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记者工作

2022年11月末，我决定到深圳一家报社工作，此时，距离我从上一份工作离职，已过去三个多月。

从2020年7月毕业，我换过两份工作，这是第三份，全是媒体行业，但两年多时间，我对新闻的感觉越来越陌生，几乎没有做过一篇真的报道，而我唯一能从这个行业学到的，却是酒量，每次回家，我爸给我倒上时，都会惊呼我酒量见长。我想，再过几年，也许我也会成为一个挺着大肚子，一走路，突然掉出一大串钥匙链，口中不避荤素，随手搭小姑娘肩膀的人。这是我脑海里男记者的形象。我碰到的总是这么一帮人。

我想脱离这个环境，出去，做点不一样的事。

我对自己有种模模糊糊的信心，一种文学化的想象，觉得有一支笔，就能在任何地方，赚到一点可供消化的东西，活下来。此前，曾和朋友商量过云南以外所有我们想去并能去的地方，在广州、杭州和上海之间，我通过几轮紧张的面试，意料之外地到了一个与计划不相干的地方——深圳。

我撇下了我的朋友，决定一个人前往。因为他说，打死也不去这种没文化、没生活气息的地方。正式去之前，我一度产生抗拒，产生了一种类似于怯场的心态，加之需要跑很多地方，要到我老家的那个小镇上，到本地的人才中心，开一系列入职证明，我感觉不胜其烦，而且，这次我真的要一个人去一个遥远的地方了，没有一个熟人，没有明确的职业规划，更没有充足的钱。那几天，我一直在我们家外面一个很大的菜地里走，不停地在纵横交错的田埂上来回溜达，一会儿站，一会儿蹲，菜地里浇菜的老太太，以为我在偷菜，时不时忧虑地往我这边看。直到登机前一天，我十分肯定地决定，一定要去。

两个小时，一下子从冬日的昆明，到了深圳，阳光正炽，刚下飞机就把外套脱了，两种印象，两种气味，一种做梦的感觉。

确定好住处，我坐在那间中介说只有七平的小房间里，关了灯，听着蚊子群魔乱舞的声音，在自己的手机便签上写：“南方的空气中有一种黏黏的感觉，好像还有点草木清新味儿，但始终油油的，跟三年前在仰光一样，有种说不清的相似。”

仰光那次，是我第一次去国外实习，当时对工作充满期待，狠狠地下了决心，要写几篇好点的稿子，这次来深圳，有点贼心不死的意味。

我的岗位是运营编辑，在做这件事前，我对于它的工作内容一无所知，刚去的第二天，我被派去采访了一个体育老师。

这位老师是学校推出的一个人物宣传形象，学校给出理由是他带了一个体训队，每天训练到很晚，年都还没过完，就马不停蹄的投入学生的训练，几年时间，就拿下了各大赛事的大大小小奖项，据说，奖杯都堆满了一间会议室。去之前，我想做点了解，但从以往报道，无法得到太多有用信息，我只能试着，去见见这个老师。

到学校，天已经黑了，学生陆续放学，路上全是人和车，转过拐角，校门豁然出现，左侧是一片正在施工的工地。人走的差不多了，这位老师才从暗角处拐出。我对他的第一印象，只有高，一米九的个子，我站在他面前有些单薄，需要刻意保持一点距离，才能看清他整个脸。

他刚刚正在带学生跑楼梯。他说，学校场地有限，新运动场还在施工，只能将就。他带我进办公室，一排工位的最后一个，拉了一把椅子，和我相对而坐，两个人，窄小的房间里塞满了我们的声音。

他说他是山东人，来深圳十年，一直在这所初中当体育老师。高中毕业，进了解放军八一田径队，随后又考上北京师范大学，基本一路特招，前途一片大好，可如今，快四十岁了，却还要靠父母“养活”。

一开始，我并没在意这话，直到后来，我才知道，他的房是跟爸妈借钱买的，父母还得经常周济他。他的工资水平不低，开支也不低，尤其是带了体训队后。他告诉我，出去比赛，制作队服、安排住处、报名费、交通费、餐饮费要么是队员凑，要么就是直接由他垫，有一年他带学生去北京八一队训练，一下子就花了八万块钱。而这仅仅是这些年付出的冰山一角。

其实，他很清楚我来的目的和我大概想要的东西，学校已经和他打过招呼，他问我，你是想听能播的还是不能播的，我明白，他大概要说点什么了。他说了到学校后的种种经历，以及在训练时遇到的各种阻碍。体训队学生（体育特长生）升学困难，常遭到来自主科老师或多或少的眼光和压力。在最难的时候，他曾四处求人，找私立高中收留这些在文化课上落后的学生。我印象尤为深刻的一件事，他说一个体训队学生，学习成绩很差，学校不让参加中考，一个教务主任偷偷把这名学生学籍号删了，招收学校无法查询到学生信息，最后，家长拿着刀，来学校找，“张老师，你告诉我，哪个是***？哪个是他？”当时正是学生放学时间。

“当时我就站在那里，我作为一个老师，你告诉我，这种情况下，我该怎么办?”

对此，我无法回答，我唯一的反应是沉默。这不禁让我想起我高中那群同样是体育生的同学。又想起一年前，发生在昆明一所中学的持刀砍人事件。

他说，现在的体育教育是有很大问题的，无论是从人才选拔，学校对接，学生升学渠道，还是展现自我的机会都微乎其微。而且这还是在中国最富有发展潜力的城市。他给我列举了这些年来带过的学生，他们一个个人的家庭状况、训练情形、参加过的各类比赛，以及最终考取的大学，他的电脑里留存着这些年来几乎每一个学生的详细资料和照片，他说，深圳不缺乏天才，缺乏的是平台，还有合理的机制，如果一个小孩将来就是刘翔，你练不练他？前提是一分钱没有。电脑光标一页一页往下滑，我感觉他是有资格说这些话的。

聊了一晚上，我听的很投入，他的话很密，我基本上没有多少插话的机会。平心而论，他所讲的每一个话题都足够我去写这篇稿子，唯一的问题是，我确实没法将他这些话直接写进去，他也郑重其事地告诉我，这些东西不能往外说。一个学校树立的正面典型说出的居然是一堆离经叛道的话，这多少令人意外，而且有种近乎冷嘲的意味。

我很纠结，我不知碰到过多少次把文章写的陈词滥调的事，最后带着一种很浓厚的腔调。他们告诉你，要升华人物，发挥一点合理的想象力，比如他如何吃苦耐劳，为了学生奉献自己的一切，如何克服困难，迎难而上，但我觉得这未免过于简单和轻易，这些光辉励志的词并不能解释他在整个训练中所面临的处境和他在这个事中所处的状态。他身上有一堆体育老师多年来承受的身份误解，比如我们生活中都时不常会调侃人，“你**是体育老师教的呀？”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这也就让我们普遍有种心态，体育不是那么重要的事情，好像它就是课程之余的调节，但这显然是有问题的。

这个采访持续了一周，这次之后，我又见过他两次，一次是去看他训练学生，在一片蓝色的运动场上，周围全是未完工的高楼，电锤装修的回声吵得人心神不宁。这里是他们学校新建的校区，还没什么学生，下半年才将迎来第一批。因场地缺乏，他们只能选择来这儿。同样是因为场地有限，这所学校的运动场馆只能往地下发展，他掰着手指，跟我介绍哪一层是篮球场，哪一层是足球场，哪一层是停车场，还不时盯着他的学生们，近乎咒骂般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

“不要掉！”

“说你呢，不要掉！”

“动作快！”

我为之一凛。

将近两个小时的集训，他几乎是全程的吼，作为一个旁观者，我似乎也是这个集体的一部分，我被这种紧张严峻的氛围裹挟，似乎在跟他交谈时，声音都是抖的。

训练完，我曾问一个学生，你对你们老师是什么印象，他嘻嘻哈哈的地告诉我，“怕”。

之后，我通过电话采访了十几个家长和老师，从他们的话语中，都是对一位年轻老师的欣赏与敬佩。他们喜欢这个老师。

一个在做校工的家长坦言，这位体育老师是他见过最好的老师，每次去学校都能看到他训练至很晚，几乎承包了学生所有训练期间的费用，不仅带他们四处寻找升学出路，还教他们如何提高文化成绩，如何做人，他像一个父亲。有一次，他去学校，发现这个还不到四十的年轻人有了几丝白发，他说，很心酸。

还有一个母亲说着说着就快哭了，她说，如果没有张老师（这名老师姓张），她的孩子不可能考上大学，因为他学习很差，他们一家人从外省来到深圳打工，房租是多少，家境是如何的难，是张老师帮他孩子找了住的地方，和一个学校老师挤了两年的宿舍。我没话找话地安慰了几句，最后实在不知道说些什么，只能狼狈地挂断电话。

可能是碍于我采访者的身份，也有可能是处于一种矛盾的维护心态，还有可能是他们真的这样想，他们自始至终，对他，都是类似口吻，而这些答案，我似乎早就能预料到，然而，这对于我的采访核心并没有太多帮助。我真正想呈现的是，这位老师在整个教学过程中的复杂际遇，他在做事时是如何卷入这种复杂的人际关系，他在这其中扮演一种什么样的角色。但包括我此前和此后做的很多采访，我都一厢情愿的认为，只要采访到足够多的人，收集到足够多的录音材料，就能达到一种深度，可惜这只是一种幻想，自我安慰，因为你采访的群体呈现出来的信息，也许根本不在他们所说出的话中，而且人数的多寡，对于你是否提出了“真”问题也没有太直接的联系，可能你得到的仍是重复的表述，最后还是会流于陈词滥调。

我知道我卷入的还不够深，很大一部分是能力原因，我就像一个憋足的弹琴者，对牛弹琴，牛是二百五，我也是二百五，双方都不知道在做什么，我们处于同一水平。

当然，这次采访我也可以为自己开脱，一个很大的原因是给我采访的时间太少，校方和领导都只期望做一篇两千字以内的正能量报道，此外，家长们白天都在工作，几乎约不到。我几乎没有太多时间和条件去深度的介入他的生活，遑论去理解他，我多少有些进退失踞。

我一直不觉得自己是一名合格的采访者，从毕业到现在，我几乎没做过几篇像样的报道，每一次采访，都像在完成一项可有可无的工作。这一次也不例外。他接受过很多记者采访，交谈中能感觉到，他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应对话语，而我要写的，能够发出来的，恰恰是这些东西，跟上面采访的重点完全不是一套。甚至于在我稿写完后，还发给他修改了多次，我想知道“改”和“确认”之间是否存在区别。除了这位体育老师“改”，教育局也在提意见，针对的可能是一个字眼，比如学生们训练时累的“跪”倒在地上，这个姿势，不好，删掉；比如，“‘他揶揄自己，可能穷一辈子。即使有钱，也是花在田径队上。’‘他给自己确立了目标，如果有下辈子，那就花一辈子去挣钱。’里面老是提到钱这块的内容，我觉得不合适。可以换一些表述，稍微给他美颜一下。”……最后的结果是，稿子在改了十多遍，我几乎已经选择放弃，并期望发出来别被朋友看到的一个月后的一天，突然被领导记起，说发，才最终尘埃落定。

我正式进入了这个系统，开始在教育新闻领域的岗位上派来派去，也再无机会做一篇脚踏实地的新闻采访，日常工作是改各个学校通讯员传来的稿件，参加某单位一系列会议，根据材料，掐头去尾，搞出一篇像新闻的稿子，交给驻点单位领导审核，然后是报社领导审核，成功发出。纵使期间曾调了几次岗，到了社区、街道驻点，运营新媒体和网站，也依然如此。我感觉生命就像手中攥紧的沙子，一点一点在流失。

我也慢慢觉察到对这个城市的不适应，不适应的表现在于你开始抱怨这个地方，十分想念昆明，而且精神愈加萎靡。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我很想离开那个小房间，下班吃完饭后，整晚整晚的在外面逛，周末不间断的去徒步、爬山，似乎只有户外和深山老林中，你才能缓缓地坐下来，慢悠悠地喘口气（如果我会抽烟，我可以慢悠悠地掏出打火机）。工作也愈发感受到来自领导的压力，有一段时间，我几乎找不到一个选题，整个下午都在焦虑中翻看各大媒体的相关报道。有一天中午，小组内一个同事突然把我叫出办公室，压低声音说，“我觉得，你还是有能力的，只是我们这个岗位需要的是…………。”

我明白她意思，第二天，交接完工作，我就走了，我知道，我有很大的可能不会再回这个地方了。

我去了海边，听着海浪一声一声地撞击石头，突然有种说不出的畅快感。我努力回想，这份工作到底给我带来了什么，在深圳近一年的时间，我生活上有些什么亮点，但始终未得到一个说服自己的理由，这里热，这里随时处于夏天，它很茂盛，可能因为树很多，且高大，有几天早上，我是在珠颈斑鸠和山鹧鸪的叫声中醒来的，原始丛林和高楼大厦同时存在，会让人产生一种幻觉，感觉随时都会迷路，而现实也确实如此，有几次，我是在地铁站里迷路的，因为它有超过十五个出口。从我住处到上班的地方，二十分钟，而从下地铁，到出站，我需要走十五分钟。挤地铁，你才知道什么叫“人潮汹涌”，喇叭声音再大，也喊不住门都关了一半，一半身子还在外面的人。我几乎每天都会看见列车员，拿着喇叭大声地喊，门已经关了，后面的人不要挤，但却是徒劳，他们明明知道，争这几分钟，依然会迟到，却一次又一次地前赴后继，他们也知道，对这些“亡命之徒”喊，没用，却一次又一次的重复，就像那群每天都躺在龙华汽车站的三和大神，物质生活压缩到最低，却一次又一次地做着发财的梦，我不得不把这种现象解释为一种对生活的努力。而且也确实如此。

仗着一双眼睛，我可以不厌其烦的看日常里的一切，其中最多的是看人，看各种形态、动作、表情，还有他们正在做的事，那是很可感的。我觉得他们是在很认真的做事，很认真的在生活！

不瞒你说，我也想认真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