眯眯眼变辱华，告密者变“吹哨人”——极端民族主义下扭曲的国民性

这是2022年第一篇文章。

在开启新的一年之前，先容我回顾一下去年年底发生的一系列荒谬的事。

最近的魔幻现实

第一件事。上海震旦职业学院的宋老师在课上谈“南京大屠杀”，被学生拍视频传到微信群后，被另外一个学生看到，它看到宋老师的言论之后非常愤怒，把视频传到网上后，导致该老师被学校开除。其实，宋老师并没有质疑南京大屠杀本身，而是质疑官方一口咬定的遇难者30万这个数字的准确性，并呼吁不要仇恨，要反思战争发生的原因。当然还是有不少网友对于这种告密行为进行谴责，但前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却称这个举报者为“吹哨人”。

第二件事。在微博上声援宋老师（就是上文的那个宋老师）的李田田老师，在怀有身孕的情况下被当地教育部门以精神病为由强制关进精神病医院，并被定义为受境外势力煽动。虽然爱国群众们的火力依然不减，但在声援李老师的强大的舆论压力下，李田田老师现在「已经”出院“，现在正在”恢复“」（这是李老师微博的原文节选，包括引号）

第三件事。中国食品电商企业“三只松鼠”在2019年发布的一则广告中，模特的眼睛是“眯眯眼”，这则两年前的广告被翻出来之后被小粉红大肆炒作这是迎合西方人对中国人的刻板印象，将其定义为辱华。其实此类因广告模特形象涉嫌“辱华”的事件之前已经出现过多次。

第四件事。中国广西百色靖西市官方，由于协助偷渡的嫌犯违反了防疫法规，“依照当地法规”对嫌犯进行游街示众。在视频中，嫌犯身穿防护衣，将自己的大幅大头照挂在胸前，颇有文革时期批斗会之风。

重点说说宋老师被开除和三只松鼠模特长相被指“辱华”

当我把这些密集出现的荒谬现象罗列出来之后，突然意识到文革2.0或许已经进入加速阶段了。虽然新时代文革早已悄然进行，但如此这般民间抓特务式地无限上纲上线，官方毫无遮掩地无视法律的事情如此频繁地发生，也着实令我佩服“总加速师”治下的“中国速度”。

更令人唏嘘的是，这些明显违背常理的荒谬事情，居然会在中国的舆论场上产生争论。让一个生活在文明社会的人来看待这些事情，判断其对错好像并不费力，这有什么可纠结的呢？然而在中国的民间居然出现相反的现象——那些支持把宋老师开除，高喊三只松鼠辱华的所谓“爱国群众”和“爱国媒体”居然有如此大的声量。

这不禁让我思考，那些告密者和拿着放大镜找辱华要素的人真的是个人道德低下吗？换做其他那些支持他们这些行为的爱党爱国者们，难道他们不会做出相同事情吗？类似的”被举报“事件实在是太多了以至于让我开始思考，这些现象的背后并非偶然也并非个人道德问题，是不是更为普遍的国民性阴暗面在起作用呢？

告密者——精神上的流氓，权力下的奴隶

在就事论事之前，我想先介绍一本书——《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作者张宏杰，这是一篇通俗历史著作。作者认为，近代以来饱受诟病的中国人的国民性，实际上在历史上是随着时代的不同不断变化的，甚至是判若两人式的变化。

虽然这本这本书的引用和推论有不严谨之处，但话糙理不糙，有很多观点值得我们关注。以一篇通俗历史著作的标准来看我认为值得一读。另外，由于内容过于直白，按照现在的“辱华”标准，这本书存在大量“辱华”要素，不确定今后还能不能存在于墙内。

在书的第一部分，作者用了大量的篇幅梳理了从春秋到清朝中国国民性的演变：

春秋时期贵族文化→魏晋士族文化→宋元平民文化→元明流氓文化→清朝奴隶文化

每一次国民性的演变，背后的推手则是专制制度演化，随着专制制度进化到极致，国民性也劣化到极致，这是本书始终贯穿的主线。

在书的第二部分，作者探寻了中国国民性的源头问题；第三部分介绍了近代以来，从梁启超，孙中山，鲁迅，胡适，蒋介石，毛泽东等人对国民性的改造。

虽然在本书第二部分把国民性问题追溯到了三皇五帝的史前时代，甚至提到了地理环境决定论，但个人认为国民性的堕落并不用追溯到那么远，当今中国国民性的消极面，包括举报文化大多来源于流氓文化和奴隶文化盛行的明清。

那么什么是流氓文化呢？

流氓精神的核心是十六个字：不讲规则，没有底线，欺软怕硬，不择手段。因为不择手段，它的身段异常柔软油滑。因为敢于泼胆使用暴力，所以它的威慑力非常强大。因为肮脏下作，所以它可以使正人君子主动退避，将生存空间让给它。它又因为狡诈机变，时刻可以披上“义气、豪爽”的外衣，所以如同变色龙一样可以适应不同的环境……流氓这个物种出现之后，很快就获得了生存优势。流氓手段成为追逐权力必不可少的工具

什么是清朝奴隶文化呢？

在清代皇帝眼中，皇帝、官员和百姓，是父亲、儿子和孙子的关系。不管父亲如何虐待儿子，儿子也不许有丝毫反抗。因此，老百姓无论被贪官污吏如何压榨剥削，走投无路，也只能听天由命，不得“越级上访”。对于群众聚众抗议，维护自己的权利，他们总是视如大敌，一再强调要“严加处置”，甚至“不分首从，即行正法”。他们千方百计防止老百姓联合，严厉打击民间宗教，镇压任何聚众事件。清朝甚至不准汉族人异姓结拜，还曾“禁天下书院”，以杜绝东林遗风······ 清代皇帝们积三代百余年努力，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最缜密、最完善、最牢固的专制统治，把民众关进了更严密的专制统治的笼子里。纵向对比中国历史，清代是中国历史上民众权利被剥夺得最干净，意志被压制得最靡弱的时代。康乾的盛世监狱精心塑造出来的国民，固然是驯服、听话、忍耐力极强，却无法挺起腰板，擦亮眼睛

皇权专制的极端化伴随着的是国民性的流氓化、奴隶化。而本文开头提到的举报告密，正是在明清被制度化常态化，才从汉唐时代一时的不正之风，演变成打在国民性上的文化烙印。而告密文化正是国民流氓化、奴隶化的集中体现——依附于公权力，欺软怕硬不择手段。

传统的告密和现代的举报

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上海震旦学院的宋老师被举报这件事。

虽然告密文化古已有之，但传统的告密大多是利用如连坐制度和举报有赏等方法，激发人的恐惧和贪欲，当这种赏罚机制没有了，告密者自然也少了。

然而，像举报宋老师这样的现象，虽然其手段与传统的告密有相似之处，都是拜倒在公权力下当顺民对他人不择手段地构陷，但不同点在于，其举报者的行为是自发的，至少目前没有证据证明举报宋老师能给他带来怎样的利益，他不举报宋老师自己也没什么损失。更有可能的是，他认为这种举报行为是正义的。这就是现代的举报和传统告密的不同之处，举报者认为举报的目的是正义的、爱国的，就像举报犯罪分子一样没有任何心理负担。

这种现代性举报的延申，表现为三只松鼠模特长相”辱华“事件。举报者已经不满足于自然发生的”辱华“事件，他们拿着放大镜对对任何一个可能被炒作为”辱华“的细节都不放过，现在没有把柄发生，那我就“刨祖坟”，从你之前的各种社交帐号上找把柄。类似事件，远的有2020年奇葩说辩手邱晨被翻出在2014黄雨伞运动期间的所谓”支持港独言论“，近的有演员张哲瀚被翻出之前在靖国神社和乃木神社拍照并被定性为”精日汉奸“遭到封杀（讽刺的是张哲瀚本人就是一个爱国人士，父母也都是党员）。而如今举报者已经不满足对名人的言行举报了，连模特的长相都要被指”辱华“。

不排除有些确实是商业对手的舆论操作，也确实有吃爱国饭的人。但是，每当辱华事件一出来，在舆论圈里会形成那么大的共鸣和声量，就不能全部解释为水军了。其中很大一部分人是真心认为应该举报，也就是说自干五永远多于真五毛。

既然喜欢利用“爱国”宣泄情绪的人那么多，那么在互联网时代这些人的注意力就可以变现，于是利用流量吃爱国饭的人越来越多，慢慢地我们也越来越难以分清谁是单纯地出于自以为正义而举报，谁是在吃“爱国饭”，亦或是在一个人身上两者兼而有之。

由这一系列的事件我们可以看出，这种现代性举报与以往的告密相比有三大不同之处，第一是自发性，第二是自我感觉正义性，第三是在互联网时代利用流量变现的牟利性。明清以来的制度性告密败坏了国民性，它滋生了告密文化，而自以为正义的“一言不合就举报”则来源于极权制度下的极端民族主义，这是现如今的制度给中国国民性打下的最新的烙印。

如今中国人的国民性

共和国时代打下的新国民性烙印，或者说从明清以来国民性进一步的堕落在于极权主义模式颠覆了对好坏的判断基准——一波接一波的政治运动和持续不断的制度性的思想塑造，加之极权高压产生的不安全感的笼罩下，本来令人不齿的品质却被判断为好品质，并且这种标准正渐渐被大众所接受：麻木冷漠变成了不信谣不传谣的好品质，告密举报变成了所谓吹哨人，拿着放大镜找似是而非的辱华证据构陷他人变成了维护民族尊严，没有民主变成全过程民主......

一旦对好坏的判断基准可以被任意扭曲解释，只要自己站在官方的立场上，在官方定义的正义加持下就可以对自己看不惯的东西随意挞伐，不用负责也不用良心被谴责，共和国时代新注入的国民性就会“大放异彩”。

这种新的国民性就是斗争文化。

共和国时代产生的斗争文化不同于以往任何时代的政治斗争，它不限于当权者之间，而是用群众运动的方式在全民范围内的普及开来，并在一场又一场的政治运动中人人参与反复练习，它改变了我的祖辈，塑造了我的父辈，影响了我们这一带人，慢慢地渗入了如今中国的国民性中。

慢慢地我们习惯了接受唯一的真理，虽然可能并不真的明白这个真理是什么，但只要代表这个真理的符号存在，只要这个符号受到最高权力的支持，就可以用这个符号的名义不择手段伤害他人，以获得实际的利益，或崇高感，亦或是单纯泄愤的快感。而这个真理的符号也在变化，之前是阶级斗争和毛主席，如今是号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极端民族主义——只要“不爱国”，统统都要消灭，这就是你看到的小粉红的样子。

虽然斗争文化看起来让国民看起来更加“生猛”，更加勇敢，然而，不论是当年的红卫兵还是如今的小粉红都绝无可能造最高权力的反，对最高权力的顺从并没有从国民性中清除，明清以来根植于社会的流氓文化和奴隶文化让他们毫无原则，对权力无比顺从。

一方面对权力之外的事物表现出应激性地张牙舞爪，一方面对绝对权力俯首帖耳般无比顺从，这种病态的矛盾现象，我称之为狼性顺民。简言之，其符合下列等式：

流氓文化×奴隶文化×斗争文化=狼性顺民

再多说几句

有人可能会说，把宋老师视频上传到网上的人和说三只松鼠广告眯眯眼辱华的人只是在行使公民的言论自由吧。对于持这种观点的人，我想说：为什么在不保障宋老师的言论自由的情况下保障举报者的言论自由呢？再说，言论自由并不是我等被统治者可以剥夺的，剥夺言论自由的是公权力。

还有人说，那个举报者也受到了网暴和恐吓，难道那些施暴者不也是一丘之貉吗？我想说，原则上网络暴力是不对的，我绝对不赞成这种行为。但是宋老师受到的不仅仅是网络暴力，还有公权力对她实实在在的打压，这个在你的考虑范围之内吗？这个举报者就是要用公权力让自己不喜欢的言论消声，而他也一定清楚后果是什么，他很无辜吗？在公权力本就不公的情况下，这种所谓的网暴不过是一种互联网时代的“私刑”。

当然，如果你认为不论这个国家是怎样的国家，作为一个法律上的公民举报国家任何不提倡的东西都是一种美德的话，那就当我什么也没说。另外，祝你永远不要被举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