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胡椒的札记

封面来源：赵志军：《宋代远洋贸易商船“南海一号”出土植物遗存》，《农业考古》，2018年第03期，第13页。

胡椒是当今饮食再日常不过的调味品了，无论鲁菜或是川菜，无论吊汤或是煎炒，能够去腥增香提鲜的胡椒一直是厨房的必备。作为“胡”椒，其来源与流入是中西交流的一个缩影，学界已经有许多这方面的讨论。[①]纵览胡椒一物，我们可以发现其某种程度上折射出了中西贸易的陆路—海路趋势，并且能够向我们揭开以往可能并未考虑到的某些内容。

薛爱华认为胡椒唐代时才传入，但是石云涛指出胡椒最早在东汉就应当传入了。[②]《后汉书》卷八十八《西域传》中有“天竺国一名身毒，在月氏之东南数千里……从月氏、高附国以西，南至西海，东至盘起国，皆身毒之地。身毒有别城数百，城置长。别国数十，国置王。虽各小异，而俱以身毒为名，其时皆属月氏。月氏杀其王而置将，令统其人。……有细布、好毾卫、诸香、石蜜、胡椒、姜、黑盐”。这是可见到的对于胡椒产地的最早描述。其并未阐明胡椒传入的细节，但可以发现，后汉书对于天竺的认知是基于对月氏的。《史记》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传》中有“身毒国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其俗土著，与大夏同，同卑湿暑热。……以骞度之，大夏去汉万二千里，居西南。今身毒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远矣”。天竺之地理位置、历史缘由都是从月氏、大夏提起话头从而进行阐释，并且将天竺之风俗与月氏、大夏进行对比而进行说明，于是天竺之具体情况必是经过这两处地界才能传入内地，从而为人知晓。那么天竺之物产也应当大致上经同一路线传入，而这恰与佛教的传入路线一致。可以料想，以胡椒为代表的大量天竺物产最初传入中国大概是与东汉佛教的传入联系密切。《后汉书》下文即为“和帝时，数遣使贡献，后西域反畔，乃绝”，这说明汉王朝与天竺诸国已经建立了直接的使节来往，并且其交往与西域安定关系密切。

此外，在汉晋之时我们还能发现其他种类的“胡椒”。《南方草木状·卷上》有“蒟酱，荜茇也。生于蕃国者，大而紫，谓之荜茇。生于番禺者，小而靑，谓之蒟焉，可以调食，故谓之酱焉。交趾九眞人家多种，蔓生”之语，揭示了这两种物种传入的不同路径：一自蕃国，一自番禺。自蕃国者已有美国学者劳费尔之考证，认为其即为梵语中之“pippalī”，是从印度输入到伊朗进而传入中国；[③]而薛爱华则认为其是由“波斯舶”输入，[④]这就有了陆路与海路的分别。我们认为，与胡椒类似，荜茇的传入路线应当也是通过陆路，而到了唐末由于外交、贸易的考虑才使得荜茇转而通过海路传入。而自番禺者则较为复杂。《史记》卷一百一十六《西南夷列传》中有“建元六年，大行王恢击东越，东越杀王郢以报。恢因兵威使番阳令唐蒙风指晓南越。南越食蒙蜀枸酱，蒙问所从来，曰‘道西北牂柯，牂柯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蒙归至长安，问蜀贾人，贾人曰：‘独蜀出枸酱，多持窃出市夜郎。夜郎者，临牂柯江，江广百馀步，足以行船。南越以财物役属夜郎，西至同师，然亦不能臣使也’”。《集解》云“徐广曰‘枸一作蒟’”；在《华阳国志》卷四《南中志》中也有“南越人食有蒟酱，蒙问所从，曰‘䍧柯来’”记载，那么蒟酱所以“生于番禺”者实出自地区间的贸易，蒟酱应是一产于蜀地的本土物种。但是何谓“蒟”其实有争议，《汉书》中“枸酱”二字之后有注，注云：

“集解徐广曰：枸，一作蒟，音窭。骃案：汉书音义曰：枸木似榖树，其叶似桑叶，用其叶作酱，酢，美，蜀人以为珍味。索隐案晋灼：枸，音矩。刘徳云：枸树如桑，其椹长二三寸，味酢，取其实以为酱，美。小颜云：枸者，缘木而生，非树也。今蜀土家出枸，实不长二三寸，味辛，似姜，不酢。刘说非也。广志云：枸，色黒，味辛，下气消榖，窭音，求羽反。”

其中很明显存在三种植物：一种为树，食用其叶，味酸；一种亦为树，食用其果实，味酸；一种为藤，食用其果实，味辛。任乃强先生在校注《华阳国志》时已经发现了此问题，并写作了《蜀枸酱入番禺考》收入其《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之中，对“蒟酱”一词及蒟酱流入番禺路线做出了考察。[⑤]他认为：蒟本作枸，唐蒙所食之酱乃是酸甜果酱，由今日所称拐枣制成；蒟指蒟蒻，也即俗称之魔芋，而我们所探讨的那种胡椒科植物真身是扶留，后人将这三种植物搞混恰恰是从嵇含所作的《南方草木状》开始的。任乃强先生旁征博引，论证清晰，但我仍猜测此观点仍有可以商榷之处，故阐释如下，并求教于方家。

任先生所认为的所谓古人将“蒟”搞混是站在现代人的眼光去看的，我们今日依从植物学当然知晓蒟酱与蒟蒻是根本不同的两类植物，但在古人看来很可能并非如此。《中国植物志》中记载了四类以“蒟”字开头的植物，分别为蒟酱、蒟蒻、蒟蒻薯、蒟子，其中，蒟酱与蒟子都属胡椒属，而蒟蒻和蒟蒻薯甚至不属于同一个目。[⑥]这些植物皆统称为蒟，其只有一种可能解释：这是因为它们的花托形态高度相似，古人以“蒟”字指代这种“果实”状如桑葚的植物[⑦]。上注文中刘德也有“其椹长二三寸”之语，于是才会有“辛蒟”一词在蒟中作出区分。此外，任先生也并未讨论那种“似桑叶”、食其叶的植物。桑叶最突出的特征即为边缘为锯齿状，但无论是蒟蒻、拐枣、扶留甚至是枸杞都没有这种锯齿状叶子，考虑到花托形状，这种食用叶片的植物很可能是薄荷。无论是枸杞、拐枣、薄荷、扶留、蒟蒻，它们的生长环境都类似，生于番禺者必能生于蜀地，但越人独言“蜀蒟酱”，可能并非指代产地而是做法。蜀地气候湿热，自然青睐辛辣味道。这种“蜀蒟酱”可能是上文中提到的拐枣、枸杞、扶留、薄荷多种“蒟”调和而成[⑧]，所以不言“甘蒟酱”或“辛蒟酱”，但其中毕竟辛味突出，所以后人才会将辛味的主要来源“扶留”误为“蒟酱”流传下来。

任先生还注意到了张骞在大夏发现了蜀布、筇竹杖这一问题，并且也对其进行了考证。[⑨]他注意到《史记·大宛列传》中对于此事的记载提到“然间其西千余里有乘象国，名曰滇越”，考证认为滇越或许指代今日印度之阿萨姆邦，并且认为从四川盆地经横断山脉、缅北再到印度东部存在一条交通路线，这条交通路线直到唐代才逐渐弃用。这样看来，与胡椒的传播相结合，则唐以前确实可能存在这样一条交流途径。其原因大概与这一地区的无政府状态是分不开的。美国学者斯科特所作的《逃避统治的艺术》一书中就关于此区域作了详细论述，他将这一区域成为“赞米亚”，认为它与国家、政府恰好处于对立情况、此消彼长。[⑩]中华帝国对臣民天然的压迫可能就导致人口不断涌入此地区，从而助长了这条交流路径，而唐代南诏国的统一则截断了这条路径。

到了隋唐之际，胡椒的产地又出现了模糊。正史在写作西域传、西域志时多认为胡椒产自波斯，《魏书》、《周书》、《隋书》、《旧唐书》都将胡椒列在波斯条下；佛经中则多认为胡椒出自印度，《法苑珠林》卷三十九有“又西北至阿咤𨤲国，属南印度，此国出胡椒”、卷五十七有“第四王名阇耶[11]，土地出荜钵、胡椒”，《大唐西域记》卷十一有“阿咤𨤲国_南印度境出胡椒树，树叶若蜀椒也”，明确指出胡椒产地就在印度境内的阿咤𨤲国；另外，《酉阳杂俎》虽然也认为胡椒出于印度，但在卷十八更具体地却认为“胡椒出摩伽陁国，呼为昧履支”。如今我们当然知晓胡椒这样一种热带作物其原产地自然是在印度，佛经说为确，但另两说也并非无中生有。劳费尔使用历史语言学方法将波斯语pilpil与梵语pippalī进行对比，认为胡椒是从印度移植到波斯的。[12]正史并非认为胡椒出波斯，而是认为波斯出胡椒。北朝诸史以及隋书的西域传中都并未将印度地区单列进行记述，这可能是由于西域失控导致的，所以只记下了波斯出胡椒语。摩伽陀者为温翠芳所反驳，她认为这种观点“可能是因为唐朝与摩伽陀国有着密切的经济来往（据《新唐书·天竺国传》载唐太宗曾遣使从摩伽陀国取熬搪法）。而印度西海岸所产的胡椒与草拨又经过摩伽陀国，从陆上丝绸之路转运到我国的缘故”。[13]这种说法其实也存在问题，胡椒产印度西南海岸，摩伽陀国位于印度东北，而陆上丝绸之路位于印度西北，可谓是风马牛不相及了。“摩伽陀”有可能只是印度的代称，《新唐书》卷一百四十六上《西域传》中天竺一条开头便是“天竺国，汉身毒国也，或曰摩伽陀，曰婆罗门”，且摩伽陀是孔雀王朝发源地，又是佛教重镇，则以其代称印度也有可能。

唐代前中期武德充沛，凭借远达葱岭的影响力掌控丝路贸易，输入西域物资，但安史之乱、吐蕃崛起后西域闭塞，唐人再难见到一个国际化的长安城了。薛爱华将其描述为：

“从九世纪初期开始，唐朝的国际时代、进口时代、融合时代和黄金时代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对于跨越大海、翻过大山而来的珍奇物品的渴求——不管是佛教手稿还是医书，也不管是昂贵的锦缎还是珍奇的美酒，甚至哪怕是想要一睹来自突厥斯坦的杂耍艺人的风采——都已经不可能轻易地得到满足了”。[14]

但人们对于胡椒的需求向来是难以满足的。宋代与唐末类似，都失去了对于西域的掌控，海路于是成为了胡椒最主要也是唯一的来源。在考古发掘报告中我们可以管窥当时胡椒海路贸易的体量，上世纪发现的泉州湾沉船中胡椒是“出土香药为数仅次于香料木的药物”[15]，而“南海一号”中更是发现了“我国迄今见报道的考古发现的年代最早的胡椒实物”，“占出土植物种子总数的1%”[16]。另外，南洋三佛齐国在一次朝贡中就进献了胡椒一万零七百五十斤[17]，足以见得当时胡椒贸易是南洋贸易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宝庆四明志》卷六中记载南洋胡椒贸易的两个主要商帮分别是“海南占城西平泉广州船”与“外化蕃船”。说明除了中国本土商人以外，蕃商也在呼叫贸易中占重要地位。宋代赵汝适《诸蕃志》中有：

胡椒出阇婆之苏吉丹、打板、白花园、麻东、戎牙路，以新拖者为上，打板者次之。胡椒生于郊野，村落间亦有。……（类）中国之葡萄，土人以竹木为棚……开花，四月结实，花如凤尾，其色青紫；五月收采晒干，藏之仓廪，次岁方发出，以牛车运载博易。其实不禁日而耐雨，旱则所入者寡，潦则所入倍常。或曰，南毗无离拔国至多；蕃商之贩于阇婆，来自无离拔也。

胡椒的来源明确指向南海诸国及“南毗无离拔国”，而其中阇婆似乎是南洋胡椒贸易最大集散地。《岛夷志略》中胡椒的来源遍布东南亚与印度，有八都马、淡邈，属缅甸西岸；爪哇、东西竺，属马来群岛；下里、须文那、小㖵喃、古里佛，属印度南部西岸；以及甘埋里，位于伊朗东部。元大德《南海志》卷七中在叙述各蕃国时，首先从中南半岛上的交趾、占城、真腊、罗斛四国讲起，然后以东西洋为界分别叙述，有“单马令国管小西洋、三佛齐国管小西洋、东洋：沸坭国管小东洋、单重布啰国管大东洋、阇婆国管大东洋”[18]五分，最后有一“南毗马八儿国”。南毗无离拔国即是南毗马八儿国，也即今日印度马拉巴尔海岸，这也正是胡椒一贯之原产地。明马欢撰《瀛涯胜览》中有“爪蛙国者，古名阇婆国也”，则阇婆乃是今日之爪哇。这样，凭借海上的大量进口，宋代以降，胡椒逐渐成为平价的，大众化的调味料。到明代，《本草纲目》卷三十二中对胡椒的认识已经十分稀松平常，“今南番诸国及交趾、滇南、海南诸地皆有之。……今遍中国食品，为日用之物也”。

胡椒贸易的演进与中西交流的演进是类似的：经历了主体由陆路朝贡—丝路贸易—海路朝贡—海路贸易的变迁。同时，胡椒贸易也揭示出西南地区与印度东北之间可能存在一条不受国家掌控、不见于文献的丝路“南”道，而国家的扩张最终截断了这条道路。宋代以降，中华帝国开始主动且大量参与到南洋以胡椒贸易为首的国际贸易中去。这也可以使我们联想到14世纪开始的亚洲胡椒贸易大繁荣，如果没有中国这一庞大市场的存在，我们甚至可以推测，胡椒产业的发展可能也不会如此迅速。这种令西方魂牵梦萦的香料最终开启了全球化的时代，而中国在之中不可谓没有扮演一个关键角色。

[①] 首先，在断代的舶来品研究中可以找到有关探讨，如（美）薛爱华：《撒马尔罕的金桃：唐代舶来品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石云涛：《汉代外来文明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温翠芳：《唐代的外来香药研究》，博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学，2006年；李小云：《宋代外来物品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河南大学，2013年。其次，由于明代史料丰富，关于明代南洋贸易、胡椒、社会生活方面也有大量讨论，此处仅列举几例，如李曰强：《胡椒贸易与明代日常生活》，《云南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第127-131页；涂丹：《东南亚胡椒与明代社会经济》，《江西社会科学》2019年第3期，第156-166页。

[②] 参见：（美）薛爱华：《撒马尔罕的金桃》，第378页；石云涛：《汉代外来文明研究》，第280页。

[③] （美）劳费尔：《中国伊朗编》，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216页。

[④] （美）薛爱华：《撒马尔罕的金桃》，第380页。

[⑤] 参见常璩著、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316-322页。

[⑥] 参见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中国植物志》中名和拉丁名总索引，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184页；《中国植物志》第二十卷第一分册，1982年，第42-43页；《中国植物志》第十三卷第二分册，1979年，第96-97页。

[⑦] 宋《诸蕃志》中形容胡椒有“（类）中国之葡萄”之语，与桑葚仍类似。

[⑧] 蒟蒻有毒，且养料集中于根茎，果实一般不食用。

[⑨] 参见常璩著、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323-328页。

[⑩] 参见（美）詹姆斯·斯科特：《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

[11] 前文记述南方天竺国有五王统治，此为五王之四

[12] （美）劳费尔：《中国伊朗编》，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215页。

[13] 温翠芳：《唐代的外来香药研究》，第34页。

[14] （美）薛爱华：《撒马尔罕的金桃》，第111页。

[15] 福建省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泉州湾宋代海船发掘与研究修订版》，北京：海洋出版社，2017年，第348页。

[16] 赵志军：《宋代远洋贸易商船“南海一号”出土植物遗存》，《农业考古》，2018年第3期，第13页。

[17] 俞为洁：《中国食料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322页。

[18] 此处疑有脱文，前或脱某国管大西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