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伦特：犹太人问题与身份认同困境

1975年12月8日，在纽约的一座教堂里，汉娜·阿伦特·布吕歇尔的葬礼如期举行。根据亲友们商讨的结果，与会者先后用希伯来语与英语诵读了《圣经》的《旧约·诗篇》。[1]这是对她一生的总结：这位逝去的政治理论家，是一名具有犹太血统的美国公民。然而，不知是有心还是无意，他们忘记了她的另一重同样重要的身份：她自幼浸淫其中的，是德意志学统，德语才是她的母语，她的归宿。正如她在1964年的一次访谈中所说，她从未抛弃德语，而始终与英语保持着距离。[2]

1906年10月14日，保罗与玛塔·阿伦特夫妇迎来了他们的独生女儿汉娜。这是一个普通的中产阶级犹太人家庭，居住在汉诺威郊外，夫妻两人都是社会民主党员。然而，孩子的诞生并没有驱除一直笼罩在这个家庭上空的阴影，那就是保罗的梅毒。汉娜3岁那年，保罗梅毒复发，因而不得不辞去技术师的工作，一家三口迁回柯尼希堡，投靠他们出身的家族。然而，家族势力也没能挽留住保罗的生命，他还是在汉娜7岁时与世长辞了。同年，祖父马克斯也追随保罗而去。

汉娜最初接触犹太人问题，是在祖父和母亲那里。汉娜常常随祖父参加犹太教徒的集会，而祖父家的常客里，有后来引导她走向犹太复国主义的布鲁门费尔德。不过，直到她长大之后布鲁门费尔德才对她产生影响。在她的童年和少年时代，这个重要角色的扮演者是母亲。在母亲的保护与教导下，汉娜从小就投入了与反犹主义的战斗。

与同时代受过良好教育的德国犹太人一样，汉娜从不把自己当作犹太人，尽管她明知自己有一张与别人不同的脸。他们受的是德意志的教育，讲的是德语，读的是康德与歌德，也一直把自己当作德意志民族的一分子。总之，他们被很好地同化了，是“不具有犹太意识的犹太人”、“具有犹太血统的日尔曼人”[3]。但是这并不能使他们免于反犹主义的毒害。年幼的汉娜常常在课堂上从老师口中听到一些反犹的言论，这时，根据玛塔的教导，她勇敢地站起来，愤然走出教室，第二天学校就会收到一封玛塔写的抗议信。至于街上孩子们的恶语相向，玛塔则认为这是孩子们之间的冲突，应该由汉娜自己解决，不过对于这些污言秽语，汉娜从未感到困惑或受到伤害，却由此而得知自己原来是个犹太人。[4]另一方面，玛塔视共产主义运动领袖罗莎·卢森堡为英雄，尽管她并不赞同卢森堡的观点，这一点也影响到了汉娜。但是她没有想到，很多年以后，在新大陆的高等学府，她的女儿被人唤作小卢森堡。

自从保罗与马克斯先后过世之后，玛塔带着汉娜，靠出租房屋与家族的支持生活，母女俩相依为命。玛塔发现，女儿在8岁时就已经意识到家中缺少男性角色。[5]为了让女儿能够在一个完整的家庭中成长，玛塔决定再婚。对方名叫马丁·贝尔瓦尔德，是个鳏夫，带着两个女儿爱娃和克拉拉。可是，汉娜与她的继父及两个姐姐都合不来，或者说，她一直都那么孤僻。这种状况直到她遇见海德格尔才有所改善。

少年时代的汉娜并不是一个好学生，她甚至还有被学校开除的记录。尽管如此，她仍然以优异的成绩进入了大学。那是1924年，一个现象学与存在主义风靡的时代，阿伦特18岁。她首先就读于马堡大学，是冲着海德格尔而去的。当时海德格尔35岁，有妻子，有两个孩子，在马堡大学任助教，还没有写成后来成为存在主义代表作品之一的《存在与时间》，却已经颇有名气。阿伦特的到来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她极具个性，装扮新潮，由于总是穿一件绿色的裙子，因此获得了“绿人”的外号。一个是充满魅力的哲学教师，一个是聪颖好学的年轻学生，两人很快就走到了一起。然而，这只不过是一段不可告人的婚外情。为了离开海德格尔，1925年阿伦特前往弗莱堡大学，随后来到海德堡大学，在海德格尔的朋友雅斯贝尔斯的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相对于作为恋人的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则更像她的父亲。1928年，阿伦特完成了她的博士论文《奥古斯丁的爱的观念》，获得博士学位。然而，她与海德格尔的恋情仍然断断续续发展着，直到1930年才告终结，其间阿伦特内心几经挣扎，而海德格尔则投向了纳粹。自此，直到二战结束之后，阿伦特与海德格尔都没有再联系，但这段经历在她的思想中打上了深深的存在主义的烙印。

后来，阿伦特在她“最好的朋友”[6]，100多年前浪漫主义时期的德国犹太女子拉尔·法哈根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并为其撰写了传记。根据阿伦特的刻画，拉尔是名其貌不扬但却异常聪慧的女子，出身于一个富裕的犹太人家庭。父亲死后，她拒绝顺从弟弟们的安排，并没有随随便便把自己嫁了，而是期望通过婚姻使自己能够摆脱犹太人身份，从而完全融入德意志社会，就像她身边的成功先例那样。在她主持的有大量文化名流参与的沙龙上，她结识了芬肯施泰恩伯爵，但是当两人进入谈婚论嫁阶段的时候，却因为她的出身，遭到了伯爵家族的强烈反对，最后两人不得不分道扬镳。经过很长一段时期的伤心绝望之后，拉尔才重新振作。此后，她又经历了几段感情，却始终无法跻身主流社会。她把自己的不幸归结于她的犹太出身。直到生命的尽头，她才终于认识到，犹太人身份是她无法摆脱也不愿失去的。[7]

这部传记也可以看作是阿伦特的自传，因为她除了讲述拉尔的人生经历，剖析其心路历程，还投射了她自己的心路历程。首先，拉尔失去芬肯施泰恩伯爵后的心境，与阿伦特离开海德格尔后的心境何其相似。其次，尽管时代不同，这两位受过良好教育的德国犹太女子，却经历过相似的身份认同困境，其区别仅仅是程度而已。

那么，从把自己视为德意志文化的继承者，到完全意识到自己是犹太人，是什么使阿伦特的自我认同发生了转变呢？列昂·博特斯坦认为，“真正的问题是从童年向魏玛共和国的转变。”他指出，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民主制度高度不稳定，遭到严厉批判，从而，大量犹太人开始质疑日益显现出来的政治反犹主义（political anti-Semitism）。[8]对于阿伦特而言，这时她生命中出现了一名重要人物：库尔特·布鲁门费尔德。尽管阿伦特在小时候就已经接触到犹太人问题并与反犹主义抗争，但她的犹太意识真正觉醒，是在与布鲁门费尔德重逢之后。布鲁门费尔德作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领导人，于1926年受邀到海德堡大学举办讲座，接待他的是阿伦特。在布鲁门费尔德的指引下，阿伦特开始重新认识犹太人问题。不过，她并不完全赞同布鲁门费尔德的观点。此时，德国的纳粹与反犹主义日益猖獗，而直到面对纳粹势力的时候，阿伦特这代人才“通常第一次体验到了他们的犹太身份”[9]。时局的变化，加上布鲁门费尔德的影响，促使阿伦特由哲学、神学之思，转向了政治、社会之思。直到很多年以后，她还坚持称自己不是哲学家。[10]

1929年，阿伦特与她在马堡时期的同学君特·施特恩结婚。施特恩也出身于完全同化了的犹太家庭，父母是著名的心理学家。然而，这段婚姻并没有持续多久，最终以离婚收场，而裂痕在他们流亡法国之前就已经产生。在阿伦特——汉娜·施特恩夫人——的关怀发生转向之后，她开始从事犹太复国主义的工作，并因此险遭逮捕。于是，她不得不于1933年逃离德国，非法居留于巴黎。后来，根据第三帝国的法律，离开德国领土的犹太人阿伦特失去了德国国籍，[11]而她重新获得一个国籍是在18年后。

在巴黎，阿伦特继续从事犹太复国主义的工作，但患难与共并不能挽救她的婚姻。不过，阿伦特也在巴黎结交了许多新的朋友，其中包括施特恩的远房表兄弟本雅明，也包括她的第二任丈夫。1936年，一位名叫海因里希·布吕歇尔的德国共产党员闯入了阿伦特的世界。与施特恩不同，布吕歇尔不是犹太人，也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而是在实践中自学成才。布吕歇尔为阿伦特打开了另一扇门，通过他，她接触到了马克思的学说，也体验到了政治斗争的实践。

随着二战的爆发，德国与法国成了交战国。这样，滞留在法国的德国流亡者的处境恶化了。从那时起，法国政府一次又一次把他们这些“敌侨”（enemy alien）送进集中营，[12]而没有人知道这一去又是多久。他们成了不受欢迎的人，因为那个抛弃了他们的祖国。1940年，阿伦特与布吕歇尔结婚。为了不忘她的犹太身份，阿伦特决定保留原先的姓氏，现在她的全名是汉娜·阿伦特·布吕歇尔。[13]但婚后没多久，由于又一次的集中营关押，阿伦特与丈夫及母亲失散了。集中营内的生活异常艰辛，但更折磨人的是遥不可及的希望，即使如此，阿伦特与她在集中营内的伙伴们，仍然坚强地活着，并且最后逃了出去，而那些没能逃走的，后来被送去了奥斯维辛。逃出集中营后，阿伦特没有和伙伴们一起，而是独自上路，徒步前往法国南部。她的选择是对的，在那里她不仅遇见了许多旧朋友，还奇迹般地在滚滚人流中与布吕歇尔重逢，然后玛塔也投奔了他们。然而，形势越来越严峻，他们在法国也呆不下去了。在施特恩的帮助下，他们得到了美国签证，并历尽艰辛离开法国，于1941年登上了驶往纽约的船只。然而，本雅明就没那么幸运了，在逃离法国的计划失败之后，他用毒药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而他的一部手稿则由阿伦特带到了新大陆。

初到美国的日子是艰难的，一切都要从头开始，语言也不通，而他们却早已过了学习语言的最佳年龄。一群哲学家、文学家在异国他乡从事着简单劳动，尴尬地生存着，一时之间，大人物变得一文不名，这是一种异乡人的感觉。阿伦特的运气就比较好，她在美国继续为犹太复国主义的组织工作了一段时间，直到她最终与犹太复国主义分道扬镳。不过，终其一生，她都不忘关注犹太人的处境，关注犹太人的家园以色列。[14]终于，二战结束了，随后，失去联络的朋友们一个个又出现了。很幸运，大家基本上都安好。接下来的问题是：回家，还是留下？很多人选择回去，毕竟，异国他乡的外语环境，对这些以思考与写作为职业的人来说，是无可弥补的损失。然而，阿伦特一家却选择了留下，至于原因，我们只知道她曾经对雅斯贝尔斯说过，“我们不能仅仅因为人们似乎打算再次把犹太人视为德国人或其他什么……而回去。只有当我们作为犹太人而受到欢迎的时候，才可能回去。”[15]不过，阿伦特-布吕歇尔夫妇一开始就想留在美国，成为美国公民，融入美国社会。美国对于他们，并不是临时的避难之所。[16]然而，她仍然流着犹太人的血，受着德国哲学传统的滋养，不会因为国籍的改变而改变。8年之后，当阿伦特重返欧洲故土，却是怀着复杂的心情。当她驻足巴黎协和广场，“泪水夺眶而出”。当她徜徉波恩街头，过去种种涌上心头，“然而，这一切都是错觉！”当她重新踏上柏林的土地，“激动得快要发疯了”。[17]物仍是，而人已非，这就是故国。多年后，当被问及是否怀念前希特勒时代的欧洲，她回答：“Was ist geblieben? Geblieben ist die Sprache.”（还剩下什么？只剩下语言。）[18]

1949年，阿伦特在战后第一次访欧，在那次访问中，她与久未谋面的雅斯贝尔斯重逢，并与海德格尔恢复了交往。不过，在美国，阿伦特也结交了一批新的朋友。1951年，她获得了美国国籍，而当时正处于麦卡锡时代，身为共产党员的布吕歇尔直到几年之后才获得这份梦寐以求的公民权。不过更重要的是，作为一名政治理论家的阿伦特，几乎全部工作都是在美国完成的，她用英语写作，用英语授课。美国公民阿伦特在她的后半生撰写了大量的著作，其中包括《极权主义的起源》、《人的境况》、《论革命》、《论暴力》、《黑暗时代的人们》、《过去与未来之间》、《共和危机》、《责任与判断》、《心智生命》等，还因其《艾希曼在耶路撒冷》而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尽管她非常愿意用德语写作，但有时候，她还是习惯于使用英语，[19]她的第二外语而不是母语。或许，大洋彼岸的故国旧土，对于她是只能封存在记忆中、再也回不去的过去。

1975年12月4日，阿伦特在纽约住所心脏病突发，不治身亡，打字机里还有她未完成的书稿。她的长眠之所位于巴德学院，布吕歇尔生前任教的那所学校，她就葬在布吕歇尔身边。这位生于德国的犹太人，永远留在了美国。

[1] 川崎修：《阿伦特：公共性的复权》，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26页。

[2] Günter Gaus, „Was bleibt? Es bleibt die Muttersprache. —Günter Gaus im Gespräch mit Hannah Arendt“, Zur Person 1965.

[3] 理查德·沃林：《海德格尔的弟子：阿伦特、勒维特、约纳斯和马尔库塞》，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1页。

[4] Gaus, „Was bleibt? Es bleibt die Muttersprache. —Günter Gaus im Gespräch mit Hannah Arendt“.

[5] 朱莉亚·克里斯蒂瓦：《汉娜·阿伦特》，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10页。

[6] 罗·科勒尔编：《汉娜·阿伦特/海茵利希·布鲁希尔书信集（1936—1968）》，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14页。

[7] Hannah Arendt. Rahel Varnhagen: The Life of a Jewess, translated by Richard and Clara Winston,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0.

[8] Leon Botstein, “What Is the Importance of Arendt’s Jewish Identit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Thinking in Dark Times: The Legacy of Hannah Arendt, Bard College 2006.

[9] 沃林：《海德格尔的弟子：阿伦特、勒维特、约纳斯和马尔库塞》，3页。

[10] Gaus, „Was bleibt? Es bleibt die Muttersprache. —Günter Gaus im Gespräch mit Hannah Arendt“.

[11] 汉娜·鄂兰：《帝国主义》，蔡英文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2，230页。（Arendt,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p. 280.）

[12] 布吕歇尔于1938年、1940年两次进入集中营，而1940年的那次，阿伦特也在拘禁之列。（普林茨：《爱这个世界：汉娜·阿伦特传》，北京：社会文献出版社，2001，80-87页。）

[13] Hannah Arendt, “That ‘Infinitely Complex Red-tape Existence’: From a Letter to Karl Jaspers”, in Peter Baehr, ed, The Portable Hannah Arendt, New York: Penguin Books, 2000, pp. 25-26.

[14] 这是阿伦特与犹太复国主义分歧的关键所在。阿伦特不赞同犹太复国主义把以色列建设为犹太民族国家的做法，她认为这样做会把阿拉伯人变成巴勒斯坦的无国籍民，造成隐患。她理想中的以色列应该是犹太人的家园，在那里，犹太人与阿拉伯人和谐共处。然而，最后联合国采用的是犹太复国主义的方案，而巴勒斯坦地区至今持续不断的冲突，证明阿伦特是对的。

[15] Arendt, “That ‘Infinitely Complex Red-tape Existence’: From a Letter to Karl Jaspers”, p. 28.

[16] 科勒尔编：《汉娜·阿伦特/海茵利希·布鲁希尔书信集（1936—1968）》，123、127页。

[17] 同上，133、138、176页。

[18] Gaus, „Was bleibt? Es bleibt die Muttersprache. —Günter Gaus im Gespräch mit Hannah Arendt“.

[19] 科勒尔编：《汉娜·阿伦特/海茵利希·布鲁希尔书信集（1936—1968）》，383、406页。

本文节选自《在希伯来与德意志之间：阿伦特犹太思想中的认同问题》（华东师范大学，2009），照片摄于2014年3月，首发于回响编辑部微信2019年10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