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落里,一群酷儿的隐蔽与昭彰|青年志Youthology
本文原发自“青年志Youthology”公众号在2022“在边缘生长”的年度专题系列的第二篇。原文链接可点:https://mp.weixin.qq.com/s/aEURAEHnZ2-nay47kfuQLQ
编辑:Sharon
作者:酒喝了一点点
在正文开始前,请允许我先向你解释“酷儿(queer)”的定义。酷儿的意思比较驳杂,它最初指的是同性恋。迄今在欧美学术圈,依然有两个定义。一是指同性恋,二是不被性别定义或不愿被性别定义的人士。而国内语境相对来说更明晰,在学术讨论之外,大部分网络实践讨论中,酷儿这个词更多指的是非二元(nonbinary)。
“非二元”,指跳出了男女的二元划分系统之外的性别定义或者性取向身份定。“非专偶制”则是反对异性恋专偶霸权文化的反思体系,其中包含多偶关系,也有非二元的一对一关系。其内容更是为了反思专偶文化中针对伴侣之间刻板印象,比如为了哄伴侣不论事情对错。
最初有写作冲动是被一些珍贵的尝试和真诚温柔的人打动。我也很感谢编辑 Sharon 的鼓励。这篇文章包含了许多我无法避免的主观视角,不能完全符合所有社群内朋友对这个社群的认知。同时,我希望读者可以明白我并不试图(也没有办法)概括整个社群的样子。它是多元的,也是多义的。
我作为这个社群的外部朋友,无法了解到这个社群中其他朋友的故事。所以请理解,文章中提到的观点、实践、畅想也无法代表公社里的所有伙伴。在任意集体中,仍然会存在个体的异见和复杂。但 ta 们的存在也很重要,甚至让我印象深刻,希望 ta 们的故事也有一天被书写。
本篇故事的主人公可能只会是几个单独的个体,但 ta 们的故事彼此缠绕,也有着中国酷儿的一些些身影。所以这个故事可能很长,而我也没有期待每一个打开的人都能读完。这不是为所有读者写的,我们都明白,这只是为一些人写的。
01
“别的”生活
在上海某个老旧的小区,有一扇特别的门。门涂着深棕色的漆料,普通、家常。唯一不同的特点在于门上插着的格外显眼的塑料彩虹旗,以及张贴着“XXX LSP queer commune”手写字体的白纸。门后空间的属性从这扇门就已经显示,它既隐秘,又昭彰。
2021 年的国庆节,我第一次在朋友月亮的邀请下到访这里。我们结识于我在大学举办的阴道独白剧本朗读会,月亮是参与表演的演员。彼时,小黑和孟思邪坐在观众席上分享。Ta 们是“LSP 酷儿公社”(下简称为“公社”)最初的部分成员,在活动后的晚饭席间,向我们介绍了 ta 们正在进行的生活实践,也是 LSP 酷儿公社的雏形。我们一群人的缘分从这里开始。
接触公社后几个月后,月亮就从初见时穿一件棕色旧旧皮衣、戴毛线帽、妆容精致、一副玩乐队酷女孩装束的样子,变成了留平头短发、素颜、穿着随意的状态。Ta 身上天翻地覆的改变令我对公社究竟有什么魔力感到好奇。
在我推开这扇门前,我已经知道这是一个酷儿、性少数进行非专偶制共居生活实践的地方。彼时的我,刚刚完成一篇与 LGBTQ+ ballroom 社群相关的稿件,我对这个更年轻、更地下的酷儿公共生活空间有着更巨大的好奇。
但其实对于当初的我来说,想象很匮乏。我能看到最初认识的几位公社朋友办派对、做公众号、写科普,但对这个地方具体的相处方式很陌生。同时,我当时身为顺性别女性,正处于一段异性恋关系,存在着无法融入这里的小小隐忧。我既兴奋,也紧张。
门开了。门口的世界是狭小拥挤的厨房与餐厅,过道里、桌上、灶台上堆满了各种各样的生活物资。杂乱但干净,像是走进任何一个寻常的中国家庭。穿着随意的大家,一一与我热情友善地打招呼。
路过无性别卫生间,我跟着大家脱了鞋,爬上了楼梯。楼梯靠墙的边上也堆着成卷的崭新卫生纸与一箱一箱购入的小面包等速食。复式两层上下加起来有 80 平左右,二楼被分成了三个房间,一个是放着录音设备的独立单间,一个是过道隔出来放着一张上下铺的房间,以及一个铺满了“床”的大房间。
在进入大房间前,有伙伴提醒我脱外裤,或者选择换上公社提供的睡裤,这是保持这个大房间洁净的“礼仪”。这个细节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从未只穿着内裤与初识的人社交。身体与隐私性高度相关,也与性别表达相关。
所以一开始我把裤子脱掉时,有些紧张,也不敢把自己的目光落在 ta 人的身体上。这个房间有跨性别朋友,内裤中凸起的生殖器与长发的组合扎眼,请原谅当时的我未曾在现实生活中见过这样的身体,距离我几厘米。跳脱原有经验的时候,人容易变得敏感无措,我也难免,只是佯装镇定。
我暗自环顾四周,却发现这个房间里没有任何一个人在意。我在一种非常自然的环境里接受了这件事。也是从这个细节开始,我开始喜欢公社,像游泳时身体缓慢进入凉水激灵一下后旋即被水环抱。
公社的这个大房间,不到 15 个平方米的地上铺满了榻榻米式的床铺,堆着不成套的花花绿绿的被子与枕头。靠近门之处,有一张单人床。在共享的理念之下,这里的成员没有自己私人固定的床位和独立房间,床位按每日睡觉的时间顺序分配。壁柜里满满当当的衣服,只要穿得下也都可以随意共享。
我很喜欢这个拥挤满当的空间,喜欢它杂乱又满是粗糙感的气质,写满了生活的真正状态。墙上没有规则地贴满了彩虹旗,各种各样酷儿相关的活动与学术讲座的海报,成员生活与玩耍时的拍立得照片、电影海报截图与贴纸。书桌与墙角的书架上也堆着形形色色的政治、性别、音乐、人文社科方向的图书。
那一夜很温馨,我们玩了韩国女性主义桌游《李智慧的生存游戏》,玩乐器、聊天,而后陆陆续续睡觉。我睡在大房间的那张单人床上。当时的我对公社的了解很少,也不敢过问任何更私人的关系,只是听大家聊天觉得这里的生活潜在着巨大的复杂与迷人之处。彼时的我,仍然受制于大学宿舍集体生活,我知道自己很难接受这样没有私人空间的生活,但也由衷地喜欢 ta 们在做的生活实践。
回头看,当时觉得“好”是一种很年轻、很单纯的心态。我不喜欢把别人的生活当作是某种田野,但我发自内心被吸引。我确实喜欢像上海这样偌大的超级城市里,在某个边缘的角落兀自生长着小小的什么,能给予人一种社会还存在某种活力与创造力的信心。
作为一个年轻人,我总是暗暗觉得,眼前的这种常规生活之外,总应该还有些别的什么。只是“别的”,这很重要。
02
LEFT SHARE POLY
“我就想做点新东西。我觉得没有人做新东西,大家就会一直在老路上,走老路。对我来说,这些生活实践都是创作。”某次深夜,孟思邪告诉我。
2016 年,孟思邪因为身边不断有友人向 ta 出柜而开始了对自我的性别认同与性取向探索,并反思了异性恋模式带来的一些创伤。随着了解的增加,ta 开始在 QQ 空间做一个名为“@LGBT+平权墙”的资讯号,就像现在网络世界中流行着各种各样的 bot,分享性少数相关的资讯与投稿。
当时,QQ 空间的酷儿社群大多建立在一个叫“语C”的二次元 cospaly 圈子,Ta 们在里面进行角色扮演。LGBTQ+ 平权墙所吸引来的粉丝大部分是二次元圈子里的人,主要是女同和其他性少数。以线上的网络聊天交流为主,很少线下见面,隐秘性很强。
2017 年,孟思邪在网上认识了当时的伴侣霜霜。霜霜也是公社另一个最主要的创始人,在霜霜开始加入运营这个资讯号后,提出了做学术科普、办讲座等建议,扩大了影响力。因为大家想探讨的议题很多,大家开始组建线上社群。多的时候吸引来了几千个人在群里,在当时的社交媒体上算小小的意见领袖。
而霜霜自身对于在此地发生的一切有着很多畅想,即使当时只是局限于赛博空间认识的朋友,ta 也想和更多人成为朋友,有亲密联系。Ta 在当时修习的专业是性别研究和政治,也让她和孟思邪有了共同实践的想法 —— 总有一天,Ta 们会把社群发展到线下,让本来边缘的彼此可以成为共同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
所以当孟思邪、小黑、霜霜以及当时孟思邪的大学好友非非聚在一起时,就有了这个线下社群的想法。孟思邪说,“一个是增加能见度,一个是我们可以搞自己的社群。”在伙伴们开始做线下活动时,很多线上认识的朋友逐一来访。如今,LSP 酷儿公社的社群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之前资讯墙时期的小小传承和情谊。
孟思邪、霜霜和当时的另两位伴侣卯月末与小黑,期望所有朋友能住在一个房子里,霜霜还打趣道,要在杭州买个“大别野”,互助养老。这是 ta 们最初创建公社的愿景。
当时,在美国念书的霜霜因为疫情回国,在橙雨伞实习。Ta 住在孟思邪实习时被分配的不到 10 平方的单身公寓里。即便在这样一个狭小的物理空间,ta 们也邀请了很多朋友来玩,生活地很和谐、愉快,也有让空间保持开放性的愿望。当短暂的实习期结束时,ta 们决定租个稍微大一些的房子,去实践一种非二元和非专偶制为主的线下共居社群。
霜霜告诉我,公社取名“LSP”的来源相当随意。一次车上的日常偶然聊天,非非开玩笑说可以叫“老色批”,彼时大家都一起毫无负担地分析各种自己的情欲故事,一群“起名废”对这个名字也没有任何意见,只是担心可能被误会。
霜霜觉得“LSP”的叫法挺好的,只需要在英文上包装下,融入公社创建的愿景。于是,大家一起将这个缩写扩张为“Left Share Poly”,围绕这个缩写的不同定义也开放给所有人拓展。Ta 们起草宪章、引进议会制度、开派对,热情满满。
“公社”这个词,自出现起,每一代人各有各的注解,但其中的“社群”意味和“共享”意味都是其不容抹去的政治立场与色彩。LSP 酷儿公社在生活理念上是共享的,在经济上有互助的约定,去共同抵挡风险。这是一个多元成家的概念。Ta 们在两年多的实践中摸索出了基金制度,接受来玩的游客捐款以及资助,也通过共摊房租水电,分摊了个人的生活成本。
“我能够感受到青年一代,特别是酷儿这些社群,在上海这样的一个生活成本相对比较高昂的城市场域下,一群人聚在一起,可以或多或少减少来自城市和社会制度带给青年带来的压力,这也是我们做公社的另一个目的。”霜霜说。公社的生活开销平摊下来可能只有 30-50 元左右一天,集体共享的生活也让资源得到了最大的重复使用。
霜霜开玩笑道,“我们某种程度像苦行僧”。公社的理念会更关注精神上的一些体验,尽量去减少不必要的物欲。这也是公社对消费主义社会的一种抵抗。
在推崇“买新不买旧”的时代,公社会淘一些市面上被淘汰过两代的一些电子游戏设备。但这些被淘汰两代的游戏机,在实际多人与个人游玩时,依然有很高的可玩性。在朋友的捐赠和闲鱼的强大功能下,爱玩游戏的孟思邪带领着大家搜寻到了不少旧时的“宝藏”。
公社还共同抚养着一只名字叫“妹妹”的白色小猫,在公社游客群里潜水的时候,我看到过给小猫花销需求被发在群聊里,写着自愿为“妹妹”分摊费用的接龙。
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共享形式的时候,很震惊。因为那不是一种被安排好划分到个人头上的平均“付出“,而是无论是住在这里的成员,还是来玩的朋友,只要愿意,都可以按自己的能力给出自己的支持。现在回头想当时觉得震惊的原因,那是一种生活中相对不常见的方式,仅仅依赖与信任于人们之间的情谊。
在公社,任何形式的劳动都会被尊重,不管是家务还是情感照料,ta 们关注主流社会往往会被忽视的付出的平等,也会真正的关照彼此。每次做完集体大扫除之后,大家会发出那些别人不能理解的夸张的情感表达,去肯定对方的体力劳动与家庭劳动,这会让人觉得不只是完成了一项任务,而是对于这个“家”的贡献。
霜霜认为这是一个相当有意义的事,当大家疲惫后躺在一起聊天会产生强烈的,“这是我的家,我至少在努力些什么”的感觉,一些小的情感上的矛盾也在这个和谐氛围中变得易于解决。
小黑则在某种程度上,是第一个让这个社群意识到了情感劳动的重要性的个体。她会体察成员的情绪,及时送上抱抱或者宽慰。这种情感上的连接,也让公社从一开始的众人一些立场上的坚持变得更像一个边缘人不那么普通的家。
“我们会知道谁有鼻炎,谁对什么过敏,所以要每周清洗床单,也避免猫毛乱飞。或是在上海的梅雨季,由于楼下的空间会渗水,会有伙伴提醒大家不要移动下面的水桶。”
霜霜告诉我,这些细微之处积累起来了一些生活里的小规则,让彼此都留存更好的空间。对于房子的回忆和这种连接彼此的共性,在霜霜看来,是非常美好的。“每一处发霉,我每处打磨过的地方,都是我们一群人一起生活,和房子共处的一个历史,一段经历。”
在这时,她们所租住的“老破小”似乎也在小小地闪耀着。
03
扰动的游戏
公社在不久前租下了一个带阁楼的房子,能够用于办活动的公共客厅更大,也可以有私人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公社陆陆续续办了一些更公开的活动,提供了不直接进入私人生活领域的缓冲。也为那些在共居间隙,需要个人空间的成员提供一些小小的安全领地。
霜霜和我提及,在过去我所不知晓的活动中。她们会一起夜晚出游,在街上一起举手唱《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会在去酒吧游玩的过程中,阻止性骚扰;会一起针织彩虹色饰品;会创作酷儿有关的歌曲;会在生活中每一个细节里,不论是活动,还是单纯的言语中,强调 ta 们存在的意义,留下些许存在的痕迹。
在我 2022 年参与过的几次活动里,万圣节与公社结识的伙伴们一起过的“穷酷儿 真妖怪”之夜是非常浓墨重彩的。“节日,如何以不消费主义的方式度过”——是我和朋友对都市生活与“消费”绑定产生巨大厌倦之后的心声与诉求。
在公社伙伴月亮、荞荞、孟思邪发起的活动海报上,“穷酷儿、真妖怪”的大字让我们眼前一亮,转发活动的配文更是令人嘴角暗自上扬:“穷酷儿如何度过万圣节,天天被人当做妖怪,现在到了妖怪出行的日子,全方位都是‘正常的人’最好开始担心自己过于无趣。”活动环节规划了跟随死亡元素音乐在长卷上自由绘画,围坐在阁楼里讲女性主义海龟汤,用颜料自由化妆和变装.....
那夜的上海街头,在社交媒体上是喧闹而生机勃勃的。大家精致变装、聚会、玩乐,呈现出百鬼夜行的盎然景象。我们一群人也跑去串吧,混在其中。
等车时,我们分着一卷彩虹爱心贴纸,计划在城市的角落里随意留下标记。在黄色的共享单车把手与车座上,在酒吧入口讨厌的“行程码”牌子上,在街头红色的公共电话亭玻璃在路牌上,在男厕所门上方方的标识上......所有一切公共的角落,我们都以贴纸的形式占用一种宣言,一种表达。
我曾经在酷儿理论翻译中被“扰动(disrupt)”这个词深深触动(原句:I want to allow for queer-as-chaos to disrupt our routine perceptions)。我喜欢这个小小的、随机的、又对公共性构成某种挑逗性的游戏。
那晚的每一个人都在知道贴纸的意义后,欣然接受贴在 ta 们的身上。我和朋友会挑衅地在给男性贴贴纸时,玩笑式地把爱心对称地贴在他们的奶头上。那一刻,我会想,政治正确即便是虚伪的,有时候也蛮爽的。还有一些文章中不能写出的政治性反抗行为,请相信我,那些反抗规则与主流的主动性瞬间,真的为人积蓄力量。
我在公社的许多次活动里,也都感受到了某种归属。我喜欢和大家一起围坐在小小的客厅,观看朋克暴女运动的科普,安静地看《反抗吧!拉拉》的纪录片,也喜欢映后在阁楼就电影的细节进行认真探讨。
当我坐在客厅的地毯上做朋克暴女主题的拼贴时,我撕扯纸张露出毛边,再用打火机烧边冒出火焰与烟。我能感受到自己被亚文化普遍体现出的那种“DIY 式”的生命力所打动,它即粗糙,又原始。这本身就是反消费主义的。材料可以是无限廉价的,也可以承载美学反抗,想到公社的生活实践某种程度上,也是如此。
公社成员在实践的多元亲密关系,其实是公社生活中难以隐去的重要部分,但由于过于私人,不方便多讲。这是一种无法用传统异性恋的关系种类去框定的相处单元。公社成员之间的关系是真诚的、流动的、模糊的。我能感受到将公社的人连结在一起的是一种更柔和、更情感的东西,分享爱和温暖会让人完整,哪怕是如此短暂。
对于那些游离于主流社会边缘的伙伴来说,ta 们往往在原生家庭的破碎与种种暴力之间的艰难挣扎。而这里更像是一个精神收留地,大家在父权制的阴影下抱团,重新定义一种平等的、非异化的关怀关系。
04
TO BE SEEN
这个群里令我印象深刻的聊天记录,是一个伙伴分享 ta 在独自做完性别肯定手术后坐火车回家的经历。因为爬梯子会撕扯手术部位,ta 需要与乘务员沟通从上铺换到下铺的需求,但 ta 不知道如何和乘务员说明自己的情况。那一刻我觉得,“to be seen is important”,“看见”是如此重要,如此重要。
我真实地看见过跨性别伙伴的具体困境。有的会因为自己不够“pass”感到羞耻(过关,社群用语,指跨性别者在性别过渡后,别人从外表上无法认出其出生分配性别、或其跨性别身份。);有的会因为没有修改身份证件,烦恼租房信息上“只限女性”的字眼;还有大学生朋友因难以入住集体宿舍,而需要提前负担租房的额外经济开销。
我更深刻地理解了 ballroom 文化中“realness”这个项目 —— 一个关于“表演性别”的“游戏”,让当时在真实世界中处于社会底层的人,拥有扮演上层社会的机会,也是训练大家在真实世界中学会必要的“武装”,保护好自己免受暴力与歧视。
那些处在边缘的性少数人群,往往需要隐入人群。而那些不得已的隐藏,与不得不做的挣扎,使得每一句“做自己”都不再是抽象的口号,而成为掷地有声应该被赞颂的宣言。有些人做自己,是真的需要付出代价的,这是赤裸裸的现实。
大家告诉我,公社也会收留那些出于特殊的紧急情况无处可去的酷儿朋友们。之前,Ta 们曾经收留过几位伙伴,其中一位是因为激素被父母发现,而急需在上海有一个住处的跨性别男性。跨性别者面临的普遍困境是,如果被父母发现就可能会被送去扭转治疗,这样“柜子爆了”的被迫出柜的情况,需要先逃出来躲一躲。
公社在公开招募后,出于安全性考量,需要报名者填写表单进行筛选。唯一例外是出于人道主义紧急情况下,可以不用通过表单入住。Ta 可以在简易问卷答案其实是完全不符合要求的情况下,与公社沟通观念与立场之后,暂住一段时间。
现实生活的处境交织着复杂的生存处境,ta 们往往缺乏社会的支持性系统。因此,公社在很多时候不仅需要成为社会缝隙的弥补,更需要提前一步,探索出一种社群内部解决问题的机制,创新出不同于社会惯性的解决制度。
由于社群的大家都很年轻,生活实践中的经验也很有限,成员的社群经验也都是在这个社群中进行的。当出现不知道怎么办的情况时,公社就会参考已经实践过的、拥有成熟经验的人留下的文本,或是主动学习有色人种的社群经验,来推动建立本土化酷儿社群内部的问责制度。
一位跨性别女性伙伴曾经在被性侵后,因求助警察而遭遇二次羞辱。我在听到这个故事之后,才更深刻地意识到社群不得不去推动建立这些制度的迫切性与必要性。
“用理论和文本来指导具体的生活真的可行吗?”这可能是很多人会想要问的一个问题,也是我曾经对公社的一些疑惑。
但霜霜告诉我,“如果我们只是在内部寻找答案,就会发现我们回到的结论,要么是找一些新颖的解决方法,要么是往自己生活回顾。我们从理论这些比较新的东西去寻找解法,是因为当回顾过去的生活经验,很难不返回父权制的生活经验。”
比如,当性骚扰事件出现时,过往生活经验给我们带来的依然是惩罚性司法,去要求我们贬低化犯错的人,把他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怪物,然后离开这个社群。但这不是公社的大家想要的,去隔离开一个个体,“ta 错了,于是 ta 该死”。做错了事值得被问责,但更应该承担起自己的责任,而不是简单的惩罚。因为惩罚并不能让彼此真正理解,错误被改变的重要性。
在关系的处理上,如果和某个人关系不好就隔离开 ta,继而也不希望自己的朋友成为 ta 的朋友,就会回到常见的社交规则的那一套逻辑。无数的伤害只会变成对彼此的隔阂,和 对 ta 人身份的不认可。这对事件中的当事人是非常有伤害性的,可能会导致 ta 回忆起过去无数次遭遇的霸凌,这就和之前所有社会群体里遭遇的待遇一样了。这不是霜霜希望看见的,所以 ta 会希望在新的文本里找寻解法。
“女性主义或者是性多元文本比较好的一点在于,它的理论并不局限于对于某一个条令应该怎样去执行,而是把生活经验融入其中。”Ta 们学习的文本,会详细地描述了如何和另一个人吵架的场景。这样的女性主义文本更像是对于一种生活的回忆录,在情绪的夹杂之中,从经验出发表达了对规则的延申。
最近我又重新想起霜霜说的这段话,这其实就是酷儿公社或者说是生活实践的价值,用自己的生命去给这个世界提供一个独一无二的观点。这或许看起来只是彼此不想干的故事文本、回忆录。但情感叙述过程中,更多的是真诚的想法和观点。
05
精神收留地
在公社群长期潜水的日子里,这里不再是最初印象里大家热热闹闹、充斥着活动时温柔可爱话语的地方。相反,这里是我在生活中听到”想死“次数最多的地方,是“病友互助公社”。
大家在群里聊不南色林与氟西汀这类抗躁郁药的副作用,米氮平、奥沙、米安色林、舍曲林......当大家熟练地交流着这些我并不了解的药物名词时,我总是看着聊天记录出神,只能从那些换药、注射、心理咨询与嗜睡长胖等等的词语里,默默拼凑大家的生存状态。
在我身边,也有饱受抑郁症与情感双向障碍症困扰的朋友。我知道她们讨厌药物,药物让她们有短暂甜梦之后,又会带来发胖与心悸、突然的情绪崩溃。但我突然意识到,为什么我从来没有问过她们在吃什么药。
大家在群里讨论对于女性主义、酷儿身份等各种议题的看法,也互相交换彼此能够给出的帮助。我也常常能看到真实生活里“被创”烦恼的倾诉,总是会有人及时给出“贴贴”“抱抱”的赛博抚慰。我也观察到大家甚至会细心地在讲述前打出“trigger warning(刺激)”的警示,“请大家允许我发一下疯”。
孟思邪告诉我,边缘性不是一个问题,被边缘的处境是相似的。“我们要讨论的还有很多,不然我们在主流社会永远面对的是这种边缘身份的问题,”不应该因为这个忽视掉其他层面边缘性的问题,社群中的很多朋友,包括 ta 和月亮,在近些年确诊了神经非典型相关的情况。
今年我再到访时,发现许多朋友的自我认同介绍都从各种探索的性别身份流动成了“非二元”(nonbinary),后面不仅加上了抑郁症、双相情感障碍症之类的大众已经开始熟悉的精神障碍,还加上了注意力缺陷与多动障碍 ADHD、孤独症谱系 ASD、强迫症 OCD、阅读障碍等鲜少被提及的神经多样性谱系的表达。
霜霜会调侃地说,看起来我们越来越“政治正确”了,有了不常被关注的“新问题”,新身份,变得更边缘了呢。孟思邪也会开玩笑说,“我希望我们能从一个精神病贴贴的公社变成了一个精神病与神经病贴贴的公社。”
我意识到公社的多元与包容是远远超出我的想象的。正如同公社的公众号“无能酷儿回收站”,就像是个捡破烂的,收容了正常社会里被丢在角落里的小破烂,用更包容的方式给予那些心碎的东西以目光、以理解、以支持。
“我一直希望公社可以为我们这些在‘正常社会’找不到位置的、奇形怪状的人提供一个安身之所,至少在这里,没有人需要担心自己过于奇怪,大家都不是什么正常人,这其实也还原了 queer 的本义— 怪异。
酷儿社群的力量就在这里,我们可以重新定义什么是平等的、非异化的关怀,去提供一种离开了血缘家庭之后的关怀关系。”写文时重读公社曾经在公众号发布的期望,我更理解了其中“收留”的意味。
06
“注定会失败的乌托邦”
在接触公社的过程中,大家反复提及这也是一个“家”,一个非传统的“家庭”。我曾经天真地认为“多元成家”是一个无比美好理想的概念,而今也逐渐深入理解“家”这个词的复杂性。家、家庭、家人,这几个词都不像那些被滥用的象征着世俗温馨的比喻句,尤其当我们无法跳脱东亚语境。
对于文章开头家里杂乱的过度堆积,霜霜提醒我,这不是公社的特征,这是家庭的焦虑。大环境宏观的洪流也冲击着大家,囤货更像是一个家庭焦虑的体现,海报和贴纸是主动的装饰,而过度的堆积是不可避免的生活本身对这个家庭造成的伤害。“我们也不想这个家庭变成这样,但这个家庭不知不觉被这样塑造。”
但她也提及这也没什么不好的,混乱的家庭是所有人被社会侵染的痕迹。在焦虑、混乱背后,是受伤的个体的无奈之举。或许包容这样“混乱的家庭” 的存在,也是公社存在的意义,在荒谬和混乱的世界中,寻找那一丝彼此支持的意义。
围绕酷儿公社,没有办法逃离掉对“乌托邦”的追问,一群年轻人尝试着拿回自己生活的定义权。相对于外部视角,公社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
“我觉得其实公社是一个注定要失败的乌托邦”,霜霜告诉我,“失败的乌托邦”反映了真实社会的所有图景,却也承载着美好愿景和推动制度前行的动力。
公社成员很多过去创伤的故事都在这个空间能被讨论。霜霜自己的故事里,ta 是那个小时候会因为不爱说话被男生拽在石子路拖行的孩子。这比起现在我所认识的“能言会道”的 ta 相差甚远。关于过去生活的挣扎,不论是家庭暴力、霸凌、性暴力,还是被歧视、被不理解,和更多大家在身份上的不安,在言语中的焦虑都能在公社的空间里被诉说和倾听,我们彼此的界限也因此不断被拉伸融合。
除此之外,公社中女性主义的底色,是让成员们能够看见来自父权制的压迫的重要工具。公社的大家能够明确意识到,女性的身份认同在主流社会往往是被贬低的、被拒斥的。所以在点缀公社时,大家总喜欢一些“女女的”东西,不论是充满力量的拳头还是日常贴贴撒娇,都是女性的一部分。在公社里,女性主义和女性身份不再承受被污名化的命运。
公社之间的连接也是在一次次的对话中促进。霜霜经常能感受到在白天,大家或许是那个自信的酷儿女权主义者,可以和朋友、姐妹一起反抗不公平的待遇, 呼吁大家学会自爱。但是回到夜晚,大家又会经常陷入自我怀疑,认为自己不值得被爱。
在过去的经历中,我们太多次被否定,所以在一些促膝长谈的夜晚才显得弥足珍贵。还好,因为有彼此,我们可以把对方从过去被否定的经历中拉出来,通过一次次肯定和认可去重拾那些失去的自我感知力。
“这个社会很破碎,它所连接起来的东西是用强权,是用一种机器式的力量。我们视图去改变的,是不希望再用一种机器式的力量去连接起破碎的大家,和被社会规训伤害的大家。我们希望用一种情感连接和可以互相理解的状态实施下去。所以失败没什么不好的,失败是我们的现实。成功才是那个我们无法抵达的幻想。比起一个看似美好的乌托邦,我或许更喜欢这样一个注定失败的乌托邦。我们努力挣扎的或许是一堆废墟,但它能证明这绝不是没用的。”
或许这就是公社夸张的赞美来源?在主流社会上,我们被否定太多次了,所以在这里,在细小的努力和改变我们都希望可以看到 ta 人被鼓励被认可。
霜霜说,“我们过去所有的事情都是为了公社的不破裂去存续,但是破裂又如何?我们应该考虑的是为什么你的组织可以存续?它如果消亡了又代表着什么?我们还可以去做些什么?我如果把一个事情看得太重,可能就忽略了一直以来真正想要追寻的东西。我希望它可以永远发展下去,但我内心难道不明白,没有任何东西是能永久地持续,一成不变的吗?我觉得接受改变是人生中不得不面对的命题。所以改变不是我不能接受的,甚至我可能在未来会乐于看到这样的改变,我期待这样的一天。”
霜霜不会因为酷儿公社最近遇到一些事就毫无期待地等死,而是在忙完自己的事,梳理好情绪,有精力去照顾更多人的时候,重拾力量去做这些事情。而这段时间她无法处理事务的期间,她也接受到了公社大家的援助,大家都在共同解决彼此支持,试图抵抗一些生活一些不可避免的洪流冲袭。
面对公社可能无法避免的消亡,霜霜的那句“它一直存续在我心中”令我动容,大家其实是天天讲着“我想死”,但却是最有生命力,直面生活中真正的问题的一群人。
“‘向死而生’已经是一个烂大街的词汇,但死亡离我太近了,我无时无刻不觉得死亡可能是一个美好的睡梦,我能活着是因为抛去这个幻想,有更多值得我去逃离的东西。”霜霜的真诚让我在电话的另一头几乎落泪。
我在想,永远有人自嬉皮士时代做着类似的尝试,去拓宽生活方式的边界。台湾作家唐诺在一次演讲时讲到:“美好的东西通常都是碎片,不大,不持久,不容易存活。但是它不会永久消失,它会一而再再而三地重新出现,也可能是在不同的地方,从不同的人口里说出来,形态就像一波波的海浪,直到它恰恰找到适合它生长的土壤。”
我们都知道,有毒的土壤里长不出健康的花朵,但我们同时也知道,世界不能没有花朵。
最后。
成稿的前几天,酷儿公社停止了以此为名的公开活动。孟思邪和月亮决定要短暂地离开上海去游历,其它朋友们也开始探寻新的生活实践可能。出于我个人在今年生活状态的游离,我渐渐不认为那些看起来是迷茫与混乱的时期属于“挫败”,我反而更偏向于认为是青年生命状态里必要的动荡与冒险。
酷儿群体本身是不稳定的,这很正常,意味着未定形的无限可能。中国不只有这一个酷儿社群,每一个社群都有自己独特的样子,每个阶段也呈现不同的样貌。也再次提醒读者朋友,我的写作只能代表我个人的视角。
我最近才意识到,在我与公社伙伴接触的短暂时间里,我身上的许多东西也已被慢慢改变。我很在意新认识的朋友想要被叫做什么名字,ta 们有没有人称代词的需求。我更希望以对方想要呈现的方式认识 ta。而我也在这两年里,逐渐向自己的自我认同与性取向提出质疑,离开异性恋走入更广阔的非二元拉拉世界。
在写这篇文章的过程里,我一次一次地感受到,大家是我见过最真诚温柔的人。霜霜在我提出写作动机时就热情地鼓励我,帮助我,回答我的许多问题。而月亮与老孟,也支起精神来与我对话至深夜。
我可以说,ta 们确实是真正的理想主义者,我在 ta 们的身上还是感受到了一种信心。如果说,两年前我第一次见到酷儿公社的朋友们时,ta 们确实是更意气风发、朝气蓬勃又乐观热情,我今天再看向 ta 们时,ta 们已没有了当初的那种意气,更现实,更脆弱,时刻觉得 ta 们仿佛握着死神的手,却丝毫没有折损 ta 们行动的决心。你知道,即便失败,失败的娜拉也是娜拉。
而当我重新回看这个世界,思考暴力,系统性的暴力像先置的宿命一样,渗透在生活的每个角落里,敏感的人总是先受伤。或许是我太悲观,于是我常常轻易地就承认了这一点是世界部分的本质。
但在与公社接触的过程里,我意识到,也许我只是没有意愿也没有勇气与这个整体的暴力进行对抗,于是我逆来顺受,在这个操我们一万遍的世界里,我早已内化了一种受挤压的规则,而无法想象不被污染的世界。
而公社的朋友们,在我看来更“较真”,更在意。“乌托邦”和“乐园”这样的词,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似乎总是不靠谱的,似乎只有是幻觉或童话才可能。
所有纯粹的事物似乎落回这个真实的世界就会不可避免的遍体凌伤。我不清楚,正如我们无法脱离父权制去想象一个不厌女的社会那样,我也无法想象一个没有暴力的社群,没有暴力存在的乌托邦。可是,我们似乎仍然要抗争,要坚持想象,仍然应该往那条可能是虚无的路走下去。
我扶不起这个时代的很多丧气,也讲不出更有信心的话了。最后可能只讲一句,我信任,信任边缘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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