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役制度的底層勞動者——原住民

2021 年 1 月 19 日

這份是2016年馬躍比吼立委參選政見之一「部落文化替代役」的圖檔，個人認為部落文化替代役的確是可彌補部落勞動力，以及其他文化上需求的解決方式，不過政策影響規模太小，投入的篩選機制亦需重新訂定，也還有相關法律行政問題待解決；反而，該議題所凸顯的是，原住民族的另一個長久以來的現象，而這與將來可能步入的募兵制度有極大關係。

馬躍政見裡有句宣傳標語是這麼說的:「當年輕族人都去保衛國家了，誰來保護我們的部落呢？」我用他裡頭3項統計圖表，來說明原住民族投入軍職的比例︰原住民佔台灣人口比例2%，卻在職業軍人中佔比高達7%(2015調查為6.5%)，另特種部隊更佔多數，比例為60%，這是嚇死人的數據!也因此推動中的兵役制度，從以上的推論，恐讓大部分保衛家園的責任及犧牲落在某些特定群體身上，例如依圖表比例就已經很明顯看到特殊兵種的族群就業傾向。

誰在幫台灣打仗?

在過去400年，原住民族受雇統治當局從事傭兵，或著被招募征調的歷史是相當頻繁，舉例，東印度公司的荷蘭人就徵調平埔族西拉雅人、鄭氏東寧差派道卡斯族供勞役，接運米糧軍餉，清國招募巴宰族鎮壓吞霄社，也曾率領台勇（巴宰族）遠征太平天國，或聘平埔壯丁為隘勇，支薪負責守護腦寮。日本時期的高砂義勇隊、軍伕，到中華民國的山地連、特戰部隊；自殖民者來到島上，勞動力的空窗就拿在地的原住民族來填補，有的透過威權，有的透過利誘將原住民勞力做為其資本發展的基礎，和軍事征伐的資源開拓。

日殖時期，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兵役政策隨戰事升溫，於1942年(昭和17年)4月實施「陸軍特別志願兵制度」，開始向台灣募兵。以當時原住民族動員投入戰爭的人數，就高達2萬多人，佔台灣投入總人數的1/4強。雖初期多屬搬運貨物、農耕，以及修築道路等「軍屬」身分，但至戰爭走向白熱化，原住民參軍的優異戰功卻令人結舌，光此戰事需要，高砂義勇隊就前後經5次派遣海外。

原住民走了數百年重覆殖民的歷史，仍無以脫困，相較於現今主流社會，原住民總人口遠居於少數，也普遍的處在社會與經濟結構中較劣勢的位置，這些複雜的困境，包含經濟、文化、教育、醫療、交通、生活環境，上述公共資源的取得都相對不易；也因此為尋求更好的就業機會與資源，不得不移居城市或著是遷就於職業選擇。若依原住民族委員會「2014年第四次原住民族就業調查報告」，報告中即說明，原住民族個人每月收入統計部份，平均新臺幣2萬7,996元，與一般民眾每月平均收入3萬8,208元，僅是一般民眾平均收入的0.73倍。

2015年自願役軍人每月薪俸，最低薪資仍低於一般平均，加上各項加給才免強達水準。(二等兵待遇新臺幣 33,625 元、一等兵待遇新臺幣 35,230 元、上等兵待遇新臺幣 36,845 元。)

另外相對於原住民就業結構每月收入比較，軍警職等(公共國防；強制性社會安全)僅低於民意代表、經理人員，每月收入為42,054元，排名第二。倘若從經濟考量下入伍，投入軍職實對原住民脫離經濟困境，有極大拉力。對於貧困社群來說，不管是就業、教育還是技能的取得，參軍投筆從戎可能是尋求社會階級上升的唯一管道?

兵役制度公平嗎?

募兵制或其他公共勞動制度在不考慮社會階級結構的公平狀態下，原住民族與弱勢族群就會成為公共勞動力缺乏時的材料；士兵與低階軍士官，亦如軍隊的基層勞力。以台灣兵源短缺的狀況下，會更依賴社會基層勞動者，甚比以前更仰仗於政經底層的社群。出身貧寒階層或是少數族群的投入比率會較大，因此，可能會造成弱勢族群必須分攤較重的國家安全責任，特別是戰爭期間如果為國捐驅，公平性更該被質疑 (施正峰,2002)。

吳怡農在「國軍轉型」一文即指出幾項統計，例如國軍招募的職業士兵學歷比，高中職以下相較於一般行業，以98%的比例遠高其他就業項目。同文的另兩項統計，亦佐證原住民族、弱勢族群迫於就業及經濟需求，以軍職或其他公務職業選項為要。過去三年，每一千位18-32歲的原住民中，有30人簽志願役成為職業士兵，非原住民族僅有5位(吳怡農,2015)，並且職業軍人招募人數偏重在花蓮、屏東、台東，這些幾乎就等同是原住民族地區。

軍職的底層，升遷歧視。

2009年之前，台灣軍隊從來台之後僅有5位原住民軍官晉升將領，至今原住民官士兵在營服役的人數已逼近萬人，超高的服役比例，現役將領卻極少；軍方在2013年度預算中，將官人數列出了三百四十一人，但該年現役的原住民將領也只有5位少將，分別為國防部人事次長徐衍璞、憲兵指揮部參謀長高甯松、空軍教準部副指揮官陳金龍及花東防衛指揮部副指揮官古勝文、空軍少將孫連勝。

海軍胡俊銓少校論文內，所作的該單位軍種樣本統計266位現行官階，上校階級只有1位，其它士官佔55.3%、士兵31.2%(胡俊銓，2007)。從相關數字來比較，不只將官人數少，能升到校級軍官上層的也為數不多，這都再再顯示原住民職業軍人的晉升管道相對的不流通，這其中有許多選任公平性的問題。境升管道缺乏、高比例的投入軍職，以此來論，原住民入伍的勞動結構皆處於全軍較低階的勞動力，我們很難想像，有多少校級軍官被迫退休了？中斷職涯。故這些基層軍警公務，不但與族群利益油水分離，職涯更需承受科層官僚的歧視與壓迫。

原住民都投國民黨?

「原住民都投國民黨」雖是極度片面的解讀，在缺少殖民統治的敘述脈絡下，易成為一種刻版的形象。這裡我不作政黨政治運作的內容說明，既然談的是兵役政策與族群的關係，就以兵役政策的影響來論。

美國總統杜魯門曾稱所謂兵役制度是「社會工程」(social engineering)的範疇。的確，軍隊代表的不外是隨著征服而來的社會控制工具，由其是台灣的歷史經驗。根據政治信念改造社會的社會工程，利用宣教、操控文化、法律制度企圖改變或者「重整」群眾。故因機構的目地性，軍隊是所有的政府機構中最中央化科層的單位，必然用來遂行、宣教統治政策。

也因此，原住民族或其他弱勢社群，相對於一般人若持續呈現低所得狀態，公務勞動或從軍比例自會上升；成為投入軍職填補軍務基礎的勞動力，而裡頭勞動者的政治意識就會高傾向統治方。例如，二戰時在美國的狀況也的確是此，美軍裡就有大量的黑人、拉丁裔、原住民投入，當時美國原住民參戰就高達44,000人，原住民男性服役甚至超過一些部落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之上，作為社會工程的工具，軍隊對于價質的改造甚至同化，對少數族群的依賴有絕對的影響。

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幾個層次中:從生理需求到安全、社會尊重、自我實現，最基礎的生理與安全幾乎是原住民族社經處境的現狀，為滿足生理與安全，自然投入穩定的公職，而軍隊價值的信仰正處於統治政治的中心，思想成為最被規訓的一群，包含生計、優惠招募都可能成為族群自我實踐的癆疾。當原住民族的職業選項僅剩這樣的選擇，要從需求中脫逃，去追求族群的自我實踐有一定的難度，族人在公共勞動系統中愈趨生活的穩定，所產生的路境依賴，如同福利殖民一般。

我們須認清，今日的軍隊即是當初國民黨從中國帶進台灣脈絡至今，老話一句:國民黨創立的，都是用國民黨的黨徽。這種以黨領政以政領軍的概念，軍隊很自然成為黨國教育的培養皿，軍隊無法維持政治中立就有根本上的問題。

滲透傳統

尤以軍、警、教、在部落政治文化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公職通常俱備一定程度的聲望，更多是意見領袖，而這等同是國家統治體系在地方取得權威的合法性，是更直接介入傳統組織的決策模式，公職和舊有組織那種緊密相互依存的政治關係，反是更加深服膺殖民威權的程度。這些部落裡頭優位的「意見領袖」可站在資訊的詮釋端，謂此反而建立部落最強勢的言論與決策的系統，恍若擁護者與意見領袖交錯複雜的資源分配關係，社會控制的末端更難以根除。亦如杜魯門所言的「社會工程」，公共系統與兵役就是一種社會控制工具。

現有的兵役制度，弱勢者會成為軍需人數的犧牲品，由少數與弱勢保護憂位階級，除了公平性，大量的投入軍公職消弱了族群抵抗殖民統治的能力。有句話是，殖民統治者『只要持續讓人貧窮，優惠與福利手段就會一直奏效』。不要忘記，原住民族半數仍在貧窮線下，而可支配所得跟主流社會高達15倍差，原漢經濟的差距的持續擴大中，將更鞏固這樣的階級結構，成為統治手段的「循環系統」。殖民的歷史長流，原住民都在打家門前的仗，捍衛自己的家，卻經常成為工具與廉價的勞動力，家門前的抵抗沒有認同問題，只剩『剝奪自主性』的戲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