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的理念，说穿了很简单，就是反对追逐利益。但是这种反对最后脱离理性论辩，成为你死我活的人身攻击，塑造了在近代思想史上具有典型意义的“义利之辨”和“君子/小人之辨”。

和登上教科书的王安石变法相比，同时期另一件影响大宋国运的事情鲜有人知，那就是黄河改道。不论是王安石，还是后来坚定反对变法的司马光，在把黄河导回故道这个问题上极为罕见地达成了一致。

王安石的终极目标不是富国强兵，而是推行一套全新的国家意识形态。

王安石的“天道”，落到现实中，最重要的是理财。然而他为理财而推行的众多变法最后却把财政理穷了。

王安石变法的命门不在细节，而在缺乏制衡机制。而这种缺乏源于他采用的类似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奖惩制度。这种制度也就是所谓的法家制度。

看世界地图时发现一件有趣的事：大汉帝国的人口集中在中原，而罗马帝国正相反——它的中原是大海，人口都分布在各个边疆角落。

白居易的“半匹红纱一丈绫”，真抵不上“一车炭、千余斤”吗？这背后居然是个去中心化货币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