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神学”

新中国建国之后，就把建国前的社会称为“万恶的旧社会”，以此来突出政权的新面貌。“东方红，太阳升”。如果说旧社会是无尽的黑夜，那么新社会就是灿烂的白天。这样的对比有如地狱和天堂的对比。我们甚至可以说：新社会塑造了一个宗教，或者叫“共产主义神学”。我们都知道，共产主义是出自理性的推导，它怎么会是神学呢？我们并不是说它真的是神学，它是打引号的，是从比喻的意义上描述它被推崇的状况。

要建立起一套神学，首先需要有神。这里的神首选马列，但他们都是过去的神。现在的神则是毛主席。“他是人民的大救星”。他的教义是马列理论和共产主义，这是崇高而抽象的。而他说的话则成为了经典，也就是《毛主席语录》。“一句顶一万句”。它的发行量仅次于《圣经》。

有天堂就有地狱，有神就有魔鬼。前面讲了天堂和地狱就是新社会和旧社会。那么魔鬼自然就是国民党和它的首领蒋介石。魔鬼还有很多小头目，比如四大家族，等等。

如果只有这些，那么我们只能说它是一场“造神运动”，或者“个人崇拜”。这并不是独一无二。但如果要建立一套神学，就必须有它所配套的制度安排，也就是教会。教会就需要有教士，他们是一个特殊的阶级。他们拥有读懂教义的渊博和解释教义的权力。这就是党的作用。党内有专职负责思想工作的人员，他们就担当了普通教士的角色。而党内的高层则个个都是渊博的理论家，越往高层越如是。理论指导实践，一切都听党指挥。这是典型的政教合一。

政教合一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存在，并非新事物。古代皇帝在理论上也代表了儒学的最高水平。所谓内圣外王，外在是皇帝，内在就是圣人。所以皇帝才可以教化天下。

所以当新中国成立之后建立起新的政教合一国家，也并非创举。唯一不同的是，这次的影响特别大，影响到每个人。新中国处于一个绝佳的机遇期。在世界上被欺负了百余年的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这实在让人扬眉吐气，也表示了共产主义的成功。于是人们无不期盼着共产主义能够很快实现，这就是共产主义神学的“彼岸”。在这样的氛围中，全国上下都团结一致，加紧建设，似乎天堂就在前方。

后来发生的大家都知道了。伴随着毛的谢幕和动乱的尾声，共产主义神学已经无法维持了。于是掀起了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神的权威被否定了，他不能决定真理，而要从实践中获取。同时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共产主义的彼岸被搁置了，已经不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所以改革开放伴随的是意识形态退潮。共产主义神学的内容已经被抛弃，但政教合一的形式，也就是以党领导一切的制度安排仍然保留了下来。或者说，信仰退潮，但教会仍然发挥着功能。2017年的时候我说：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这不就是圣父，圣子和圣灵的三位一体嘛。”

这很像欧洲宗教改革前夕的情况。人们会对教会有所不满，而想越过教会去和上帝沟通。我们不厌其烦地描绘共产主义神学的建立，其实就是为了指出这个新的视角：中国政治改革的进程和欧洲宗教改革的进程是相通的。政治的宗教面相是人们很少注意到的。

近些年，意识形态开始重新抬头，这次的主角是民族主义。它有一种再神化的趋势。它继承了已有的教会制度，但教义发生了改变。民族主义的彼岸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因为民族主义的兴起，对中国传统文化从否定/扬弃变成了肯定/弘扬。万恶的旧社会已经不再是被批判的对象。现在批判的主要是西方列强。以至于一些人认为凡是西方好的东西一定是假的，西方的历史是假的，先进的东西也是偷我们的，这成了检验真理的新标准。当然这种民族主义难以真正成为一个有力的宗教，它的否定多于创造。

我曾经认为中国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但现实中人们却总觉得中国是一个世俗国家，并不存在宗教的影响。问题在于，在新中国建立初期，政教合一既有形式也有实质。而如今政教合一只有形式而没有实质，这给政治改革提供了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