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脱欧辩护和我们的教训

其实是后记的前言：写完这篇的时候是12月初，当时BoJo还没有胜选，疫情也才刚开始。短短两个月不到的时间世界又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胜选后 Cummings 已经开始对国防部进行大规模整改，保守党没有过河拆桥我也是很欣慰了。以下的文章虽然是写脱欧对英国官僚制的影响，但Cummings提到的所有都可以应用在日本和中国身上。武汉的事情很遗憾，立刻应验了。而之后日本政府的对策，也表明了日本政府其实与中国一样无能。我们的官僚制终究与100年前的导致英国衰落的官僚制没有任何区别，而我们的意识形态则更加速了紧急事态的恶化。脱欧在今天，也就是1月31日正式生效。我希望这是英国的新起点，也希望人类能尽快摆脱无意义的论辩，早日将目光放在最最核心的政治架构问题。

我们都是罪人。

以下是正文：

I

我們是空心人

我們是被填充的人

一起依靠

帽子裏塞滿了稻草。唉！

我們乾涸的聲音，當

我們一起低訴

是安靜的是無意義的

如風中乾枯的草

或踏進碎玻璃的老鼠的四肢

在我們乾枯的地窖

沒有實體的外形，沒有色調的陰影，

癱瘓的氣力，沒有動作的姿勢。

那些帶著凝視的眼睛

橫渡死亡的另一國度的人啊

記住我們——如果真有可能——我們不是迷失的

狂暴的靈魂，而只是

空心人

被填充的人

- - - -

如果让我说自己在2019年经历的最幸运的事情是什么，那便是接触到了Dominic Cummings （后略称Dom）的个人博客。Dom是目前英国首相的政治顾问（坊间传闻在Boris解散议会后辞职，因政治顾问插手选举似乎有法务上的冲突），在中国的地位大概相当于政治局常委王沪宁。他在牛津学习古典及当代历史并获得一等学位，却不满足于人文学科于是自学数学到PhD的程度。他是保守党大臣及首相的顾问，却没有加入任何政党。他被同事爱戴，却被卡梅伦痛恨，被教育部的公务员称为疯子。

Dom在现任首相上位之前担当过前保守党教育大臣Michael Gove的政治顾问，主导了英国中高考GCSE与ALEVEL的制度改革。Dom最出名的自然是其在2015年创立了Vote.Leave，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成功使英国在2016年以微弱优势战胜了唐宁街、白厅以及整个保守党的宣传机器，公投表明要脱离欧盟。早在1999年，Dom对欧盟的反抗就开始了。在布莱尔的全盛时代，尽管工党时代两任首相都全力希望英国加入欧元区，Dom主持了反对英国抛弃英镑加入欧元区的运动，成功保住了英镑的地位，保住了英国央行和英国金利政策的独立性。

在他的博客里，他详细记录了当代英国体制的失败，和他的脱欧理论支持。他一生有三项挚爱：俄罗斯文学、孙子兵法，和统一了德意志的铁血首相俾斯麦。如果你细读过他的博客，你发现他经常引用俾斯麦与孙子，并常常使用托尔斯泰文学里的场景作比喻。他在博文中屡次指出了英国行政系统上的种种弊病，而我想通过分享这位目前英国政坛领军人物的思考，在看过英国的问题之后，希望有识之士能够反思当下中国在行政层面遇上的问题，同时也想澄清在中国互联网上对脱欧的很多片面的认知。

脱欧

中国互联网对脱欧二字似乎没有任何好感。在绝大多数中国人眼里，这是一个，与自己毫不相关的国家在以一种近似民粹，与之后的川普在一个水平的，低智商国民反建制派主导的自杀式行动。但你若真试图去询问他们的看法，我敢说百分之九十九说不出个所以然来。话又说回来，毕竟这是一个远在地球的另一边的国家，为什么要知道呢？浪费时间去纠正很多人懒得关心的事情也许很愚蠢。但在这个全球化且每个事物都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年代，很多事情其实由不得我们选择。这个世界也许没有客观存在的真理，但大家若真的只会机械地重复这句话时，我们何必要追求高等教育呢？我最喜欢Dom的地方，就是他对utter honesty的追求。utter honesty，如果让我来翻译的话便是赤裸裸的可能让人不适的诚实。他可以说出其他人永远不敢说的话：现在的英国什么都不是。所有人都知道这个国家自两次世界大战后便节节败退，经济的衰败以及殖民地的独立让大英帝国成为了过去式，现如今连英联邦也危在旦夕。而追根朔源，不是国际形势变了，而是自己的行政系统没有一个有效的组织去应对变化，从而使得英国国力的衰退。

回到脱欧这件事情来看，我不会把这件事情和民粹联系上。这只是一群受过良好教育、对科学对模型的诞生过程充满敬畏的人，有着十分合理的哲学去支持他们的理论，利用了在他们使用范围内的政治手段，试图去挑战一个庞大但又腐朽的制度和一群活在泡沫里自作聪明给自己贴上精英标签的一群人。诚然我不否认电视上看到的一大群投脱欧的选民们，起码看上去确实不聪明。但从 Dominic Cummings，Matthew Elliot 和 Danniel Hannan 这个 VoteLeave 铁三角来看，他们的理念初衷和实践方式，与BNP和UKIP还是有天壤之别的。事实上这三位对UKIP和他们的财源Arron Banks的看法完全是负面的。在公投胜利后，Dom不止一次的在公开场合演讲中表示公投胜利最好的一个结果就是UKIP将会彻底消失，且移民问题在这么多年后终将变成了一个次要的议题。

你印象里的那些对经济里有利的点，其实都是欧盟为了一步一步夺取独立国家的立法权

脱欧所有的辩论中都变成了经济学家的自我高潮。所有的辩论都被局限在讨论对纯经济意义上的贸易额会如何变化。这些自以为对宏观经济了如指掌的首席经济学家们，无法走出他们给自己设定的框架，所以每一场辩论最后都变成了经济学家的自我吹捧以及嘲笑民粹与民族主义的复兴。事实就是，在行为经济学出现前，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里相对较新的一门学科，对于宏观走势的判断是完全只具有参考意义且经常出错的。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欧盟似乎代表了经济的稳定、贸易的自由、以及全球化的高潮，而脱离欧盟是鼠目寸光、种族歧视、反全球化的象征。但事实真的如此吗？时间拨回到新自由主义巅峰布莱尔执政的年代，工党、唐宁街和整个白厅的宣传机器都在鼓吹一旦加入欧元区与欧洲大陆统一货币，英国经济将会实现质的发展。当时欧元区的风险还没有浮现，入欧元还是不入欧元的两方的辩论还是建立在各式各样的假设，很幸运Dom当时便获得了胜利。十年后，希腊债务危机爆发，法意瑟瑟发抖，英国人侥幸逃过一劫。即使是现在最亲欧盟派的政治家，也不会鼓吹欧元的好处。

然后是Single Market。欧洲单一市场。很多的脱欧的辩论泥沼化，其实说真的，本质上是因为没有几个人能说清楚这东西到底是什么。大家的第一反应都是，这是一个为了人员、商品、资金与服务的自由流动打造的、自由贸易与公平竞争的典范。但首先，这不是一个贸易组织。这是欧盟委员会的政治立案。它的成立与“促进欧盟各国经济发展”几乎没有半点关系。成立这个法案的考量完全是政治意义上的。单一市场有两类：第一种，是为了抹去交易中的不平等，确保每个交易对象都可以在公平公正的环境下平等地竞争。第二种，是为了确保所有的货物在一个“统一和谐的监管环境”下交易。这个“统一和谐的监管条例”谁来定，当然是欧盟委员会自己。本质上，单一市场给欧盟白白送去了立法权和监管权，成员国内部的监管机构几乎没有任何话语权，而欧洲大陆的特定成员国（通常是德法）能在贸易中获得立法/监管上的优势，让条例对这些国家的商品销售更有利。欧洲单一市场和WTO从组织架构也好，历史上发展的初衷也好，完全不是一个性质的东西。单一市场再配合欧元一体化，就是政治绑架。一步步地抹消成员国的国家主权（欧盟政治家从来不掩饰这项意图），任何鼓吹这种为了统一监管环境统一监管机构的单一市场的人都应该理性地想这两个问题：你愿意交出国家主权吗？长远来看对本国经济真的有好处吗？

单一市场生效11年后的2004年，有权威民调访问了全英国的中小企业（包括各个地区和各种人种组成的中小企业），

A. “我们完全可以不加入单一市场的同时与欧洲保持良好的贸易，因为加入单一市场意味着交易规则和市场监管体系将落入我们无法民主选举与监督的欧盟政治家们”

B. “欧洲单一市场将会使商品交易更便捷，而且可以带来更多就业的同时提升生活品质”

民调结果是，大家以72:24的比率压倒性地同意A。这种“欧盟就是大大的好人，选择欧盟就是选择理性”的态度，可以说是完全不成立的。

所以当年是哪个机构如此热衷又是加入欧盟又是加入单一市场的呢？当然是早已成为布鲁塞尔俘虏的软弱的英国外交部以及白厅其他的一票公务员高层。在战胜好吃懒做的工会之后的撒切尔，撇开了 John Hoskyns，当年英国政坛里为数不多的看透了欧盟本质的政治顾问，选择了屈服于来自于公务员体系的压力，让英国与当时的欧共体走得更近。日后撒切尔也承认这是她一生中最大的失误之一。

请永远记住，脱欧只是更深层面的政治体系改革的第一小步。脱欧之后，Dom这一群人面对的还有更多，例如已经讲了近30年的公务员人事体系改革。这比脱欧本身重要，牵扯到更多方面的利益，但不离开欧盟这一切都不可能开始。这不是痛恨移民，或者因为大多数民众愚昧无知才导致的结果。愚蠢的人存在，这不假。在这个时代，选民可能因为这些理由投了脱票，但这不是这场运动的本质。EU代表的，是战后时代的中央集权的巅峰，今天已经完全不兼容我们生活的时代了。在嘲笑别人的时候先想想，在文化相近的东亚四国都无法兼容其他国家达成不了很多基础共识时，英国脱欧有这么难理解吗？

英国呈现出来的几大问题 - 公务员体系的落后和唐宁街的无能

早于1862年，在英国访问的俾斯麦便发现了英国高层对于德国可以加以利用的一面：从与他们的谈话中发现，他们展现出来的是对欧洲大陆，尤其是他们未来最大的敌人普鲁士的极度无知。他们的对德意志的了解甚至还不如对当时的日本与蒙古局势的了解。在接下来的150年来，英国政府从未意识到自己的无知。帝国的衰败有很多因素，然而最重要的内因还是高层的无知。**白厅**一次又一次的判断失误，直接导致了英国的衰退。

1853年克里米亚战争，1914年的一战，1939年的二战，每一次战前的白厅都处在彻底的瘫痪状态。1911年8月之后直到一战爆发，整个帝国国防委员会（英国国防部前身）和首相竟没有一次会议来讨论周边局势，而一战爆发的前几天自由党的英国首相还在与情人幽会，而二战爆发前夕工党还在国会里阻挠保守党政府提升军费预算。1945年后，外交部对欧洲煤钢共同体的成立不屑一顾，对其发起者让*莫奈的野心与远见毫不关心。在保守党政府一次又一次误判中东局势引发苏伊士事件之后，他们又天真地认为加入欧共体可以解决英国经济所有的问题。法国人利用这种绝望的心理，迫使英国作出经济利益上的极大让步，终于“如愿以偿”加入了欧共体。可以看到自英国创立公务员制度以来，白厅一直缺乏有效的数据采集的手段，更缺乏一个能够快速处理已经采集到的数据的中枢。

我们再看下普鲁士/德意志在1810年之后发生了什么：更新了普鲁士总参谋部，并以此统一了德国，一跃成为工业强国。德军的总参谋部是当时世界诸国模仿的对象。

在广义上，总参谋部代表了一种全新的军事理念、虽然当时的欧洲列强都先后设立总参谋部，但德军总参谋部因其完备严格的培训机制和靠实际表现而非出身门第作为奖惩标准而声名卓著。总参谋部的培训机制并不只为了培养出合格的参谋人员，更为了培养出具有具有丰富知识、广阔视野和献身精神的战争机器的一部分。正式的参谋人员为终身制，在一线部队和参谋部之间轮换工作。参谋人员的军裤侧面有加宽的深红色带以区别于其他军官。（中略）由于总参谋部的特殊作用，参谋长在其专业领域和组织框架内拥有对作战方案和命令的否决权，只有少数极其顽固的部队首长敢于挑战这种否决权，如德皇威廉二世和希特勒。正因如此，每一次胜利后最大功臣一般都被认为是参谋系统的人员而非部队首长，这种情况又进一步加强了总参谋部的地位。

普鲁士在改进总参制度后，打过的三场大战，普丹战争 （1864年）、 普奥战争 （1866年）、 普法战争 （1870年），几乎完美契合了当初普鲁士总参的周密计划。他们对培训机制、流动性和现场实践（科学理论后的验证）的重视，在后世被70年代日企（很遗憾日本的情况是，当代日本整个社会骨子里的、部分糟糕的文化拥抱了英式的低流动性、应急能力极差且依赖年功序列导致了泡沫后的持续衰落。英国还只是白厅决策机构的问题，日本则是整个社会从上到下）和硅谷争相使用。毫不客气地说，英国两次大战的胜利完全是建立在“对手比我犯的错更多”的基础上。

简而言之，唐宁街与白厅的失败可以归类至以下三点：

* 错误的人与错误的（自我欺骗的）心态

* 政务与事物职同时发生的、糟糕的前期教育和后期的人才培育

* 彻底失衡的、且没有任何纠正错误机制

系统级别的自我欺骗

古希腊哲学家修昔底德说过，我们都是被恐惧、荣誉和利益所支配的。如果我们要认清现实，我们绝对不能欺骗自己。英国目前的政治选拔制度，无论党派，爬到顶端的，大多是充斥着欺骗与利己的小圈子。你说他们是精英，而事实是跟在更自由风险更大的私企竞争中的精英相比，在唐宁街和白厅的“精英”们和一线mega银行的“精英”们也只是拥有类似的家庭/学术背景而已。在对数字的敏感度，对未来的把控，对科学研究与模型构建过程的尊重，他们完全不在一个水平上。唐宁街需要的，是嘴皮子功夫要尖，可以在各种社交场合游刃有余的，私校公学里出来的辩论者。理由也很简单，那就是现存的制度在做重大决定时更多的是拼口头表达与私人关系，而不是看中真凭实据和思考逻辑，之后在制度失衡这里我会展开来写。这些人真的不懂科学逻辑吗？不是。只是在他们的成长环境下，他们已经习惯了自我欺骗。沉浸这种反科学的，维护小圈子利益的自我欺骗下，他们最终失去了逻辑思考，迷失在了他们的官位上。英国政治还停留在一种黑猩猩级别的，极度原始的采猎者思维：要对哪位领袖表忠心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跟着谁才有肉吃？）这种团结在一个人周围去解决问题在3-5人的史前狩猎中似乎很有效，但如果要抱着同样的思维去试图解决几百万人的医保，是不可能有效的。

自我欺骗导致了大家对脱欧有着不断的抵触。不仅仅是英国，欧盟体系内的国家至今，或直接或间接地在偿还08年金融危机造成的债务，如果英国在90年代加入了欧元区，英国现有的引以为豪的的金融体系只会被打击得更惨。

政治家的选拔制度无法选出适合21世纪的政治家

Dom即使是为保守党工作了近20年，但从未想过加入保守党。他对英国两大政党都有十分尖锐的批判。保守党从来没有正视过过分自由的市场下大型私企常年吃政策的便宜挪用社会资源所造成的分配不平等，以及在NHS医保上始终无法取得国民的好感。而工党则不愿意去面对60-70年代加上布莱尔布朗13年几乎毫无限制的移民政策，尤其是对移民质量（技能）的0要求，让大量低劣的移民涌入英国，导致的不可逆的人口结构迅速变化和日益严重的社会治安问题。工党同样的，还因为这个党的社会主义本质，追求大政府使得精简公务机构的方案屡次受挫，加剧了白厅官僚主义对政务的把持。这个时候我们再回来看欧盟在这些问题上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欧盟用一个虚假的不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利益”捆绑了代表民营企业利益的保守党，又用单一市场为筹码让英国必须同时要确保欧盟人员流动自由让工党无休止的接受东欧移民，让两党制变得更不纯粹。我毫不夸张地说，欧盟的终极目标就是取代欧洲所有民族国家政府，通过捆绑经济政策、剥夺民族国家央行存在的意义，造成政治上的混乱，最后取而代之。

然而两党又缺乏拥有高效管理能力和远见的政治家。拿卡梅伦为例，中间虽然有极其短暂的工作经历，但基本可以说他大学一毕业就靠关系当上政治顾问，然后紧接着就去地方竞选变成后座议员，没几年就直接被提名保守党总裁，在没有任何大型企业/超过100人的组织内负责统筹的经验的情况下，他就当上了英国首相。而其他内阁大臣亦是如此。几乎没有几位大臣拥有企业级别的管理经验，甚至连如何运营一个中小型规模的慈善组织的经验都是没有的。他们的判断还是建立在十分初级的人际交流中的利益互信，对如何解决问题既不会也没有兴趣。这些公学+牛剑出身的议员、大臣们，往往是文科出身，对建模对理论的原理和科学实验所带来的数据的误差程度毫不关心，嘴上都是经济学家的那点完全可以被历史事件推翻的基础的宏观经济理论，大多享受公共场合闪光灯下做演讲，在他人发言时对逻辑熟视无睹只想着如何在合适的机会打断他在媒体前玩一把文字游戏。有一项对100名国会议员的调查显示，只有40%的人可以答对”抛两次硬币两次都能拿到头像一面的可能性有多少“这类小学级别的统计问题。就是这么一群人，天天在国会，在责任委员会质询，引用各种经济理论，试图说服民众他们解决宏观经济危机的方法是有效的。微博微信上嘲笑卡梅伦算数、艹猪，截一小段PMQ争吵片段来说明政治家只会玩文字游戏，诸如此类的现象无处不在。对此我很难反驳。事实就是，英国的政治体系并不是选拔人才，而是在“旧精英的孩子里数学不好但很会讲话的那群人”里随机选。有兴趣的人我非常推荐大家看一下Dom再脱欧公投之后接受跨党派国会专责委员会质询的片段，无论哪个党的哪个议员，表现得都十分自大却业余。他们对自己为什么输掉了公投一无所知，对自己所处的落后且愚昧的体制还充满着迷恋。他们还在沉浸在文字和数字游戏，对自己的无能没有丝毫感知。

纠错机制在哪里

EU和白厅所代表的体制，其最大的问题是在于他们没有任何机制能够快速的纠正前人犯下的错误，无论是数字的误差还是政策实施上的失误。在白厅，没有任何人关心，在遇到一个棘手的问题时，这个世界上有没有其他人/组织已经试图解决或已经解决了这项问题，没有人关注如何去构建一个从反馈中学习，从学习中反馈的循环。白厅的所谓的牛剑出来的社会精英，在毫无竞争依赖裙带的环境下被惯坏，且自英国文官制度开始就没有“项目管理优先层级”的概念。

Dom在他的博客里披露了一些让人膛目结舌的10-15年时期联合政府内部运作的小故事。当时的教育部（当然了现在也是）的日常就是公务员搞砸了一桩又一桩的事情。每个月都会出现公务员上报了错的数据，白厅的人每天都在赶着修改满是拼写错误的报告，政治家和他们的幕僚只能眼睁睁看着，逐渐习惯这样的日常然后去面对媒体的轰炸。大臣们其实完全没有直接的话语权，其责任追根溯源也与大臣本人毫无关联，然而我们依然活在一个”强调集体责任却乐于归咎一人“的时代（无论事件的好坏）。BBC、itv、左翼热爱的channel 4，每天报道的就是让教育大臣背上所有的责任（自我欺骗的制度化与常态化）。基本上每两个小时，Dom就会被告知哪里哪里又出了什么问题，数字又不对了，哪里出现了情报泄露（因为是联合执政，很多其实是自民党为了抹黑保守党的内部泄露）。公务员们对这种日常早已见怪不怪，即使他们本身才是责任的根源，没有任何一位公务员会因为无能而被开除。即使是最无能的公务员，他们照样会被升职、授勋，领着极高的退休金。看过Yes Minister的人会以为那可能是艺术加工，我原来也认为现实总归不会这么糟糕，但从Dom的博客中看来，现实可能比艺术渲染还要骇人听闻。

当白厅来了新人的时候，Dom通常会给出如下的建议：

* 只要没有XYZ（官员名字）参与的的项目最后都会被搞砸

* 只要私人秘书（Private Secretary，公务员编制，英国公务员体系下管理大臣日程与其他各部沟通的职能，权力巨大）和大臣的私人高级幕僚们点过头的项目才是优先要办的事情

* 底下报上来的所有的数据都会是错的

* 什么法务建议到最后都是错的

* 什么项目采购都会告吹

* 什么合约的签约到最后都出差错

* 所有的公告发表都会出错，除非XYZ（Dom信赖的同僚）在管

* 除了Tim Leunig，永远不要信来自自民党办公室的人，他们只看重党争想尽心思污蔑保守党政府捞取政治资本

* 永远不要试图在星期一发表任何事情，因为事前统筹时周五没人干活周末永远联系不到人

* 不要相信任何打着“跨部门合作”幌子的项目，尤其是首相办公室主导的项目

* 不要告诉首相办公室任何事情，让我们（Dom和他信赖的同事）来办

* 不要让Ofsted（英国留过学的应该都知道，教育标准局）做任何额外的项目因为他们比白厅更瘫痪

* 总之，假定所有的事情都会出错，不要幻想“我们都会没事的有人肯定已经做了X”，不存在的

* 你要是搞砸了什么，第一时间跟我们说，不要滚雪球

新人一开始都会认为是危言耸听，然而两周内他们就会发现这些事情都是听之让人毛骨悚然的事实。

我们

嘲讽西方民主选举以及民主制度本身是这个国家无论老少无论贫富都热衷的事情。民主选举在我们看来似乎已经约等于“低效“。事实上Dom也持有相同的观点。在很长一段时间，英国下院作为近现代两党议会制的典范，却深陷于脱欧、苏格兰独立等泥沼之中。我知道中国的网络上有这么一群人，他们大多理工出身，看日本动漫，挂着动漫头像，沉浸在b站里说着一些他们觉得是很“内行”的人才知道的meme，或是自称工业党或是标榜自己是托派引用马克思的片段自觉有趣，对“资本家”与“小布尔乔亚”两个词极尽嘲讽。他们非常乐意看到西方国家的失败，一方面对国内发生的事情愤世嫉俗，一方面却又对海外发生的事件持有非常片面的理解。在嘲笑他们的同时，我们不妨退一步，回过头来看看自己。我们的自满的高效，是真的高效？我们的，比英国还要不公开的人事制度，是否能经得起时间考验？

我们的国家也许还在上升的路上，但就像近期出现的中国企业中爆出来的种种不堪入目的让人匪夷所思的新闻来看，民企中常用的“大企业病”似乎随处可见。而现代政府某种程度上与大企业无异，英国的衰落正是这种“大企业病”病入膏肓，我们的行政体系会不会在政体与意识形态的掩盖下，已经走上了英国人走过的老路？

我们的世界是基于一个极度复杂、非线性的、以及相互依存的网络。我们习以为常的“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因果关系”，并非理所当然的。事物与事物之间的，每分每秒在产生的交互作用在影响着这个世界的点滴。在这样的世界里想要做正面的、能带来实质性改善的决定是极其困难、需要非常复杂的应对机制的。中国有句话叫“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牢记这句话比日式精神论“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要有用的多。你觉得脱欧是愚蠢的，民粹的，但事实就是加入欧盟是当今英国诸多社会问题的原爆点，而当年加入欧盟/欧共体的最大要因，在于英国持续了150年的无法应对危机和新生事物的公务员文官系统，以及在这个系统下催生的越来越恶劣的政治家选拔体系。

科学与市场机制可以提供一个解决方案。市场制度保障了即便是在一个极其复杂的且极易被各种因素干扰的环境下，各种去中心化的实验可以实施，保证了解决方案的多样性，以应对各种复杂的危机。如果市场机制允许我们试错，那么科学就是我们纠正错误，避免错误常态化的工具。Dom在他的博客里举了牛顿之后出现的科学论文的同行评审和公开发表制度。这些制度鼓励了科学家将他们的发现推广至普罗大众，且极其重视科学实验的可再现性。每一个人，无论论文发表者是多么的权威，他们的所做的实验必须可以在任何的条件下被任何人重复。这就是所谓的utter honesty：任何实验数据都要被上报，无论对实验结论有利于否。

当我们尊重市场与科学，并且这些机制都在正常工作时，我们会发现其实这个世界并不需要**一个**超越市场和科学的、中央集权的“权威人士”帮我们做决定。虚拟货币、区块链，这些都在说明去中心化是无法阻挠的未来，反去中心化即反人类。

这里不是说鼓吹一个完全让技术官僚管理一切的行政体系。关于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领导人，有兴趣的朋友可以阅读以下 Dom 对奥德赛式的教育的推崇。[My essay on an ‘Odyssean’ Education – Dominic Cummings’s Blog] (https://dominiccummings.com/the-odyssean-project-2/)

这种去中心化的管理制度，其实在我国的改革中也是出现过的。纵然我们在意识形态上十分拼命，但在16年军委的军队改革中不难发现，当代领导人对军队现代化还是抱有起码的敬畏之心，解放军的四总部制改成了军委的多部门制，保证了部门与部门间的有效沟通，以及决策过程中的平等互利。我只能期望国家有一天，在军队人事也好，在社会其他领域也好，能持有相同的尊重。

如果曾经的头号帝国的首相的首席顾问会对自己国家的制度产生如此至深的疑问，那试问一个新崛起的政体有没有资格满足于我们的现状呢？在我看来中国人也同样应该去追求这种诚实，去面对我们国家的问题。公民政治似乎在离我们远去，但是事物的变化由不得你我决定，也由不得北京决定。自信于自己的判断，怀着一种“领导人不比你想的少“的心态，然后眼看着自己的国家重蹈他人覆辙，不得不说这才是历史的常态。Dom多次引用，称英国在大战之后陷入了迷失，失去了自己扮演了近两个世纪的角色，Dom认为英国接下来的角色，应该是市场与科学的捍卫者，让英国成为高新产业与自由贸易的土壤。脱欧即是找回自己角色的第一小步。美国，以及十年前的中国，三十年前的日本，其实已经走过了这条路。日本没走下去，美国还在坚持，我们呢？我的直觉是，这个国家正在走日本的老路，在创造自己的21世纪的（区别于20世纪围绕mega bank的）围绕通讯产业展开新财阀体系。除此之外，这些新的中式财阀还在各种领域为了争夺话语权在政治上做着无意义的斗争。我不禁好奇、国务院以及背后几百万的公务员，是否真的装备了最适的制度？是否做好了真正意义上的准备？我看到的是一大群参加基层公务员考试的同龄人，将公务员视作是贪图安逸的选择。我承认我对中国体制不甚了解，在知乎上非常快速的搜索后发现，就上升通道来讲中国的公务员体系似乎做得很好。然而如果大多数申请者抱着负面的态度去申请公职，我不禁对这种社会现象产生了疑问。

成了，是一代人的牺牲换来的；败了，就是国运不济。这是英国惯用的叙述方式（大概对等于中国的“讲好中国故事”）。在我看来这是一种摆脱不了旧体制的自我麻痹。没有什么国运不济，只有不断更新的行政制度和迷恋权力却最终被吞噬的弱智。

说到底，需要考虑其实很简单，有以下几点

1. 我们有没有类似的问题

2. 有的话，我们应该着手解决

3. 现在没有的话，未来会不会有

4. 我们真的有诚实地面对自己的现实吗？

我们的领导阶级的选拔制度，我们对于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具体掌控有多深，我们对邻国的了解程度究竟有多少？我们对自己本土的问题的了解程度具体有多少？诚然我们的体制似乎不鼓励一般国民去思考这些问题，事实上DC指出的问题就包括了英国的选拔制度所选出的领导人对这类问题并没有很好的认知，英国落后的管理制度导致了唐宁街对危机的应对能力极其落后。在过去发生的事件中，我们展现出来的是相当低级低效且无用的反应。摸着良心，抛开意识形态的不合，我希望CCP中有人能够做到去追求这种赤裸的诚实。这些问题得有人去想，去解答，去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