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好人司马光【上】回归故道

Ethan的去中心化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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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登上教科书的王安石变法相比,同时期另一件影响大宋国运的事情鲜有人知,那就是黄河改道。 不论是王安石,还是后来坚定反对变法的司马光,在把黄河导回故道这个问题上极为罕见地达成了一致。

和登上教科书的王安石变法相比,同时期另一件影响大宋国运的事情鲜有人知,那就是黄河改道

宋神宗出生的那个庆历八年(1048年),黄河决口,完全改变了东流近1000年的故道,转向北流。沿途州郡,数百万亩良田淹没。1

河决二十年后,神宗终于长大登基。熙宁元年(1068年)十一月,他一边在向王安石求教学问,另一边则把给自己天天讲解《资治通鉴》讲了一年多2的司马光特派出去巡视黄河,以确定治河的最终方略。

必须把黄河导回故道——不论是王安石,还是后来坚定反对变法的司马光,在这个问题上极为罕见地达成了一致。


神宗很信任司马光。

这位比王安石年长两岁的臣子,是让神宗之父英宗得以顺利承继大统的关键人物。3没有司马光,神宗不可能成为皇帝。

即位之后,神宗就提拔司马光做了草拟大政文书的翰林学士。4从这再往上,就是官场金字塔顶尖的宰执大臣了。

其实司马光不太愿意做这个学士,还是更愿干他的老本行“知谏院”。谏院是北宋中期朝廷的核心部门,在仁宗年间搬进了三省里门下省的办公地,把原本的朝政中枢门下省赶去了相对偏僻的地方。5作为谏院的长官,虽然品级低于翰林学士,但实际地位颇高,在这个位置上司马光可以基于自身的道德立场去批评所有朝政问题;而如果当翰林学士,有时就得违背内心的愿望去替皇帝草拟诏命,哪怕那个旨意自己并不认可。

尽管司马光坚决推辞,神宗并没有容许他继续保留这种道德洁癖6,希望他为国家承担更多的责任,不仅要写诏书,还得治黄河。

黄河是一条“地上悬河”,河水的含沙量最高可以达到60%7,大量泥沙不断淤积,把河床越抬越高,堤岸也越筑越高,远高于周边的平地。河水冲破畸高的东流故道,转向北流往地势更低的平原,本是理所当然,但朝廷一直想把它引回老路。要让水往高处流,难度可想而知。

和之前几千年“堵不如疏”的治水理念相反,宋人最常用的办法是堵截。疏浚河道、清理淤泥、开挖新河道分流等老办法虽仍在用,却不再是首选项。宋人在积极建设堤防的同时,甚至想要截断大河,使之逆势而流。

宋人的底气来自技术进步。

当河流决口时,水势凶猛,一两个沙袋填进去根本于事无补。不过宋代出现了大规模的“龙门埽(sào)”,这种长数十米的大型装置,里面填塞了大量土石,再用竹索等捆扎起来,可以一口气直接压入洪水之中,对于堵塞决口、截断水流,都很有用。8

基于这样的技术,宋代人开始实践“束水攻沙”的理论设想。他们认为,黄河泥沙淤积的原因,是因为水流太缓,如果在河岸两侧建设一些突出部,就能起到缩窄河道的效果,如此一来,同样大小的水流就必须更快才能流过,泥沙就不容易淤积。9

但这般技术,用于一时一地尚可,要想顾全整段黄河,就有些力不从心。经过一系列强行扭转河道的努力,黄河不仅没能恢复故道,反而变得非常尴尬:原本一条大河波浪宽的局面消失不见,滔滔河水在河北骤然分叉,分为东、北两股,岔开各自流淌。10

由于水流分散、流速降低,大河分流势必造成河床加速淤高,必须尽快处置,让二股重新归一。只不过,到底是坚持屡战屡败的旧方针,堵塞北流、继续引河东流,还是顺遂水性、由其北流,急待朝廷决断。

出巡一个多月后,司马光回到京城,向神宗报告自己的结论:坚持东流。又过了四个月,王安石官拜副相,他也支持东流。方针就这么定了下来。

王安石坚持东流的逻辑,看过上篇的读者应该能够体会。坚信人能胜天的王安石,不太会做屈从于自然的决定。但凡有点可能,他就想逆天改命。

可是,王安石的大对头司马光为什么也会得出相同的结论呢?

因为东流是黄河的故态,而司马光一辈子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想让社会恢复故态

他主持编写的《资治通鉴》里,有一百多条冠以“臣光曰”的个人见解。其中开篇第一条,讲的就是先王礼制不被后人遵守。他认为皇帝最大的职责是要维护住固有的礼制,不要去改变。11他甚至当面和神宗说得很夸张,说如果上古先王的制度得到坚持,那上古的那些朝代就能绵延千秋万世,直至今日。12

那人在什么情况下会想去改变现状呢?比如有很大利益诱惑的时候。

为了利益而改变立场,这是司马光最看不起的事情。所以当邻国将领背叛母邦、携部众来投靠时,他坚决反对接纳;13宋神宗要给他升官,他也不愿意;14王安石要变法搞钱,他自然更看不上。

虽然和王安石同样主张导河归东,但司马光的具体建议主张徐图缓进,分两三年逐步堵塞北流;而王安石则期待毕全功于一役,当年就要成果。

王安石开始变法的头一年,黄河北流正式堵塞,司马光也同步得到皇帝奖谕。不过他在这个积极追求事功的朝廷里越来越不合群,第二年就离开了。15


1

黄河上一次改道是公元69年的王景治河,事见《后汉书·王景传》,之后近千年,决口日益频繁,但都没有达到改道的级别。宋代决口事见《宋史·河渠一》。数百万亩的数字参《河渠二》,熙宁七年水利部门的上书,有“使大河复循故道,又退出良田数万顷,俾民耕种”语,意思是让黄河回归东流故道,就能收回因北流而受淹的数万顷良田。宋制亩百为顷,数万顷即数百万亩,宋亩略相当于今0.865市亩。黄河主要几次改道,可参韩茂莉《中国历史地理十五讲》第七讲第一节。

2

《资治通鉴·序》末云:“治平四年(1067年)十月,初开经筵,奉圣旨读《资治通鉴》。其月九日,臣光初进读。”当年一月,宋英宗去世,神宗即位。《资治通鉴》始撰于英宗年间,神宗即位后赐现名,当时处于边写边讲的阶段。

3

宋仁宗末年,因为没有亲生子嗣一直未立皇储,当时“天下寒心而莫敢言”,司马光却多次上奏请求另择宗室为储,令“帝大感动”,不久遂立英宗为皇子。事见《宋史·司马光传》。

4

神宗任用王安石的第一步也是提拔他做翰林学士,参《王安石》篇。

5

《燕翼诒谋录》卷4:“明道元年(1032年)七月辛卯,又以谏官无治所,乃以门下省充谏院,而别创门下省于右掖门之西。盖朝臣皆有入局之所,独谏院无之故也。”按《东京梦华录》卷1《大内》,右掖门在大内正门宣德楼之西,而三省核心机关则需从正门往北再走百余丈,更接近内廷。《东京梦华录》年代虽晚,但据以推断右掖门西和门下省原驻地相比离内廷较远,应无疑义。

6

司马光不做违心事的例子非常多,从他和老长官庞籍的关系中可以窥见一斑。庞籍听从司马光建议在边境开荒,最终导致和西夏的边境冲突,事后庞籍承担责任被免职,司马光则未受惩处,可他并不领情,反而三次上书请求处罚自己。事见《宋史·司马光传》。

7

《汉书·沟恤志》称“河水重浊,号为一石水而六斗泥。”古制,十斗为一石。该书为东汉初所作,距王景治河不远,约略可以体现黄河大改道前夕的河水泥沙携带情况。现今黄河含沙量的水平还不到这个值的十分之一。

8

龙门埽见《梦溪笔谈》卷11,另参王照年《北宋黄河水患研究》。

9

这些突出部有“锯牙”、“约”等多种类型。参黎沛虹《北宋时期初创的几项运河工程技术》,下图亦出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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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河渠一》:“(嘉祐)五年(1060年),河流派别于魏之第六埽,曰二股河,其广二百尺。”

11

《资治通鉴》卷1:“天子之职莫大于礼……(周封三晋为侯)先王之礼于斯尽矣……(此)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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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司马光传》:“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汤、文、武之法,虽至今存可也”。

13

西夏将领嵬名山想投降宋朝,司马光坚决反对,不愿破坏宋夏和平,见《宋史·司马光传》。另外,他在《资治通鉴》中也反对唐代中后期宰相李德裕接纳吐蕃降将,见卷247的“臣光曰”。

14

北宋的官制非常复杂,知谏院和翰林学士都是“差遣”,也就是实际的职务,而用来衡量官员年资、收入的“品级”则属于另一个计算体系。很可能担任重要职务的官员官品却不高,也可能担任次要职务的官员官品很高。本文为求简便,按《宋史·职官八》中记载的官品做一个简单参考,司马光当时以天章阁待制的职名知谏院,相当于谏议大夫,是从四品,翰林学士为正三品,是明显的升官。

15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215,载熙宁三年(1070年)九月,司马光出知永兴军,正式离开朝廷。

CC BY-NC-ND 4.0 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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