純粹的惡，納粹的集中營－滅頂與生還

善與惡不是二分法可以分得清楚的選擇題，但真正的惡還是能讓人辨識出來，因為它會讓人陷入絕望。

納粹在二戰時期的暴行，對現代人來說既熟悉又陌生。熟悉是因為所有人都從歷史課本裡，或多或少的聽過學過考試過。但陌生，是因為所有人都不清楚，這些暴行背後的影響。納粹集中營真正的惡不只是毀滅種族，也不是刑求虐殺。

而是徹底剝奪人類身而為人的意義，抽乾加害人與被害人的靈魂。

《滅頂與生還》放到現在來看，仍是全世界的警鐘，提醒我們小心那些宣稱組織化、合法化的暴力，以及那些說有其需要的預言家和夢想家。許多人心懷惡意，說衝突才是歷史的常態，說歐洲從來沒有和平超過四十年。這些都是強詞奪理，不管在什麼情況下，戰爭和暴力都是不必要的。預防性暴力也只會引發更多的暴力。

撒旦，不管在任何時候都是不需要的。

這本書也告訴了我們懶得動腦、短視近利的群眾多麼可怕。享受追隨強勢領導者的安全感，並隨著領導者的肆無忌憚而更堅定追隨的信念。與領袖被擊倒時一併被擊潰，沉浸在失落的哀傷、痛苦和悔恨中。然後在短短幾年之後，就又在不公平的政治遊戲中，找到讓自己心安理得不用負責的說法：

我們（這個群體）是被體制蒙蔽的罪人，沒有勇氣的聽從命令的懦夫，只有上帝可以赦免我們的罪。

在現代的時空背景下，人們有很多發自潛意識裡的疑問，很容易拿好萊塢的英雄片做比較，拿那些堅忍不拔、苦難中成長的＂英雄＂當作心目中的範本，而千篇一律的問受難者們，為什麼不反抗？為什麼不逃離？為什麼不能事前避開？

但這是生活在現代才會有的疑問，在那個無視法律，沒有常規處置的年代，逃脫回家的人更可能被視為間諜。這群囚犯，更多的是老弱婦孺，沒有受過軍事訓練，終其一輩子都在農場、店裡工作。怎麼給予其他人希望團結、如何抵抗而不被殘忍的殺害？就算僥倖逃出鐵絲網，但甚至不知身處何方的他們，要去哪裡？怎麼活下來？親戚、家人、朋友都死光的他們，能怎麼辦？

會有這些問題的群眾們，沒有能力直視罪惡，他們不敢相信罪惡可以如此純粹，又無法被打敗。一定是有什麼環節錯了，才會導致這樣的慘劇；一定是不夠努力，才會承受如此的苦難。

事出必有因，許多人都認為罪惡是互相的，但或許真相就是如此平庸，平庸的決定、平庸的生活。

所以我們才要練習看見真相。

灰色的記憶

納粹親衛隊的軍官以輕佻語氣警告集中營囚犯為樂：「不管這場戰爭最終結果如何，對付你們的這場仗我們贏定了。你們沒有人能活下來作證，就算有人倖免，這個世界也不會相信他。或許會有人懷疑，會有討論，歷史學家會做研究，但是沒有人有十足把握，因為我們會把證據連同你們一起銷毀。即便保留了部分證據，即便你們之中有人倖存，其他人也會說你們陳述的那些事太可怕令人難以置信。他們會說那是同盟國的誇大宣傳，不會相信你們，會相信我們，而我們會否認一切。集中營的歷史將由我們書寫」

歷史都是勝利者撰寫，所幸，這段歷史沒有被淹埋，隨著德軍在史達林格勒的失敗，原本草草執行的湮滅證據計劃，被加速執行，許多資料被摧毀，但百密一疏還是留了許多資料。只是加速湮滅證據的計劃讓納粹的暴行更令人髮指，集中營的犯人被迫挖出自己上百萬同袍的屍體，露天架起柴堆焚燒；關閉原本分散的集中營，不問生死的趕著囚徒遷徙到德國內陸。

集中營另一項恐怖的記憶是，逼迫受害者生存的體制下的共謀。

不可能充足的糧食讓人們在虐待、勞動、嚴寒、疾病下，兩到三個月就會能量消耗殆盡而死，不論是生理或是心理上。為了活下去，集中營的囚犯不得不爭奪所剩無幾的物資。納粹軍官也樂得讓這些人負責管理囚犯，但為了要確保集中營囚犯不會背叛納粹，只能讓這群囚犯的手上留著更多自己同胞的血。

這段歷史讓人絕望的不只是納粹軍官，而是理論上應該還保有人性的德國知情人民，但舉凡工業公司、農場、街訪鄰居，都因為受惠於集中營帶來的利益，而自成一個宇宙，刻意視而不見。這些沒有參與執行卻又知情人民、軍官到了戰後依然留在那個宇宙裡，說著他們自己的語言。

這些人很難否認自己做了某個行為，或否認這個行為發生，但很容易捏造做這些事情的背後心理動機，以及行為發生當下的情緒反應。但這個問題的答案並不可靠，心境總是會變，而要記住當時的心境無異是胡說八道。

這些心理動機最常見的說法是，我身不由已，不得不聽從命令。

無用的暴力

納粹常常使用無用的暴力，為施暴而施暴，只是為了製造疼痛。有時候納粹的暴力有其目的，但往往使用了過多、與目的不成比例的暴力

納粹在挺路運送囚犯時，有許多常態或非常態的要求。常態的要求是虛情假意的建議(命令)，讓不知情、面對未知恐懼的人，盡可能的帶所有的財物，甚至是家畜。納粹軍官總是意有所指地說你們都會用到，但那只是監守自盜的謊言，為了更方便的搶奪財產。

運送囚犯的火車都是光禿禿，是真的光禿禿的車廂，沒有物資、飲用水、鋪在地上的稻草，甚至沒有廁所。而這趟火車之旅總計兩個禮拜，中間只會停車兩到三次。只多囚犯在停車的時候來不及到旁邊比較隱密的樹叢，只能就地在月台或是鐵軌旁，像牲畜般被車上的軍官恥笑。

這還只是序幕，進入集中營之後，所有人必須一絲不掛，連毛髮都須被剃除，一周一次。好不容易拿到的便當盒有三種用途：領取每日分配的湯；夜裡不能外出的尿壺；盥洗槽有水時拿來取水盥洗。吃飯的時候沒有湯匙，雖然集中營的倉庫推積了許多搜刮囚犯來的湯匙。

來到集中營的犯人還需要刺青，刺青方式體現德國人分類上的天才，男人次在手臂外側，女人刺在手臂內側；吉普賽人的編號首字母是Ｚ、猶太人是Ａ後來改成Ｂ。刺青的過程不是很痛，大概只花了一分鐘，但遺留的心理創傷很大，這是無法抹滅的記號，就像奴隸和要被送去屠宰場的牲畜的記號。

但最可怕的事是點名，每天不論天氣如何，所有囚犯都必須到室外點名，幾萬個囚犯以五個人為一組點名，至少要花一小時，如果人數兜不起來，則要花二至三小時。萬一懷疑有人逃亡，甚至會超過二十四小時。如果遇到下雨或是寒流，這種不知盡頭的慢性折磨，比酷刑還更痛苦。

純粹的罪惡

沒有任何一個宗教能包容追隨魔鬼的人，也不會接受把自身罪刑推諉給魔鬼的辯解之詞。每個人都應該會自己犯的罪行和過錯負責，否則人類文明會從地球上徹底消失，就跟納粹德國一樣

來自義大利、法國、希臘人還有部分猶太人聽不懂德語，也無法溝通，這些聽不懂德語的囚犯往往來這裡的十到二十天內就會死亡。這些人表面是死於寒冷、飢餓、勞累和疾病。但真正的死因是資訊不足，不知道怎麼跟資深的同伴溝通，獲取適應環境、如何找出衣服和鞋子、額外的食物和避開過於辛苦的工作。

最重要的是不知道如何避開危險的軍官，軍官往往認為猶豫不決的人是不想執行命令，而拳打腳踢直到他們聽懂為止，這群可憐的囚犯，只能澀澀的縮在角落，希望苦難有離去的時候。

集中營有一群特殊的「特遣隊」，但他們的特殊之處只在於多幾個月可以吃飽而已。這群由囚犯組成的特遣隊奉命管理焚化爐，就是那群被送進毒氣室同胞的最後歸所，他們還要拔出死者口裡的金牙、剃掉女性死者的頭髮，將衣服、鞋子和行李分門別類的放好。屍體運送進焚化爐後，再把骨灰移出滅跡。

特遣隊一共有接續的十二個，會友前前後後十二組，是因為知道真相的人，都必須死。

模糊的真相

沒有人知道自己的靈魂在屈服或碎裂之前可以撐多久，又經過哪些磨難和考驗。每一個人都擁有自己不知道的潛在力量，這個力量可大可小，或是沒有，唯有在艱困逆境中才有機會衡量。

只是又有多少人能活著衡量到最後。

最可怕的惡，不只是毀滅肉體，同時能摧毀靈魂。被摧毀過的靈魂的世界崩然轟塌，為了保護自己還能活著，生物的本能會自我催眠，就算這裡是地獄，但我是在花園。但這裡究竟是地獄裡的花園，還是花園裡的地獄，亦或是花園還是地獄，都不再重要。

重要的是什麼，失去了靈魂的肉體無法給出答案，是活著嗎?還是為了復仇?但現在只能本能地活著。

因此，身處過集中營的人們都習慣說謊，也可以說是，說出自己心裡的感受，無論是加害者或是受害者。因為在這段時間裡，他們都是活在情感、理智麻木的時空裡，與我們一般認知的世界隔絕開來，尤其是越平庸的人，只能試著說更多的謊來平衡真實與想像的世界。

尤其是在重獲自由後，感受活著的真實與發現真實的那份痛苦，猶太受害者們近乎一無所有，家庭破碎、親友罹難。這讓許多人感受不到真實，只是不知所措的情感空白。他們還需要時間，不過這種空白感會伴隨他們一輩子，時不時的出現。

許多自由的囚犯自殺了，其中的許多人是立刻自殺了。

所以我們必須把納粹的加害人，從自欺欺人的謊言裡揪出來，他們固然是體制下的惡的承擔人，但說自己作為軍人，不得不接受命令是最不負責任的說法。在納粹德國十二年的生涯，選擇加入並妥協的人，就是抱著投機心態，放棄原則的人。

只是缺乏自制力反省的體現。

另一方面，真正的罪，是當年幾乎所有德國人集體性、全面性犯的罪，也在於他們沒有勇氣開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