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役制度的底層勞動者——原住民
這份是2016年馬躍比吼立委參選政見之一「部落文化替代役」的圖檔,個人認為部落文化替代役的確是可彌補部落勞動力,以及其他文化上需求的解決方式,不過政策影響規模太小,投入的篩選機制亦需重新訂定,也還有相關法律行政問題待解決;反而,該議題所凸顯的是,原住民族的另一個長久以來的現象,而這與將來可能步入的募兵制度有極大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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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躍政見裡有句宣傳標語是這麼說的:「當年輕族人都去保衛國家了,誰來保護我們的部落呢?」我用他裡頭3項統計圖表,來說明原住民族投入軍職的比例︰原住民佔台灣人口比例2%,卻在職業軍人中佔比高達7%(2015調查為6.5%),另特種部隊更佔多數,比例為60%,這是嚇死人的數據!也因此推動中的兵役制度,從以上的推論,恐讓大部分保衛家園的責任及犧牲落在某些特定群體身上,例如依圖表比例就已經很明顯看到特殊兵種的族群就業傾向。
誰在幫台灣打仗?
在過去400年,原住民族受雇統治當局從事傭兵,或著被招募征調的歷史是相當頻繁,舉例,東印度公司的荷蘭人就徵調平埔族西拉雅人、鄭氏東寧差派道卡斯族供勞役,接運米糧軍餉,清國招募巴宰族鎮壓吞霄社,也曾率領台勇(巴宰族)遠征太平天國,或聘平埔壯丁為隘勇,支薪負責守護腦寮。日本時期的高砂義勇隊、軍伕,到中華民國的山地連、特戰部隊;自殖民者來到島上,勞動力的空窗就拿在地的原住民族來填補,有的透過威權,有的透過利誘將原住民勞力做為其資本發展的基礎,和軍事征伐的資源開拓 。
日殖時期,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兵役政策隨戰事升溫,於1942年(昭和17年)4月實施「陸軍特別志願兵制度」,開始向台灣募兵。以當時原住民族動員投入戰爭的人數,就高達2萬多人,佔台灣投入總人數的1/4強。雖初期多屬搬運貨物、農耕,以及修築道路等「軍屬」身分,但至戰爭走向白熱化,原住民參軍的優異戰功卻令人結舌,光此戰事需要,高砂義勇隊就前後經5次派遣海外。
原住民走了數百年重覆殖民的歷史,仍無以脫困,相較於現今主流社會,原住民總人口遠居於少數,也普遍的處在社會與經濟結構中較劣勢的位置,這些複雜的困境,包含經濟、文化、教育、醫療、交通、生活環境,上述公共資源的取得都相對不易;也因此為尋求更好的就業機會與資源,不得不移居城市或著是遷就於職業選擇。若依原住民族委員會「2014年第四次原住民族就業調查報告」,報告中即說明,原住民族個人每月收入統計部份,平均新臺幣2萬7,996元,與一般民眾每月平均收入3萬8,208元,僅是一般民眾平均收入的0.73倍。
2015年自願役軍人每月薪俸,最低薪資仍低於一般平均,加上各項加給才免強達水準。(二等兵待遇新臺幣 33,625 元、一等兵待遇新臺幣 35,230 元、上等兵待遇新臺幣 36,84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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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相對於原住民就業結構每月收入比較,軍警職等(公共國防;強制性社會安全)僅低於民意代表、經理人員,每月收入為42,054元,排名第二。倘若從經濟考量下入伍,投入軍職實對原住民脫離經濟困境,有極大拉力。對於貧困社群來說,不管是就業、教育還是技能的取得,參軍投筆從戎可能是尋求社會階級上升的唯一管道?
兵役制度公平嗎?
募兵制或其他公共勞動制度在不考慮社會階級結構的公平狀態下,原住民族與弱勢族群就會成為公共勞動力缺乏時的材料; 士兵與低階軍士官,亦如軍隊的基層勞力。以台灣兵源短缺的狀況下, 會更依賴社會基層勞動者,甚比以前更仰仗於政經底層的社群。出身貧寒階層或是少數族群的投入比率會較大,因此,可能會造成弱勢族群必須分攤較重的國家安全責任,特別是戰爭期間如果為國捐驅,公平性更該被質疑 (施正峰,2002)。
吳怡農在「國軍轉型」一文即指出幾項統計,例如國軍招募的職業士兵學歷比,高中職以下相較於一般行業,以98%的比例遠高其他就業項目。同文的另兩項統計,亦佐證原住民族、弱勢族群迫於就業及經濟需求,以軍職或其他公務職業選項為要。過去三年,每一千位18-32歲的原住民中,有30人簽志願役成為職業士兵,非原住民族僅有5位(吳怡農,2015),並且職業軍人招募人數偏重在花蓮、屏東、台東,這些幾乎就等同是原住民族地區。
軍職的底層,升遷歧視。
2009年之前,台灣軍隊從來台之後僅有5位原住民軍官晉升將領,至今原住民官士兵在營服役的人數已逼近萬人,超高的服役比例,現役將領卻極少;軍方在2013年度預算中,將官人數列出了三百四十一人,但該年現役的原住民將領也只有5位少將,分別為國防部人事次長徐衍璞、憲兵指揮部參謀長高甯松、空軍教準部副指揮官陳金龍及花東防衛指揮部副指揮官古勝文、空軍少將孫連勝。
海軍胡俊銓少校論文內,所作的該單位軍種樣本統計266位現行官階,上校階級只有1位,其它士官佔55.3%、士兵31.2%(胡俊銓,2007)。從相關數字來比較,不只將官人數少,能升到校級軍官上層的也為數不多,這都再再顯示原住民職業軍人的晉升管道相對的不流通,這其中有許多選任公平性的問題。境升管道缺乏、高比例的投入軍職,以此來論,原住民入伍的勞動結構皆處於全軍較低階的勞動力,我們很難想像,有多少校級軍官被迫退休了?中斷職涯。 故這些基層軍警公務,不但與族群利益油水分離,職涯更需承受科層官僚的歧視與壓迫。
原住民都投國民黨?
「原住民都投國民黨」雖是極度片面的解讀,在缺少殖民統治的敘述脈絡下,易成為一種刻版的形象。這裡我不作政黨政治運作的內容說明,既然談的是兵役政策與族群的關係,就以兵役政策的影響來論。
美國總統杜魯門曾稱所謂兵役制度是「社會工程」(social engineering)的範疇。的確,軍隊代表的不外是隨著征服而來的社會控制工具,由其是台灣的歷史經驗。根據政治信念改造社會的社會工程,利用宣教、操控文化、法律制度企圖改變或者「重整」群眾。故因機構的目地性,軍隊是所有的政府機構中最中央化科層的單位,必然用來遂行、宣教統治政策。
也因此,原住民族或其他弱勢社群,相對於一般人若持續呈現低所得狀態,公務勞動或從軍比例自會上升;成為投入軍職填補軍務基礎的勞動力,而裡頭勞動者的政治意識就會高傾向統治方。 例如, 二戰時在美國的狀況也的確是此,美軍裡就有大量的黑人、拉丁裔、原住民投入,當時美國原住民參戰就高達44,000人,原住民男性服役甚至超過一些部落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之上,作為社會工程的工具,軍隊對于價質的改造甚至同化,對少數族群的依賴有絕對的影響。
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幾個層次中:從生理需求到安全、社會尊重、自我實現,最基礎的生理與安全幾乎是原住民族社經處境的現狀,為滿足生理與安全,自然投入穩定的公職,而軍隊價值的信仰正處於統治政治的中心,思想成為最被規訓的一群,包含生計、優惠招募都可能成為族群自我實踐的癆疾。當原住民族的職業選項僅剩這樣的選擇,要從需求中脫逃,去追求族群的自我實踐有一定的難度,族人在公共勞動系統中愈趨生活的穩定,所產生的路境依賴,如同福利殖民一般。
我們須認清,今日的軍隊即是當初國民黨從中國帶進台灣脈絡至今,老話一句:國民黨創立的,都是用國民黨的黨徽。這種以黨領政以政領軍的概念,軍隊很自然成為黨國教育的培養皿,軍隊無法維持政治中立就有根本上的問題。
滲透傳統
尤以軍、警、教、在部落政治文化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公職通常俱備一定程度的聲望,更多是意見領袖,而這等同是國家統治體系在地方取得權威的合法性,是更直接介入傳統組織的決策模式,公職和舊有組織那種緊密相互依存的政治關係,反是更加深服膺殖民威權的程度。這些部落裡頭優位的「意見領袖」可站在資訊的詮釋端,謂此反而建立部落最強勢的言論與決策的系統,恍若擁護者與意見領袖交錯複雜的資源分配關係,社會控制的末端更難以根除。亦如杜魯門所言的「社會工程」,公共系統與兵役就是一種社會控制工具。
現有的兵役制度,弱勢者會成為軍需人數的犧牲品,由少數與弱勢保護憂位階級,除了公平性,大量的投入軍公職消弱了族群抵抗殖民統治的能力。有句話是,殖民統治者『只要持續讓人貧窮,優惠與福利手段就會一直奏效』。不要忘記,原住民族半數仍在貧窮線下,而可支配所得跟主流社會高達15倍差, 原漢經濟的差距的持續擴大中,將更鞏固這樣的階級結構,成為統治手段的「循環系統」。 殖民的歷史長流,原住民都在打家門前的仗,捍衛自己的家,卻經常成為工具與廉價的勞動力,家門前的抵抗沒有認同問題,只剩『剝奪自主性』的戲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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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他去為偉大的台灣打仗。 (原句為:讓他去伊拉克為偉大的美國打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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