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好人王安石【下】独行天道
书接上回。
在变法带来的那么多问题当中，钱荒本身是最容易解释的。
天下的经济生产总量短期内不会有大变化，所需的流通货币量因此也比较稳定，但青苗钱、免役钱等新增项目都是在原有税收基础上额外加征的项目，国家把这些钱收上去之后存在那里，多到花不掉。据统计，神宗在位十八年，积攒下来留给后任的铜钱超过7100万贯。1这个数可能相当于原先全国流通货币总量的一半，已经高于民间市场上实际流通的货币量。2
原来有钱消费的老百姓，现在囊中羞涩，消费自然减少，商业贸易也就不会景气。经济规模降下去之后，流通货币的总量会进一步减少，连带国库正常的税收也会下降。3
因为民间经济活力下降，朝廷收上来的钱没地方用，只能拿来和外国贸易。神宗熙宁七年（1074），朝廷开放和外国的铜钱贸易4，容许历来严格管制的铜钱自由进出国境。由于铜本身是贵金属，铜币的价值得到各国公认，而北宋又需要外国的各种商品，结果就是铜钱大量外流。这种贸易逆差不仅如长鲸吸水汲取了朝廷的货币，也进一步加剧了民间通货的枯竭。
简而言之，朝廷收上来的钱是多了，但并未有效地用于反哺经济。
从技术官僚的角度来看，这些问题并非无解。比如今年钱收得多了，那第二年可以少收一点；外贸逆差多了，边境关口的管制可以加严一点。
但是在王安石的变法中我们找不到类似的技术微调，只见这些新法都顺着既定路线义无反顾地向前狂奔，快马加鞭，不停加速，绝不回头。
整个朝廷失去了自我纠错的机制，这才是变法的核心困境。
王安石并非一开始就独断专行，在变法之初，他颇有自我纠错的风度。比如苏辙跟他说青苗法有种种弊端，他觉得颇有道理，就有一个多月都没提此事。5
只不过人的理性自有其限度，并不能完全洞烛万事万物。自我实现的需求往往压倒理性的思考。后来又有人拿出一套说辞，列举青苗法的种种好处，王安石便又心回意转。6毕竟有所变更才符合先王之政，而维持现状并不符合。
前面讲过《洪范传》里的王安石，很反对从众。大众的反对越激烈，往往会加强他“真理总在少数人手中”的信念。7而既然自己掌握了真理，那当然就不用顾忌悠悠众口，甚至于必须独行天道。不仅“人言不足恤”，就是祖宗法度、天降灾祸，也全都无需敬畏。
人类社会几千年的文明史足以说明，我们虽然似乎逐渐在靠近真理，但没有任何人能掌握绝对真理。王安石自然也不例外。只不过随着变法越来越深入，反对意见越来越多，他必须选择，要么放弃自我实现，选择从众、妥协，要么就得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他很明显选择了后者，而当他把自己放在绝对真理的位置上，就很难再纠错了。
为了巩固这种权威，在变法之初，王安石就着手把自己的学说立为官方学说，要求全天下的学校传授自家学说，并要求科举考试以自己的学说作为取士标准。这样一来，所有反对派都别想进入官僚队伍，要听到不同意见就更难了。8
国家当然需要意识形态，但这个意识形态最好不要是某一个人的学说，最好能拥有广泛的代表性，能够赢得绝大多数人的认可。如果以一家之言，违逆天下之意，那就很难持续。
王安石的新意识形态受到广泛抵制，而他偏偏自信甚笃，不愿妥协9，于是就不得不仰赖于奖惩之术。
支持变法的官员常常得到越级提拔。比如王的副手吕惠卿、曾布，和政敌苏东坡本是同年进士（嘉祐二年，1057）10，变法后短短几年，前两人就升到正三品的翰林学士，11后来还各自晋升到宰执级别的高位12。而同时期的东坡则被赶去杭州担任通判，只是杭州长官的一个副手。后来因为诗歌里对变法有所不满，他还几乎被判死罪。13
司马光说王安石“进擢不次，大不厌众心”14，指的就是这种现象。不按既定的规则来提拔，大多数人当然不满意。
任用提拔的明显倾向性，使那些带有投机心理的官员主动迎合王安石的意愿，帮他推行新法，因为这样他们就能得到更多的奖励。他们推行新法并非基于理念认同，只是追求利益。这批人一旦得到重用，他们在执政中就会比普通官员更肆无忌惮地追求利益、鱼肉百姓。
就说吕惠卿，他后来因为向民间大户借了4000多贯钱买地、又利用公务员帮忙收租，被弹劾并赶出朝廷。15当他得势时，不仅对百姓下手，对王安石以及曾布也都下过黑手。被这样亲密的战友背叛，王安石久久不能释怀。16
选用官员上的这些问题，并未参与变法、但却熟悉哥哥秉性的王安国旁观者清。他直言批评兄长“知人不明，聚敛太急”。17
其实王安石自己也知道，新法的推行者如果急功近利，变法就不会成功。18但提拔了一大批急功近利者的恰恰是他自己。
造成上述悖论的，是奖惩这种手段的天然局限性。
20世纪前、中叶，现代心理学的一大主流思想19曾认为可以用奖惩解释所有人类行为。后来大家发现不行，很多事情说不通。比如人对某项事业无条件的喜爱、人们内心的道德感，这都很难用奖惩来解释。司马迁忍受屈辱地写《史记》、居里夫人日以继夜地提炼镭，他们并不是为了拿到什么外在奖励，而是钟意于事业本身。身边的朋友付出时间和精力帮助我们，他们也不觉得这是惩罚，而把这看作人与人交往的意义所在。
这种内在的动力很难从奖惩中诞生出来。王安石可以用奖惩让官员们支持新法，但并不能让他们从内心里认同新法。
而且滥用奖惩还有一个更大的坏处：这是一条难以回头的单行道。
奖励得多，或者惩罚得多，人都会麻木。如果纯用奖励来鼓励人做事，那未来需要不断升级奖励，因为人会把已得的奖励视作理所应当。如果纯用惩罚来约束人的行为，那人们最后会选择不做事、磨洋工，并不会高效率地工作。
诸子百家中，最喜欢用奖惩的是法家。商鞅立木取信，用五十金鼓励人搬木头，又用割鼻之刑惩罚违法的太傅，就是在运用奖惩手段治国。韩非讲的更明白，如果大臣无法用奖惩手段来激励，那就还不如赶走他们。20
但后世之君都认识到，过于滥用奖惩，结果就是向秦帝国一样二世而亡。因为奖励太滥，财政承担不起；而惩罚太严，人们就会选择干脆推翻既存制度。这就是陈胜、吴广起义时说的“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
和奖惩相比，让人从心底里认同既存秩序，永远是成本更低的手段。所以继秦之后，汉代就开始推崇儒术，务求教化人心。21而奖惩的手段，则渐渐被儒生的外袍遮掩。
儒也好，法也好，王安石都想要。
他既要推广自己的全新儒家学说，又要用奖惩手段让天下走上正道，这个目标实在太高了。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一个国家权力远比前朝扩张的帝国才能支撑。
宋朝在制度上大体承袭唐朝，虽然更为有钱，但国家权力并没有强势地向民间扩张。恰恰相反，宋代朝廷掌握的人口数量要比唐代少得多22。而且宋代对人口迁徙也放得更开，废除了唐代的坊市制，允许商户在全城各地开店。整个国家的管制变得宽松，社会经济也从中获得巨大的收益。
在这样一个国度，要突然实行一整套扩张国家权力、加强管制的政策组合，社会很难接纳，国家机器自己也很难胜任。强行推动，免不了伤筋动骨。23
从南宋至清末，主流观点都认为王安石变法直接导致了北宋灭亡。朱熹说“王安石以其学术之误, 败国殄民”，明末大儒王夫之更是直接斥他为“小人”、“妄人”，相比之下，司马光批评他“不晓事，又执拗“，已经是大大地客气了。24
种种说辞，都把锅都甩到一个死人身上，似乎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只是个人能力、品格的问题，仿佛换个人大宋朝就能改头换面得到新生了。这实在荒谬得紧。25
实际上，国家权力扩张是北宋中期的必然，王安石的学说受到天下人的推崇，本身就是历史选择的结果。那个时代的很多人，就是渴望一个更为宏大的理论，来指导建设更美好的世间。他们对未来的期待压倒了对人类自身有限性的警惕。26
国家机器一开始还不熟悉新情况，但很快就发现新法能扩张自己的权力，而且国家本身的经济基础确实也能支持这种扩张，于是慢慢开始适应。好大喜功的宋徽宗甚至一改历任先皇的俭朴作风27，把新法接过来又添上种种花样，宰相蔡京更是提出“丰亨豫大”之说，于是铺张花钱、拼命铸钱成为常态，这都是王安石变法的自然延续。最终结果就是财政失序、货币通胀，迎来亡国灾祸。28
也正是因此，在传统儒学话语中，“变法”被严重地污名化，似乎一切皆不可变，变就是大逆不道。实际上只有失败的才被称为“变法”，比如王安石变法、戊戌变法，而类似明朝“一条鞭法”、清朝“摊丁入亩”这样的成功改革，就属于是“圣政”，不会和“变法”这两个脏字沾一点边。
一个时代对王安石变法的评价，和当时国家权力变动的趋势有很强相关性。封建帝国时期，国家权力长期保持稳定，因而总体否定变法。到清末遭逢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不得不推行改革，王安石便重新得到肯定。戊戌变法的主导者之一梁启超后来专门写了本《王安石传》，为变法张目。几十年后的“评法批儒”，个中线索也大体类似。
“变”是社会的常态，法也需要与时俱进，这点毋庸讳言。只不过，若变法的基础只是某一个人的独门学说，整个变法只是一个人在那里“独行天道”，那风险就非常大。
“得君行道”是很多读书人的志向，仿佛皇帝信赖我的学说、实践我的学说，是人生最快乐的事情。当事人很少设想，“我”当然是快乐了，可有多少人会因为“我”的思维局限、考量不周而身陷苦厄。
个人再雄才大略、思维再缜密，终究不可能面面俱到。尤其在AI面前，人类智力的种种局限更是充分彰显。有鉴于此，个体的学说必须经由众人充分审视、纠错，才能趋于完善。而这种审视与纠错的机制必须要超脱党争的你死我活才能成立，必须有某种超越立场的共识作为前提。如此，政策改革才能逐步为多数人所认可，而一旦有了这种认可，也就不用再多施加额外的奖惩了。
整个宋代思想史，其实就是在强调礼法的旧儒学解体的背景下，新生儒学流派互相竞争、淘汰并最后形成新共识的过程。
这个新共识究竟怎生模样、利弊如何，后面会有系列篇章逐步展开。此处且先说回本篇开头的韶州永通监。
因为反对变法，苏东坡被贬窜岭南，在绍圣元年（1094）路过这里。此时王安石离开朝廷已近二十年，去世也有八年。永通监仿佛在呼应这个大人物的离开，产量断崖式下降。29
年近六十的东坡见到这个结果，不由感慨：“此山出宝以自贼，地脉已断天应悭。”
王安石如同大宋这座矿山里的珍宝，他的学说问世之后却反而掏空了整个帝国。这大概是天意吝啬，在嘲弄人类的贪婪和虚妄吧。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07，元祐二年：“户部尚书李常自乞捍边，且言：’昔先帝勤劳累年，储蓄边备，今天下常平、免役、坊场积剩钱共五千六百余万贯，京师米盐钱及元丰库封桩钱及千万贯，总金银谷帛之数复又过半……’”
关于当时全国通货总量的规模难以确切估计，按照每年平均一百万贯来估算，北宋开国之后自己铸的钱约总计1.5亿贯，扣除流通过程中的损耗，同时加上前代货币和私铸，大体在此基础上应该不会有太多浮动。以此估计，故曰府库之藏，相当于货币总量的一半。如果再考虑到流出国外的货币等因素，实际国内市场的通货数量可能还不及府库中的储藏量。宫泽知之估计变法后实际流通的铜钱，只剩3000万贯。参万志英《宋代货币史研究的创新》。
经济学中的“数量方程”（quantity equation）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解释这个现象。该方程描述影响货币流通的因素：货币总量x流通速度=物价x产量。神宗年间除了少数前线战区，物价较前变动不大，天下的经济规模也大体如前，甚至由于新法推行，短期内制度成本提高，经济可能还会下行；同时等号另一边，铸币量明显提高，一年铸币量甚至超过以往的六倍（《梦溪笔谈》卷12“天圣中，岁铸一百余万贯。庆历间，至三百万贯。熙宁六年以后，岁铸铜铁钱六百余万贯。”），货币总量在增加。要维持这个等式，流通速度就必然要下降。货币流通速度下降，反应在体感上，就是花钱的次数少了，就是“钱荒”。
《宋史·食货下二》。
《宋史·食货上四》。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五，载苏辙进言事在熙宁二年（）八月，到九月，王广廉进言青苗之便，王安石遂重启此议。
王安石的名文《游褒禅山记》（《文集》卷35）所谓“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意思相似，可以参看。
《宋史·选举一》、《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四均言，熙宁二年，王安石对神宗说“今人材乏少，且其学术不一，异论纷然，不能一道德故也。一道德则修学校，欲修学校，则贡举法不可不变。”到熙宁四年正式变法，首先废除诗赋等的原先科举的多数科目，并提高对“明经”科的要求，要求应试者通晓经典的大义，并且有文采，不能只做粗浅的解读。之后到熙宁八年，“颁王安石《诗》、《书》、《周礼》义于学官，谓之《三经新义》”（《文献通考·选举四》）。
“妥协”在现代汉语里是一个明显的贬义词，但在其他语言和文化中并非如此，比如英语的compromise，日语的“妥協（だきょう）”，都是中性词，指双方各自让步达成折中的方案。这里使用的是这个中性的含义。日语中的该词和汉语一样，暗示双方让步的结果不尽令人满意，但这个词本身却不被避讳，甚至连天皇自己也不讳言自己的政策带有妥协性（《露国ニ対スル宣戦ノ詔勅》）。汉语中“妥协”之所以贬义化，一则是因为在中国为中心的古代东亚秩序中，宗主国的退让必须加以粉饰，直接退让在道德上是难以接受的；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汉语中的“妥协”一词实际已超出协商让步的范围，而和懦弱、无原则联系在一起。之所以“让步”会在道德上污名化，则是关于宋代思想史的一个最核心的话题。读完整个系列后读者自会对此有所会心。
参《宋登科记考》熙宁二年部分。
按《宋史》本传，两人任翰林学士，均在熙宁七年（1074）或以前。宋代官制复杂，翰林学士是职务，属于“差遣”，并不和决定官员待遇的“品级”绑定。这里仅为表述简便，据《宋史·职官八》官员上朝列队序次做一个大略的换算。
北宋政治和军事权力分立，曾布最高做到军事机构的主官“知枢密院事”，吕惠卿做到副宰相“参知政事”，在宋代这都属于“执政”。宰相和执政合称“宰执”，是地位最高的政务官。见《宋史》二人本传。
此即“乌台诗案”。
《宋史·吕惠卿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68、269，熙宁八年。当时一斗米的价格大约为80文钱，一斗大约是12斤，按照今天的米价来折算，一文钱约相当于今天的5毛钱，4000贯相当于人民币200万元。另一种换算方式是地价，吕惠卿借来的钱是在华亭（今上海松江）买地，属于当时江南膏腴之地。据同书卷267，邻近的苏州地区的地价是1贯1亩，吕惠卿这点钱能买4000亩地，面积比3个紫禁城加在一起还要大。
事见《宋史》王安石、王安国、曾布、吕惠卿本传。吕惠卿是福建人，“惠卿逢合安石，骤致执政，安石去位，遂极力排之，至发其私书于上。安石退处金陵，往往写"福建子"三字，盖深悔为惠卿所误也。”
《宋史·王安国传》。
王安石《上五事书》（《文集》卷1）：“得其人，缓而谋之则为大利；非其人，急而成之则为大害。”这是熙宁五年（1072），王安石向皇帝评估新推出的免役、保甲、市易法的前景。
即“行为主义”。
《韩非子·奸劫弑臣第十四》：“不畏重诛，不利重赏，不可以罚禁也，不可以赏使也，此之谓无益之臣也。吾所少而去也，而世主之所多而求也。”
《孟子·告子上》：“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这同时涉及人性论，南宋部分讨论心学时会详及。
据《通典·食货七》，安史之乱前夕，“（天宝）十四载（755年），管户总八百九十一万四千七百九……管口总五千二百九十一万九千三百九”，折算下来，每户人家平均有6口人。但是宋代的官方注册人口远低于这个水平。按《宋史·地理一》，王安石变法前夕，“治平三年（1066年），天下主客戸一千四百一十八万一千四百八十六，口二千五十万六千九百八十”，折算下来，每户人家平均不到2口人，总人口不到唐代的一半。这明显不符合常识。考虑到宋代在册户数较唐代明显增加，人口至少是持续保持稳定增长的，这要求每一家至少生两个孩子以上，户均人口至少在4-5人。造成在册人口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唐中期之后实行的两税法主要是按地计征，对人口的管制强度降低。
对王安石变法有一种常见的观点，认为是“国进民退”，这个说法有失简单。“国进”并不一定导向“民退”，比如20世纪西方逐步走向福利国家，这是“国进”，但同步却伴随着新保守主义，民并没有“退”。更值得研究的问题不在于变法是否导致了“国进民退”，而是在于这个“国进”的过程中为何出现效率低下、弊窦丛生的情况，它受哪些因素影响。
说见朱熹《读两陈谏议遗墨》（《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70）、王夫之《宋论》卷6、司马光《温公日记》（《涑水纪闻》附）。
这种把问题主要归结到个人身上的倾向，心理学有个专有名词，叫“基本归因谬误“。
北宋中期“新儒学”的各流派都逐步成型，不仅有王安石的新学，还有程颐、程颢兄弟的“道学”（即后来占据统治地位的程朱理学中的“程”），都提出了比前代更为宏大的理论体系。刘复生《北宋中期儒学复兴运动》专论此事。
徽宗之前在位最久的仁宗和神宗都很节俭，据《宋史·仁宗四》：“仁宗恭俭仁恕”；《神宗三》：“（帝）不治宫室，不事游幸”。
积极评价王安石变法的历史叙事中常常会刻意将王安石变法和后来宋徽宗、蔡京的变法做切割。实际上在无节制地扩张国家财政和国家权力方面，两者显然有非常强的延续性。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65，王安石去世的元祐元年（1086）有记载称 “韶州岑水等场，自去年以来坑冶不发。”下引诗句同出苏轼《月华寺》，不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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