，對於朱天錫這樣的窮孩子，或許是事實。但對於大多數孩子來說，不是孩子不肯娛，而是家長不讓娛。在被強迫學習的過程中，根本做不到「口誦七經隨卷舒」，也得不到學習的真正快感。不然就不會需要「以竹籃坐之木杪，絕其視聽，晝夜苦之」了。中國式的學習，充滿很多變態，可是我們不少人至今把變態做法，當作勵志故事來傳播，如「頭懸梁，錐刺股」、「螢囊映雪」、「學海無涯苦作舟」等，似乎要把書讀好，就一定要與快樂絕緣。把孩子懸吊（或綁扎在）樹梢上的竹籃子裡，不讓他看到聽到那些誘惑他的人事，好讓他專心學習，用功背經，你能想像到這麼充滿「創意」且「優雅」的折磨方式麼？若每個村莊樹梢上到處都是這種情形的話，停歇樹梢的鳥兒會暗想，我的天啊，我們鳥類怎麼「進化」成這個樣子了呢？

由於不管孩子資質如何，家長與老師都把孩子當作未來的神童來看待，這種看待帶有很大的賭博性質，因為他們哪怕知道孩子並無神童資質，卻經不住神童中舉後巨大的利益收穫，願意來下賭注。既是賭注，必有輸贏；既有輸贏，必有投入如何減少風險的問題。全部七經教完才拿錢，老師感覺得太漫長太虧，即便物價不上漲，先拿到孩子能背七經後的收益進行投資與享受，也是很划算的事。但家長也不省油，他想我如果把教孩子背七經的錢預先全部支付給老師，那老師就沒有教孩子的動力了，說不定我還要管老師你吃飯與住宿（或者年節時還得送禮），何況我還要預付這筆可以挪作其他投資的不小費用呢？家長與博弈下來，就成了葉夢得所記載的「教者預為價，終一經償錢若干」，家長分期付款，教師終一經即得「償錢若干」，於是在時間與效率上都非常有動力。不過真正的主角亦即孩子不得參與意見，只有被「晝夜苦之」的命運。

學生由於年紀小，自己沒有決定權，愛不愛學習，學習有沒有快樂，都不能由自己來考慮。因為孩子只被當作被動的物品來看待，成為包括家長與老師在內神童產業鏈上最底層最受擺布的棋子。雖然真正成為神童中舉後收益不菲，但成為廢物乃至因此而致死的代價，卻只有孩子自己付出最大，沒有誰能夠給你補償。你成了廢物，你的生活得自己過，還得幫父母養老；你死了，父母固然有所損失，但他們可以從頭再生孩子，但對孩子來說，死亡使所有補償變得毫無意義。朱天錫成神童做官，大約仿效者不少，因此童子舉不久即廢。1118年後恢復神童舉，至葉夢得寫《避暑錄話》的1135年，查前述崔麗君表，饒州又中了五名。所以他說這是偶有中者，但「流俗因言饒州出神童，然兒非其質，苦以至於死者，蓋多於中也」。饒州這樣的神童「出產率」，在葉夢得看來都只是偶有中者，那麼相鄰地區苦至於死者，可能是不少的。

（四）

來之前，南昌的朋友們接我到離陽明路、象山路、疊山路都不遠的附近吃余乾菜，想起明天要到謝枋得的家鄉去演講，有點令人興奮。上饒弋陽南宋詩人謝枋得號疊山，是從南宋開始非常流行的蒙學讀本《千家詩》的編者之一。這只是宋代江西文化繁盛的一個象徵。有宋一代，江西所出狀元共十一名，位列前茅。但更厲害的是，整個宋朝江西分別出了晏殊、歐陽修、王安石、洪適、周必大、江萬里、文天祥這樣的宰相及文人統治集團，在重地理與血緣的古代社會，這會使得江西人所受到的提攜概率大大增加，夯實江西人互助的人脈與文脈土壤。從晏殊開始，江西文風之盛，令全國絕大部分地方望塵莫及。據夏漢寧等所著的《宋代江西文學家考錄》，傳世文學家1376人，排在浙江、福建之後，名列第三。

劉錫濤《江西宋代人才地理研究》（《井岡山學院學報》2006年第1期）一文，其所據材料為雍正、光緒《江西通志》，造就了如下用表格論證的方式。「宋代江西書院分布狀況表」列出書院264家（夏漢寧等的研究說有278家），全國第一，而江西的前四位是饒州51家，洪州40家，吉州37家，信州30家。從「宋代江西籍人物著作分布狀況表」來看，江西籍人物著作共計1786部，前四位分別是吉州325部，饒州306部，撫州276部，洪州213部。「《宋史》江西籍人物統計表」共列江西人240位，前四位分別是饒州45人，吉州42人，臨江軍25人，撫州與洪州各24人。「宋代江西進士分布狀況表」，所列進士共5753人，前四位分別是饒州954位，吉州939位，撫州626人，洪州568人。從以上數據來看，饒州的文化實力在群雄並起的江西，算得上是領頭羊，與它所盛產的神童數額，應該是匹配的。這說明濃厚的文化土壤與氛圍，使得家長更加重視教育，從而造就了不少神童的出現。

關於江西文化為何在宋代特盛，饒州本地學者洪邁在其《容齋四筆》中，先是引撫州學者吳孝宗《余乾縣學記》概論宋代江西的情況：「古者江南不能與中土等。宋受天命，然後七閩、二浙與江之西、東，冠帶詩書，翕然大肆，人才之盛，遂甲於天下。」吳孝宗接著具體而微地分析了饒州的情形：「蓋饒之為州，壤土肥而養生之物多，其民家富而戶羨，蓄百金者不在富人之列，又當寬平無事之際，而天性好善。為父、兄者，以其子與弟不文為咎；為母、妻者，以其子與夫不學為辱，其美如此。」今天江西有學者在評價夏漢寧等人著《宋代江西文學家考錄》一書所取得的成果時說，「以鄱陽湖地域為核心、全面輻射的分布格局，並指出這種分布格局的形成與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南移、北民南遷有重要因果關係。交通便利，社會安定，農業、手工業發達，人口眾多，學校、書院林立，科舉發達成為江西文學在兩宋崛起的重要經濟基礎和文化土壤」（宋磊《「文章之士，特盛於江西」——宋代地域文化與人才分布的一個特色》，《北京日報》2012年5月28日）。我覺得用這段話來解釋包括饒州在內的江西神童之多的外在原因，也是比較靠譜的。

對於宋代江西特別饒州為何盛神童，除上述原因外，葉夢得在《避暑錄話》裡的分析值得我們拈出來特別申說。楊億與晏殊是宋代神童中的特例，早歲穎異，亦是及長以後文才與政聲並著的人。「元獻十四歲，文公十一歲，真宗皆親試以九經，不遺一字。此豈人力可至哉！神童不試文字，二公既警絕，乃復命試以詩賦。元獻題目適其素嘗習者，自陳請易之。文公初試，一賦立成，繼又請，至五賦乃已，皆古所未聞也」（卷二，p.128）。按記載，楊億與晏殊是真有才能，才能如此誠實而經得住考驗。「觀元獻不以素所習題自隱，文公不以一賦適成自幸，童子如此，他日豈有不成大器者乎？」（卷四，p.167）在葉夢得看來，楊、晏二人誠實無欺，的確有真材實料，觀之一生而前後自洽，而其他不少參加童子舉者卻並非如此。

熙寧四年（1071）王安石改革科舉考試，廢除明經、諸科，罷詩賦、帖經、墨義，主張以策論取士，為的是從中找到通經術、明時務的人才。但這種代聖立言的方式，更多的時候是為了改變「異論紛然」，完成儒家經術義理統一思想的使命。接著王安石將太學分為外捨、內捨、上捨的「三捨法」，由外而內至上捨，下等免解，中等免禮部試，上等予官，其實是學校教育（地方官學與太學均如此）成了選官制度的一部分，因此在紹聖中，曾一度因此法而廢科舉。故葉夢得說：「大觀行三捨法，至政和初，小人規時好者謬言學校作成人材已能如三代，乃以童子能誦書者為小子有造，此殆近俳，而執事者樂聞之。凡有以聞，悉命之官，以成其說。故下俚庸俗之父兄幸於苟得，每苦其子弟以為市。此豈復更有人才哉！」（卷四，pp.167—168）

葉夢得當然不能直接說皇帝有什麼問題，只是說具體操辦童子舉的人有問題。三捨法本非選官制度的正途，既降低了標準，復以「作成人材已能如三代」為飾，得「人材」就比較容易了，因之以「小子能誦書者為小子有造」便泛濫起來。凡聽說哪個童子能誦讀點經書，就給他官當，以便那些操辦者好自圓其說，學校作成人材之效已達三代。一般人家才不管你是不是選材很嚴，只要自家孩子能得官家的看中，便「幸於苟得」。正因這樣，童子舉的事變成父兄帶著自家子弟到處兜售的行為，所以葉夢得認為這像倡優一樣不足取。「宣和末，余在蔡與許，見江外以童子入貢者數輩，率一老書生挾二三人持狀立庭下求試，以倡優經過而獻藝者略等。初亦怪，抱之，使升堂坐定，問之，乃志在得公廚數十千為路費爾，為之悵然。後或因之有得官者，今莫之皆安在？理固然也。」（卷四，p.168）求試卻是為要路費，這和耍猴要錢的把戲真沒有太大的區別了，所以葉夢得說與獻藝略等，並非誣妄之辭。這樣濫得的官，於國家之治平、民眾之福祉何益？

文天祥、劉辰翁的老師，江西廬陵人歐陽守道曾為自己本土能背誦經典的胡童子寫《送胡童子序》，為其赴試壯行色。同時在《送劉童子序》里說：「吾廬陵每歲中童子選者常居四方十之二三，而能文者亦時有之，國家人才之盛，至於童子，穎拔相望，蓋文盛極矣。二劉童子前年叔侄同以記誦中，而後皆以能文，其一尚在十歲之內，今又以文試。吾知試之必高選也。」（見歐陽守道《巽齋文集》，轉引自汪聖鐸《宋代的童子舉》）。其實歐陽守道先生去世不幾年，南宋王朝就覆亡了。所謂的「國家人才之盛」是否事實，姑不論，即使真有人才之盛，也難輓一個偏安到末年、百孔千瘡的衰弱王朝。好在宋代江西文化的繁盛，並沒有隨著一個王朝的覆亡而完全湮沒，但那些轟動當時的神童們，卻是大多不為世人所知了。

（2014年11月26日至28日於成都，28日修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