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告别革命时我们在告别什么

在我看来，李泽厚与刘再复的这本对话录是对当时中国的一次观察与评价，其最直接的动机无非是出于朴素的爱国情感，其最直接的目的无非是期望祖国的长治久安。其采用对话录这种芜杂的文体，字字向读者昭示着其文强烈的主观性，这就势必需要我们更多地从语境的角度考察分析文本并进行评述，且注意剥离出其时代的局限性。二位先生在本书中首先提出的“告别革命”论调后来也经历了多种视角的讨论，从历史学的角度回看，“告别革命”的视角无疑能够破除传统革命史研究中某些先验的方法、理论与结论，但如果完全以两位先生所持的改良视角出发也难免造成曲解。

首先我将尝试梳理李刘二位先生对革命的认识与观点。[1]开宗明义，本书开头就指出，“影响20世纪中国命运和决定其整体面貌的最重要的事件就是革命。我们所说的革命，是指以群众暴力等急剧方式推翻现有制度和现有权威的激烈行动（不包括反对侵略的所谓‘民族革命’）”。[2]这种观点有一种“符号化”的倾向，先将革命定义出来，然后再套回历史之中，取合辙者从之。革命有短时段也有长时段，若以此定义，那么韩国12·12军事政变与持续数十年终于第三共和国的成立才落下帷幕的广义上的法国革命能够同属一类，这恐怕未必妥当。革命确为变革不假，但制度、权威的变革与激烈行动、暴力事件不能在一个时间层面上进行讨论，二者更或许是包含的关系。比较影响重大的法国革命、俄国革命、中国革命，在进程上都表现为“其兴也忽，其亡也勃”的特点，即事件的急遽爆发以及随之而来的“中时段”整体变革。

以这种定义观察，李刘则认为渐进式的改良要优于疾风骤雨般的革命，且“应当对国内国外几次影向很大的革命，包括法国革命、俄国革命、辛亥革命等等重新认识、研究、分析和评价，应该理性地分析和了解革命方式的弊病，包括它给社会带来的各种破坏”，而“二十世纪的革命方式确实带给中国很深的灾难”。[3]诚然，革命必然会带来秩序的缺位，我们不能忽视其所造成的经济破坏，但也不能简单地对时人做出的革命选择评头论足。李刘，且主要为李即认为辛亥革命是一场完全可以避免的革命，是不必要的：

“我之所以认为辛亥革命未必必然，是因为我以为自一九〇八年以来，同盟会革命活动在屡遭失败后已进人低潮，组织离析，人心涣散。一九一一年黄花断之役损失惨重，元气大伤。如瑞澄不跑，武昌起义未必成功；起义之后，武昌本也能如汉口、汉阳一样为清军收复。但历史总是在偶然中游动运行，偏偏光绪、慈稽前数年接踵殁亡，偏偏没杀袁世凯，并让他轻而易举地乘机控制清廷并按兵不动……。于是有辛亥的成功，有袁世凯的篡位，有袁死后的军阀混战。”[4]

这未免有些过于苛责了。人都是活在当下的。黄花岗起义是一场策划严密、组织完备的职业革命，而武昌起义却处处充满了偶然与疏漏，然而漏洞百出的起义最终蔓延开来推翻了清朝。简单的因果论上来看，诸多偶发事件确实大大增加了辛亥革命成功的几率，但对时人来说是绝不可能有如此多的顾虑的。以川省剿办大员岑春煊为例，其出山后既要收拾四川保路乱局，又不被清廷授予明确职位，与政府之间嫌隙在一个月内即急剧扩大，最终倒向革命。[5]官员与政府尚存信任危机，遑论民众？1911年4月黄花岗起义失败，5月清廷即颁布皇族内阁，天下哗然，10月武昌起义轻易成功，清廷的政治信用急剧恶化才是起义的最大推力。如同李泽厚所言，吃饭是第一要务，时人仅能见到时局的一步步恶化，并无法顾及革命与改良的二选一，因为不革命一定没饭吃，革命了反而才可能有饭吃；在清廷信用、政策一步步恶化的情况下，期待其改革显然是最不划算的行为，这从皇族内阁对革命进程的急剧加速也能略窥一二。支持新政、主导新政的慈禧、光绪不可能永远不死，而满人的朝廷也不可能托孤给一个汉族大臣。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近代的革命实属结构性、制度性所不可避免的最终结果，即使是一场造成极大破坏的悲剧，也是一场埃斯库罗斯式命中注定的悲剧。

进而，李刘尝试探索革命及革命史观之下的深层因素。其中，政治先行被认为是主导原因之一，突出表现为“斗争哲学”压过“吃饭哲学”，但后者才是社会正常运转、人民正常生活之根本。[6]进一步探析，那么这可能要归于对于意识形态、战争经验、胜利经验的盲目迷信，而在毛泽东身上体现的最为显著。政治因素之外，五四以来的社会风气也持续地为革命推波助澜，形成“救亡压倒启蒙”的局面，导致强调个人主义、个性的思潮甫兴起旋消亡。另外，薄弱的经济基础也无法产生一个庞大且强壮的中产阶级，那么依托于这个阶级的民主政治也就成了无根之水。后二者导致一种民主化的政治与市场化的经济难以在中国实现，那么在巨大的内外压力面前当政者只能转向革命。这种趋势在内外压力减缓后并未减速，在中共建政后反而继续加速，学术问题政治化就是其中一个表现，最终导向文化大革命的彻底革命，理性的革命最终却向非理性急速坠落。邹谠在他的书评中认为中国革命是一个理性逐渐流失、政治逐渐一元化的过程，其“理性行动与政策，并非来自革命本身，而是来自一个政治多元社会内的势力对立的结果：是力量微弱一方在战略上、策略上、政策上、制度上的反应。”[7]实际上，中国革命自1920年代起就与苏俄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无论国民革命抑或后来的共产革命都接受了苏俄的直接指导与援助，无疑比辛亥革命到护法战争更加职业化、组织化、纪律化。苏俄革命最终以斯大林时期的高度集权与后斯大林时期政治逐渐走向失序而解体，中国革命也在文化大革命中达到了彻底的破坏，这二者之间的联系不能不纳入考虑。这种停不下来的革命趋势在中俄两国大同小异，而这也是李刘二位所要告别的。

“告别革命”的内涵，仅仅“只是‘告别’革命，并不是简单地反对或否定过去的革命。”[8]我以为对它的解读一定要回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语境中去。以高华的观察来分析李刘二位，则他们既具有新左派的马克思主义原则，又赞同自由派的要求与实践。[9]他们所倡导的告别革命的诸多主张，如重视改良、学习西方过程中不断强调中国本土特色、经济发展放在首位、扩大中产阶级群体等，不仅是八十年代相对自由的风气的总结与延申，也直接奠定了九十年代之后一段时期内的思想基调：“三个代表”的提法实际与告别革命主张大同小异。尤其是对“实用理性”的强调，这不仅是站在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两层立场上，总结八十年代对经济状况、生活水平改善发展所提出的批评，同时也为后来两代领导集体中“以人为本”、“发展是第一要务”、“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等提法暗合。在思想领域或许告别革命论已然成了一个既定事实。

更加激进地说，那么“告别革命”的过程或许可以称为一种国家转型。李泽厚提出了“经济发展-个人自由-社会正义-政治民主”一条理想的国家政治建设道路，并且这四方面并非严格的逻辑或时间上的前后顺序，而是“渗透交织在一起，互为因果”。[10]我以为这与马克斯韦伯等社会学家在卡里斯玛型政权的观点上不谋而合，即魅力型权威总要转型成为法理型权威。[11]那么，这其中的前提显然就是中共政权并不是一个注重法理的政权，但我以为这仍然值得商榷。中共政权在官僚体系方面较大地继承了先前政权，如1950年即分出25级公务员，1952再细化到29级，再比如共青团系统、党校系统与古代翰林院、集贤院在搜罗人才与内部选拔方面的类似，抑或是工会、妇联等诸多社会团体以参公管理实际官僚体系化。但在最高权力的产生方面仍然是一个黑箱，毛泽东在接班人的选择上即陷入了韦伯所言的魅力交接问题。李刘亦言中国需要的是“转化型创造”，“即逐步改良的方式，使中国成为现代化的发达国家，但不必全同于西方的形式、模态、规范，其中也包括法治体系。”[12]那么转化的范围究竟有多大恐怕还需要商榷。

回到历史研究的角度，则告别革命论直接打破了官方革命史观不科学、政治化的研究视角、理论、结论，成为新革命史兴起的思想基础。李金铮提出了传统革命史观中对于革命的“神话化”阐释，指出从革命-乡村互动与国家-社会互动两个视角重新探求革命面貌。[13]王奇生则将中国革命的进程形象地喻为“高山滚石”，指出了新革命史研究的三个趋势，即以革命叙述作为研究对象、以历史背景考察革命本相、以史实重建进而探求原理。[14]在历史学告别革命，需要告别的是革命所创造的历史叙述，革命本身则是永无法告别的。研究革命要回到人的视角，正如前文对武昌起义胜利原因的推测，分析人在时代潮流中的利害。不论革命理论、革命宣传，还是史实重建、原理探求，其对应的历史客体都是活在当下的人，而并非宏大叙事下的“革命的一份子”。

[1] 我所阅读的是本书2004年的第五版，其中不仅收入了本书初版后二位先生对告别革命观点的再谈，也收录了二位先生几篇直接讲述告别革命论的文章以及邹谠的书评，对阅读帮助很大。此外，由于我薄弱的哲学与文化批评基础，本书辑三辑四两部分恐涉及较少。

[2] 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回望二十世纪中国》，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4年，前言第24页。

[3] 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第60-61页。

[4] 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第289-290页。

[5] 参见郭卫东：《臣属向公民的转变——以辛亥革命时期的岑春煊为案例》，《史学月刊》，2009年第7期。

[6] 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第14-15页。

[7] 邹谠：《读〈告别革命〉——致李泽厚、刘再复》，《二十一世纪》，1996年2月号，总第三十三期，第66-67页。

[8] 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第251页。

[9] 高华将当时知识界大概分为三类，即老左派（毛左）、新左派、自由派，新左派在大专院校文学院研究文艺批评的知识分子之中形成，他们所使用的研究理论大多出自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创造，参见高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授课音频，youtu.be/7AUNBkq1Uto。

[10] 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第22页。

[11] 魅力型权威一旦青黄不接就会极大的增加崩溃的几率，而权威在统治时也会自然地制定规则、发条，自发地向法理型权威转变，穆罕默德及之后的伊斯兰教即是一个例子。总地来说，魅力型权威要么自发主动地常规化，要么就被迫常规化。

[12] 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第265页。

[13] 李金铮：《向“新革命史”转型：中共革命史研究方法的反思与突破》，《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1期。

[14] 王奇生：《高山滚石：——20世纪中国革命的连续与递进》，《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总第5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