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悲劇：俄國革命史，1891—1924》第二部第7章第Ⅰ節：鋼鐵洪流

第7章 三條戰線

Ⅰ 鋼鐵洪流

布魯西洛夫將軍于1914年8月10日：

我親愛的、摯愛的小妻子，娜迪尤申卡！

離開你真的很難，我親愛的陽光。但我對國家和沙皇的責任，我肩負的重大使命，以及我對畢生服務的軍隊的熱愛，迫使我不能屈服於任何兒女情長，要以三倍的精力準備迎接我們面臨的血腥考驗。

感謝上帝，到目前為止，一切進展順利。今天上午，我們乘車去視察英勇的第四步兵旅。他們表現出良好的軍容風紀，軍官與他們的團長和旅長都很優秀。非常可靠的部隊。

戰士們鬥志高昂。他們都堅信自己事業是正義和光榮的，所以很幸運，沒有理由感到緊張或不安。這非常令人欣慰。

我經常向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祈禱，希望他能保佑我們——他的東正教基督徒——戰勝敵人。我自己的精神狀態也非常好。不必擔心，我最親愛的，要勇敢，要有信心，為我祈禱吧……

熱烈地吻你。

亞曆克西斯

1914年8月，對於那些領導俄國走上戰場的人來說，似乎有充分的理由對未來感到樂觀。日本戰敗的恥辱記憶已經被近幾年的軍費開支所洗刷。到1914年，俄國的軍費開支已經超越德國：超過了全部政府開支的三分之一。歷史學家後來聲稱，俄國軍隊沒有為戰爭做好準備，這是不真實的。至少在人力和物資方面，與德國軍隊勢均力敵，而且，由於最近俄國西部鐵路的改善，僅僅比敵人多花了三天時間就完成了總動員。施裡芬計畫——該計畫原本預計俄國要再花三周的時間，這樣德軍能夠在俄國發動進攻之前先擊潰法國——從而被打亂，德國人陷入了兩線作戰的困境。因此，大多數人樂觀地估計這場戰爭將是一次速戰速決——正如大家所說的那樣，“耶誕節前結束”。但也正是在這裡，俄國真正的弱點暴露無遺。儘管俄國可能已經為一場長達六個月的短期戰爭做好了準備，但她卻沒有真正的應急計畫來應對一場消耗性的長期戰爭。確實很少有人預料到會遭受這樣的劫難。但是，當其他歐洲國家設法適應和隨機應變時，沙皇政權卻被證明過於僵化和笨拙，過於死板和固執，過於專制和低效，無法適應形勢的變化。第一次世界大戰對歐洲各國來說都是一次巨大的考驗——沙皇統治以一種奇特的、災難性的方式失敗了。在戰爭開始的頭幾天，幾乎沒有人預見到這一點。直到秋天，當最初的戰役轉入殘酷的拉鋸戰，兩支對峙的軍隊掘地三尺時，俄國方面的弱點才第一次暴露出來。

布魯西洛夫被任命為西南方面軍第八集團軍司令。他長著一張狐狸般的臉，留著騎兵式的鬍子，舉止文雅，談吐簡練，在很多方面都是貴族將軍的完美化身。他同時也是一名專業人士，精通戰爭的新技術。起初，他的名字在部隊中鮮為人知。他職業生涯的大部分時間都是在騎兵軍官精英學校度過的。但他很快就憑藉出色的指揮能力和為士兵所作的不懈，努力贏得了士兵們的信任；到1916年秋，他的名字不僅在俄國，而且在整個協約國世界都婦孺皆知。作為一名指揮官，布魯西洛夫治軍嚴謹。他認為，軍隊內部凝聚力是軍事成功的唯一保證。在這方面，他對部下提出了異乎尋常的高要求。例如，嚴格禁止飲酒，即使在軍官中也是如此。然而，他也夜以繼日地工作，確保士兵們有飯吃，有合適的衣服和武器，他毫不猶豫地懲罰任何被發現在物資分配方面貪污腐敗或能力不足的軍官。他和士兵們打成一片，這是很少將軍具備的才能，他知道如何在戰鬥前夕提振他們的士氣。一些觀察家認為，他把自己對俄羅斯註定要贏得戰爭的深刻宗教信念灌輸給了他的部隊。

俄國最高統帥部原計劃在西南戰線對較弱的奧地利軍隊發動進攻，同時在西北戰線對較強的德軍進行防禦。但在法國的壓力下，這一計畫被改為在兩條戰線上全面展開進攻，迫使德國人從西部戰區轉移兵力，從而緩解法國人的壓力。俄國將領們很高興地答應了法國人的要求。他們沉浸在19世紀的軍事理論中，認為使用大規模騎兵衝鋒和揮舞刺刀大膽進攻的戰術，最能體現俄羅斯人勇敢豪邁的性格。他們沒有考慮到，一旦遇到現代的火炮和機關槍襲擊，這種進攻極可能造成巨大的人員傷亡。

在西南戰線，戰事進展得非常順利。8月中旬，俄國人勢如破竹，攻克了加利西亞，迫使奧地利人節節敗退。布魯西洛夫由此確立了自己作為一名傑出的前線指揮官的聲譽。在接下來的兩個星期裡，他的第八集團軍向前推進了220俄裡（130英里），經過激烈的戰鬥（21萬俄國人和30萬奧地利人傷亡），終於佔領了利沃夫。布魯西洛夫在格羅迭科前線寫信給妻子：

整個戰場，在將近一百英里的範圍內，堆滿了屍體，沒有足夠的人或擔架來清理這些屍體……甚至給所有那些受苦的人提供飲料和食物也不可能。這就是戰爭殘酷和黑暗的一面……但是，為了祖國的利益，我們必須繼續我們艱難而可怕的任務，我只祈求上帝賜予我思想和精神的力量來履行我的職責。當我坐在這裡給你寫信時，還可以聽到遠處傳來大炮和機槍的轟鳴聲，我軍繼續追擊。鮮血還在源源不斷地流淌，但沒有其他的戰鬥方式。血流得越多，結果就越好，戰爭也會越快結束。正如你所看到的，這是一項艱巨而痛苦的任務，卻是取得勝利的必要條件。但這讓我內心沉重。

相比之下，在西北戰線，俄國的進攻很快以災難告終。這是一個雄心勃勃但倉促制定的作戰計畫：馮·倫甯坎普將軍率領第一集團軍入侵東普魯士的容克心臟地帶，而薩姆索諾夫將軍的第二集團軍則從東南方向推進，兩軍將在馬祖裡湖附近會師，從那裡聯合起來揮師柏林。該計畫要求大膽突擊、出其不意和情報準確。結果這些品質統統付之厥如。在總動員的第15天，408個步兵營和235個騎兵中隊快速向西推進，擊潰了德國第八集團軍，他們的人數幾乎是後者的兩倍。德軍指揮官普裡特維茨將軍驚慌失措，下令德軍撤退到維斯瓦河西岸，將東普魯士拱手讓給俄國人。如果能夠乘勝追擊，俄國人可能會一舉擊潰德國人。但俄國指揮官推遲了他們前進的步伐，並分散了重要的部隊和炮兵，以保護自己的側翼和後方那些無用的要塞。

與此同時，一蹶不振的普裡特維茨被興登堡和魯登道夫所取代，他們在戰術和情報方面比俄國人有巨大優勢，使他們能夠伏擊並擊敗數倍于己的大軍。他們截獲俄國人不小心發送的未加密的無線電報，得知倫寧坎普的軍隊已經停下來補給，並且判定他們不會再繼續前進。於是德軍只留下了一支小規模的掩護部隊來欺騙倫寧坎普，用火車將其餘的部隊轉移到南方去迎擊薩姆索諾夫前進的軍隊。假如倫寧坎普意識到正在發生的事情並發動攻擊，他本可以贏得對德國左翼的決定性勝利，甚至可能結束戰爭。但俄國人只有一套原始的軍事情報系統，沒有人知道德軍的動向。由於對埋伏在坦能堡附近森林中的大規模部隊毫無防備，薩姆索諾夫的軍隊在當時為止世界上最血腥的四天大屠殺中被包圍並摧毀。到8月31日戰役結束，德軍打死打傷70,000名俄國人，俘虜100,000人，自己損失了15,000人。他們把這次戰役命名為坦能堡戰役，作為一種象徵，意在為500年前斯拉夫人擊敗條頓騎士團復仇。薩姆索諾夫不堪屈辱，開槍自裁。

興登堡和魯登道夫通過鐵路將部隊調回北方，並從西線運來新的增援部隊，在馬祖裡湖戰役中再次戰勝了俄國人。由於擔心出現第二個坦能堡，倫寧坎普竟然命令進行恐慌性撤退。德國人開玩笑說，他不應該再叫“馮·倫寧坎普”，而應該叫“倫甯·馮·坎普"（逃離戰鬥）。他的無能和懦弱的造成了60,000名俄國人的犧牲。

這次大潰敗有一個顯著特點，即俄國將領對其巨大的人員傷亡反應冷淡。似乎在最高統帥部的貴族圈看來，向25萬士兵無謂的損失表示遺憾被視為軟弱的表現。當法國代表就此向尼古拉大公表示哀悼時，總司令漫不經心地答道：“能為我們盟友做出這些犧牲，我們感到非常榮幸。”通過迫使德國人從西部戰區調譴軍隊，俄國人的進攻確實幫助阻止了施裡芬計畫，使法國人能夠在馬恩河發動反攻。但這是何等的代價！

從秋天開始，東線逐漸穩定下來，運動戰讓位給了陣地戰。任何一方都沒有足夠的實力擊退敵人，因此陷入了僵局。隨著軍隊發現防禦戰的好處，並且開始挖掘陣地，像第一個月那樣的大規模進攻被放棄了。一個牢固的機槍陣地足以擊退一百名步兵，而鐵路可以把後備軍運送上來，比部隊前進更快地填補前線缺口。

正是在這一點上，俄國軍事的弱點開始昭然若揭。俄國沒有做好打消耗戰的準備。其唯一最大的資產，是那些仿佛源源不絕的農民士兵，而非其盟友在談到“俄國蒸汽壓路機”不可阻擋地駛向柏林時所設想的那種優勢。的確，迄今為止，俄國是所有交戰國中人口最多的國家，但也是第一個遭受兵力短缺的國家。由於俄國的高出生率，很大一部分人口的年齡低於最低徵兵年齡。全部可徵召的男子只有2700萬，其中48%因為是獨子或家庭中唯一的成年男性勞動力，或者因為其種族背景（例如穆斯林）而獲得豁免。相比德國人口的12%和法國的16%被動員服兵役，俄國這一比例僅為5%。

更為嚴重的是，俄國後備軍力量簿弱。俄國人採用德國的預備役制度。新兵從21歲開始服現役三年後，在第一預備軍中度過七年，然後在第二預備軍中度過八年，在地方民兵中度過五年。為了節省開支，除了第一預備軍，軍隊幾乎不再提供任何正式培訓。然而，1914年的傷亡數字遠遠超出了人們的預期（約180萬人），以至於軍隊很快就發現自己不得不徵召未經訓練的第二預備軍士兵。10月的普熱梅希爾戰役是布魯西洛夫能夠與“一支在戰前受過適當教育和訓練的軍隊”並肩作戰的最後一場戰役。

經過不到三個月的戰爭，我們大部分正規的、專業的軍官和訓練有素的士兵都倒下了，部隊只剩下一些空架子，不得不用從預備役中派來的缺乏訓練的人匆匆填補……從這個時期開始，我們部隊的專業性消失了，軍隊變得越來越像一支訓練不良的民兵……被派來替換減員的人除了如何行軍外，通常什麼都不會……許多人甚至不懂給步槍裝子彈，至於他們的射擊，不說也罷……這種人壓根就不能稱為真正的士兵。

在大多數情況下，俄國士兵對愛國主義情感是陌生的。也許在某種程度上，他可以認同戰爭是為了保衛沙皇，或保衛其宗教，但保衛俄羅斯民族，特別是如果本人不是俄羅斯人，對他來說意義不大。他是一介農民，對村莊以外的世界知之甚少，對自己作為一個“俄羅斯人”的感覺非常淡薄。他認為自己是當地的居民，只要敵人不威脅到該地區，他就沒有理由與之戰鬥。“我們是坦波夫人，”不情願的新兵們如是說，“德國人不會走得那麼遠。”一位來自斯摩棱斯克的農場代理人在後方駐軍中服役，在戰爭的頭幾周，他聽到農民士兵這樣評論：

“是什麼魔鬼給我們帶來了這場戰爭？我們在干涉別人的事務。”

“我們大家商量過了；如果德國人要求賠償，與其殺人，還不如一個人付10盧布。”

“我們生活在哪個沙皇統治下，這有什麼區別呢？在德國統治下，情況也不會更糟。”

“讓他們自己去打仗吧。過一陣，我們會跟你算帳的。”

隨著戰爭的進行，這類態度在部隊中變得越來越普遍，布魯西洛夫不由得抱怨道：

從俄國國內抵達的徵兵，根本不知道戰爭與他們有什麼關係。一次又一次，我在塹壕裡問士兵，我們為什麼要打仗；最司空見慣、最毫無意義的回答是，某位大公和他的妻子被謀殺了，因此，奧地利人試圖羞辱塞爾維亞人。實際上，沒有人知道什麼是塞爾維亞人；他們對什麼是斯拉夫人也同樣感到困惑。為什麼德國會因為這些塞爾維亞人而向我們開戰，沒有人能夠說清楚……他們從來沒有聽說過德國的野心；他們甚至不知道有這樣一個國家存在。

所有這一切對於一支其指揮官打算進軍柏林的軍隊來說，可不是什麼好兆頭，更遑論一支致力於攻佔君士坦丁堡的軍隊了。俄國農民對自己國家的帝國偉業並不感到自豪，他們是天生的和平主義者。

缺乏明確的指揮體系是軍隊最大的弱點之一。軍事權力被分散在戰爭部、最高統帥部和前線指揮部之間。每個人都追求自己特定的目標，因此沒有明確的作戰計畫。“打一開始，”布魯西洛夫抱怨說，“我就無法瞭解任何關於我們戰役的總體資訊。”正如貝佐布拉佐夫將軍曾經打趣道，一切都是“秩序、反秩序和無秩序”。西北和西南這兩個主要前線指揮部之間的激烈衝突尤其具有破壞性。前者頑固拒絕向後者派遣增援部隊，是導致1914-1915年冬季喀爾巴阡戰役慘敗的主要原因。

騎兵衛隊的貴族精英和新的軍事專業人員之間的分歧——布魯西洛夫在兩個陣營中各站一隻腳——是這些衝突中的一個主要因素。高級指揮官來自一個由貴族騎兵和朝臣組成的狹小圈子，沒有什麼軍事專長。總司令尼古拉大公本人從未參加過任何嚴肅的戰鬥，只不過是最高統帥部的一個傀儡。他接待外賓，簽署擺在他面前的檔，並在自己身邊安排了一些副官，包括他的兄弟，他稱他們為“安眠藥”。但在戰略問題上，他卻未能發揮領導作用。在9月舉行的前線指揮部會議上，他待在一個與將軍們分開的單獨房間裡，“以免妨礙他們”。他的參謀長亞努什克維奇將軍，除了沙皇的個人恩寵外，沒有任何值得誇耀的地方，沙皇發現他時，他還是皇宮裡一名年輕的警衛。他甚至從未指揮過一個營。英國駐最高統帥部的武官諾克斯上校認為他更像“一個朝臣而不是一個軍人"。最高統帥部位于白俄羅斯一個叫巴拉諾維奇的鐵路小鎮，在那裡絲毫感受不到一點戰爭的氣息。“我們置身於一片迷人的冷杉林中，一切都那麼安靜、祥和。”諾克斯回憶道。高級軍官們有足夠的時間悠閒地交談，午飯後抽根雪茄，在森林裡散散步。他們中的許多人抽出大量的時間寫日記，或者像布魯西洛夫那樣，每天給妻子寫長信。

大多數高級軍官都享有同樣的宮廷禮遇。自從1909年蘇霍姆林諾夫將軍（一個軍事待從的典範例子）成為戰爭部長以來，一直有一項心照不宣的政策，即根據高級軍官個人對沙皇的忠誠來提拔他們。守舊的蘇沃洛夫派貴族受到青睞，那怕他們是無能的騎兵，而不是更理解現代戰爭需要的專業軍人。沙皇不斷干預高級軍官的任命，有時是在他妻子的堅持下，確保了關係和對他的效忠繼續優先於軍事能力。即使在戰爭中，尼古拉也在竭力維護他的世襲獨裁統治。

1915年春，尼古拉訪問布魯西洛夫在加利西亞的部隊，並任命他為自己的總副官之一。勃魯西洛夫以為這一榮譽是對他在戰場上貢獻的認可，但沙皇本人告訴他，事實上，授予他這一榮譽的原因無非是“沙皇訪問了我的總部並與我共進午餐”。有關這一榮譽的消息被壓制了，因為宮廷並不完全相信布魯西洛夫的忠誠（他曾批評過軍隊的領導層）。戰爭部副部長波利瓦諾夫後來向布魯西洛夫的妻子承認，整個戰爭期間，為“掩蓋”她丈夫的名字做了“秘密安排”，以免他的軍事成就使他成為公眾反對宮廷指揮軍隊的焦點。這個可悲的故事概括了俄國統治階級進行戰爭的方式。

只要指揮官的任命是出於對宮廷的忠誠，而不是他們的能力，就幾乎不可能存在任何有效的軍事領導。貴族將軍們犯下了數不清的錯誤（其中一位元甚至命令他的炮兵向自己的步兵塹壕開火）。他們按照19世紀的作戰模式進行戰爭，要求他們的士兵不惜一切代價沖向敵人的炮兵陣地；在昂貴而無效的騎兵上浪費資源；防禦後方無用的要塞；忽視現代炮兵作戰的技術需要。他們蔑視建造塹壕的藝術，因為他們認為陣地戰是卑鄙的。俄國人塹壕的粗劣程度，實際上不過是墳墓，一旦戰爭發展成重炮轟擊的持久戰，就會造成巨大的生命損失。布魯西洛夫是為數不多的認識到塹壕戰重要性的俄軍將領之一，他對軍官們的疏忽感到震驚。

我命令我的軍隊徹底挖好壕溝，並構建一個至少有三條防線，其中有大量溝通塹壕的系統。我收到許多關於不可能執行這些指示的報告，但我明確地重複了我的命令，並被告知這些命令正在被執行。但當……我到各軍團去視查工作時，發現實際上什麼都沒有做，而所做的一點工作也完全被積雪所覆蓋，以至於很難找到塹壕的所在地。

“假設敵人攻擊我們，你打算如何進入這些陣地呢？”我問。

“哦，”他們回答，“到時候我們會把它們清理出來……”

在一個軍團裡，有這樣一種情況：無論是軍團司令，還是師長，旅長，軍團上校，甚至是指揮陸軍工程兵的軍官，都不能告訴我塹壕的位置。

東普魯士進攻受挫的一個顯著原因是俄軍缺乏機動性。諾克斯把俄軍比作“一個超重量級、肌肉發達的拳擊手，由於他的體型龐大，缺乏移動性和敏捷性，因此會被一個更輕但更靈活、更聰明的對手所擺佈”。俄國鐵路系統的原始性排除了效仿德國人的可能性；後者通過火車迅速調動部隊，以應對瞬息萬變的戰爭局勢。俄國的軍用火車每天不能行駛超過200英里，況且無論如何，大多數火車都滿載著馬匹和飼料——因為軍事將領們對騎兵的關注。軍隊一旦進入德國領土，就必須依靠繳獲的鐵路車輛，因為俄國火車使用的是不同的軌距。俄國的汽車運輸甚至更加落後。1914年，整個軍隊只有不超過679輛汽車（和兩輛救護車！）。卸下火車後，軍事裝備、高級人員和傷患不得不由農民的馬車在泥濘的鄉村道路上運輸。但是，真正導致俄國失敗的根源是其軍事通訊的陳舊。薩姆索諾夫的第二集團軍有25部電話，幾台摩爾斯電碼機，一種叫做休斯的原始電報機，以及一台每小時能列印1,200字的電傳印表機，但經常發生故障，使得指揮官不得不騎著馬四處奔走，以瞭解情況。最高統帥部、前線司令部和部隊之間的電報通訊常常中斷，因此命令不得不通過火車或汽車發送，這往往需要幾天時間。在坦能堡戰役前夕，西北方面軍司令官與薩姆索諾夫的聯繫是通過將電報發送到華沙中央郵局，在那裡，一名副官每天收集一次電報，用汽車把它們送到60多英里外的第二集團軍總部。許多通信故障是由教育程度低的士兵的錯誤造成的。大多數電話員不懂修補斷線，太多的司機無法閱讀地圖。電報機會突然停止工作，對後方的電話線進行檢修，結果發現有一隊士兵在用劈開的電報杆燃起的篝火上煮茶炊。

隨著戰爭延續到冬季，軍隊開始面臨物資嚴重短缺的問題。部分原因是後方供應系統的崩潰。運輸網路無法應付向前線大量運送彈藥、食品、衣服和醫療服務。但是，罪魁禍首是缺乏任何真正的戰前計畫。由於指望一場短期戰役，戰爭部沒有制定戰時物資生產計畫，以為現有的庫存足夠支撐戰爭結束。事實證明，庫存只夠支撐戰爭的前幾周。

彈藥方面的問題尤為嚴重。預計700萬枚炮彈的儲備可以維持整個戰爭，足夠每門野戰炮發射1,000發炮彈，或者按照1916年的水準進行10天的戰鬥。俄國軍火工業本來可以為軍隊提供充足的供應，卻被戰爭部故意削減（在1914年前7個月，它只訂購了41支步槍），所以一旦出現短缺，就必須向國外訂購，這樣延期是不可避免的。到戰爭結束時，俄羅斯軍隊使用10種不同型號的進口步槍，每一種都發射不同類型的子彈。另一原因則是士兵們自己的浪費：他們用步槍在塹壕裡撐起簡易屋頂；把步槍砍成柴火；當他們受傷或突然被迫撤退時，經常會把步槍連同大量的彈藥一起扔掉。但是，如果戰爭部對將軍們發出的警告迅速做出反應，而不是不予理睬，這場危機無疑不會那麼嚴重。10月中旬，當炮兵部門負責人卡拉瓦耶夫將軍警告戰爭部長說，由於缺乏彈藥，俄羅斯將很快不得不求和，蘇霍姆林諾夫讓他“活見鬼，一邊涼快去”。然而，到了第二年春天，彈藥短缺的情況嚴重到整個營都不得不在沒有步槍的條件下進行訓練，而前線的許多後備部隊則依靠從他們前面被射殺的士兵那裡撿來的步槍。士兵們被告知每天最多只能射擊十次，而且在許多情況下，當德國重炮轟擊他們的塹壕時，俄國炮手被禁止還擊。“我們的處境很糟糕，”一名士兵給他父親寫信說，“這完全是因為我們沒有彈藥。這就是我們的處境，多虧了我們的戰爭部長，讓手無寸鐵的人面對敵人的槍炮，因為我們沒有自己的槍。這就是他們所做的！”

布魯西洛夫的部隊一路殺到了喀爾巴阡山脈的山頂，卻發現自己被困在那裡堅守了大半個冬天，沒有足夠的彈藥向匈牙利平原進發。“當我得知，”他後來寫道，“前線總司令部在1915年秋天之前幾乎不能保證有任何改善時，我感到垂頭喪氣，甚至對這些承諾也失去了信心。因此，我不再打算在這條戰線上取得任何新的勝利，而只是試圖以盡可能少的損失守住我的陣地。”但在山區過冬對他的部下來說是一種殘酷的獎賞，他們沒有保暖的衣服和靴子，也沒有足夠的食物來抵禦嚴寒。布魯西洛夫花了整整12月的時間，向戰爭部提出購買大量冬季裝備的要求，但他的呼籲只是軍隊各部門日益高漲的呼聲的一部分，可悲的是，由於預計戰爭將在耶誕節前結束，戰爭部沒有為現在遇到的巨大需求做出任何準備。甚至連大規模生產靴子的計畫也沒有，當戰爭部最終關注到士兵的鞋子時，發現整個俄羅斯帝國只有一家工廠能夠生產鞣制栲膠，而在1914年之前，該國幾乎所有的鞣制栲膠全部依賴德國進口。新靴子不得不從美國訂購，但與此同時，成千上萬的士兵正赤腳作戰。“他們仍然沒有發放大衣，”一名凍僵的士兵寫信給母親說，“我們穿著薄薄的外套到處跑……沒有什麼可吃的，我們得到的東西也很難吃。也許我們死了會更好！”另一名士兵在沙皇訪問他的部隊後寫信回家：“為了迎接沙皇的視察，他們準備了一個連，並從其他團那裡收集了所有最好的制服給他們穿，剩下的士兵在塹壕裡沒有靴子、背包、綁帶、褲子、制服、帽子或其他任何東西。”

沒過多久，軍隊就染上了疫病。霍亂、傷寒、斑疹、壞血病和痢疾等流行病使部隊遭到滅頂之災。突如其來的高傷亡率給醫療服務帶來巨大的壓力。布魯西洛夫在視察了軍隊後方一家野戰醫院後，寫信給妻子：

醫院原本是為200名病人建造的，現在卻收容了3,000多名傷病員。四個醫生能為他們做什麼呢？他們沒日沒夜地工作，站著吃飯，但仍然無法為每個人包紮……我走過幾個病房，其實就是空房隔開的空間，那裡的病人和傷患躺在地上，他們睡在稻草上，穿著髒衣服，渾身是血。我代表沙皇和祖國感謝他們，並給他們發放錢和聖喬治十字架，除此之外我無能為力。我只能儘量加快他們疏散到後方的速度。

然而，疏散並不能保證有更好的待遇。在華沙火車站，羅江科發現17,000名傷兵“躺在冰冷的雨水和泥濘中，連草席都沒有”，無人照料。國家杜馬主席憤怒地向當地醫療部門投訴，結果發現他們“對這些受苦受難的人的命運無動於衷”，聲稱這樣做完全符合管理的規章制度。

隨著前線條件惡化和傷亡規模擴大，軍隊的士氣和紀律開始瓦解。從這個意義上說，這場戰爭是1917年的總設計師，因為軍隊逐漸變成了一個龐大的革命暴徒團夥。部分原因是軍官對士兵的控制力減弱。軍隊擴張太快，軍官們無法嚴加管制（在戰爭開始的頭一年，徵召了900萬人入伍）。與此同時，軍官傷亡人數（60,000人）也異常高，這無疑要歸功於他們色彩鮮豔的軍服和他們領導正面衝鋒的過時戰術。上尉以下的舊軍官隊伍幾乎被完全消滅，而新一代的低級軍官（在西方被稱為士官）則被匆忙地訓練來取代他們。士官的數量永遠不夠——通常組成軍隊這一層級的勞工階層在俄國普遍較弱——在戰爭第一年後，一個3,000人的前線團擁有十幾名軍官就非常幸運了。此外，60%的士官來自農民家庭，很少有人受過四年以上的教育，而且幾乎所有士官都是二十出頭。因此，這場戰爭是一次偉大的民主化運動，為數百萬農家子弟打開了晉升的管道。他們堅定地同情普通士兵，任何希望他們能在出身高貴的軍官和出身低賤的士兵之間架起一座橋樑的想法都是錯誤的。正是這一激進的軍人群體——識字的、上進的、迷惘的、飽受戰爭摧殘的——他們將領導二月兵變的革命士兵委員會，並最終在1917年推動蘇維埃奪取政權。許多紅軍最優秀的指揮官（如恰巴耶夫、朱可夫和羅科索夫斯基）都曾是沙俄軍隊的士官，正如拿破崙戰爭中的元帥開始時是國王軍隊中的下士一樣。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士官將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元帥。

德米特裡·奧斯金（1892-1934年）的故事將貫穿本書始終，是這個由戰爭產生的士官階層的一個典型例子。對於像他這樣的農家小夥子來說——儘管他長得像個鄉下人，但卻識字而且聰明——軍隊為他提供了擺脫鄉村貧困的途徑。1913年夏，他在圖拉自願加入當地步兵團，很快就參加了士官的訓練課程。戰爭爆發後，他被任命為排長。奧斯金是一個勇敢而盡職的士兵，完全配得上他將在戰爭中贏得的四枚聖喬治十字勳章。他的某些性格——如自律或野心——迫使他執行高級軍官的命令，儘管他對所有權威人物懷有一絲“農民”的憎恨。也許是因為他意識到，除非他在士兵中樹立起一些紀律，否則他們很可能在戰場上被屠殺。當然，隨著戰爭對高級軍官造成的損失，壓在像他這樣士官肩上的擔子也更重了，他們必須團結起來。

奧斯金的高級指揮官們是一群豬囉。好幾次，他們魯莽的命令導致他的部下瀕臨絕境，全憑自己急中生智，他們才活了下來。茨塞隆上尉是個賭徒、梅毒患者和無恥的懦夫，在戰場上總是進退失據。有一次，當他在山上面對一眾火力強大的奧地利炮兵時，他命令奧斯金的士兵冒著敵人的炮火，從一排排鐵絲網中開出一條路來。他們匍匐前進，很快就遭到了炮火猛烈的襲擊，奧斯金抬頭看到無數俄國士兵的屍體掛在鐵絲網上。他一邊咒駡茨塞隆，一邊把他的人帶回到安全地帶。奧斯金的另一位指揮官薩姆法羅夫上尉是個冰淇淋愛好者，胖得穿不上軍裝，每當炮擊開始，他就躲進自己的私人掩體裡。他喜歡通過下令夜襲來“讓士兵們保持警惕”，儘管明顯缺乏夜間戰鬥的戰略準備。有一次，這樣的攻擊幾乎摧毀了整個營，奧斯金的人第二天回來時情況非常糟糕，薩姆法羅夫讓他們排成一排，沖他們辱駡了半個小時，因為他們沒有擦亮自己的靴子。

並非所有的指揮官都是如此無能或殘忍的。但是，士兵們越來越感到，如果軍官們少考慮自己，多考慮士兵的安全，就不會流那麼多的血了。大部分士兵是農民，而他們的許多軍官是貴族地主（通常與士兵來自同一地區），這一事實增加了社會衝突的一個層面；而等級之間的“封建”陋習（例如，士兵有義務以榮譽頭銜稱呼軍官，為他們擦靴子，為他們私人跑腿，等等）又加劇了這種情況。“看看我們高級軍官的生活方式，那些我們一直為之服務的地主們，”一位農民士兵寫信給家鄉的報紙道。“他們有很好的食物，他們的家庭得到了所需要的一切，雖然他們可能住在前線，但他們並沒有待在塹壕裡，而我們離塹壕不過四五英里。”對於像奧斯金這樣有文化、有思想的農民來說，這是政治激進主義一個強大的源泉，他們意識到戰爭是由兩個截然不同的俄羅斯以截然不同的方式進行的：富人和高級軍官的俄羅斯，以及窮人和農民士兵的俄羅斯，他們的生命正在被肆意揮霍。奧斯金的日記，1915年4月：

我們在這場戰爭中做什麼？僅僅在我的排裡就已經有幾百人來過，他們中至少有一半人在戰場上陣亡或受傷。戰爭結束後他們會得到什麼？……我在軍隊服役的一年半時間裡，有將近一年的時間在前線，這讓我無法思考這個問題，因為排長的任務需要嚴格的紀律，也就是說，最重要的是不能讓士兵自己自由思考。但這些都是我們必須考慮的問題。

其他一些不太能汲取政治教訓的人只是用腳投票。軍紀崩潰了，士兵們拒絕堅守陣地，砍掉手指和手掌以便退伍，向敵人投降或逃亡後方。在徵兵站，酒後搶劫和騷亂頻頻發生，因為年齡較大的預備役軍人被動員起來了，其中許多人有家庭需要撫養。他們被派往前線只會加速叛亂的發酵，因為他們從國內帶來了壞消息，有時還帶來革命宣傳。軍官們往往以更殘酷的彈壓來回應。不情願的士兵被鞭打或派往戰場，而自己人的大炮正對著他們的脊樑。軍官和士兵之間的這種內部戰爭開始掩蓋了戰爭本身。“軍官們正試圖通過恐嚇來摧毀我們的精神，”1915年春，一位士兵寫信給他的妻子說。“他們想把我們變成沒有生命的木偶。”另一個人寫道，一群軍官“當著28,000名士兵的面鞭打了五個人，只因他們未經允許就離開軍營去買麵包。”

此時，在經歷了一個漫長的、低迷的冬天後，俄軍面臨著德軍在這場戰爭中最大的攻勢。眼看西線陷入僵局，德國人寄希望在東線取得決定性突破。1915年5月2日晚，戈爾利采附近第三集團軍毫無準備地遭到長達四小時的大規模轟炸，拉開了進攻的序幕。德軍每分鐘發射一千發炮彈，將俄軍的塹壕夷為廢墟。第二天早上，當德國步兵沖進塹壕時，發現只有少數被炮彈震傷的倖存者。其餘的人都逃跑了。俄國人“跳起來，丟下武器往回跑，”一位德國士兵回憶道，“他們戴著灰色的皮帽，穿著沒有扣子的大衣，[看起來]像一群瘋狂的綿羊。”由於沒有防禦策略（第三集團軍總司令德米特裡耶夫離開他的指揮部去參加聖喬治騎士團的年度慶典），俄國人被迫倉促撤退。鄧尼金將軍形容這是“俄國軍隊一次巨大的悲劇。沒有子彈，沒有炮彈。日復一日血腥的戰鬥和艱難的行軍”。十天之內，第三集團軍的殘餘部隊——22萬人只剩4萬——已經退回到桑河，這是德國和普熱梅希爾之間最後一道天然屏障。他們準備在河岸上建立陣地，卻發現腐敗的軍官已經賣掉了建造塹壕所需的所有鐵鍬、鐵絲網和木材。在沒有大炮和彈藥補給的情況下，他們竭盡全力地堅守著，損失慘重。許多人戰鬥時，除了空步槍上的刺刀外，一無所有。到5月底，他們終於被迫放棄普熱梅希爾。隨著德軍逼近俄國邊境，利沃夫（倫貝格）也很快被佔領。正如諾克斯所說，這是一場“機器對人”的絞殺。

德軍的突破暴露了布魯西洛夫軍隊在喀爾巴阡山脈的北翼。為了避免被切斷和包圍的危險，他被迫撤退，放棄了花了一個冬天拼命保衛的來之不易的高地。“我親愛的娜迪烏申卡，”布魯西洛夫在6月11日寫道：

我們不得不放棄普熱梅希爾和利沃夫。你無法想像這有多麼痛苦……我試圖表現出事情並沒有那麼糟糕的樣子，但是內心無比難過，我的心在滴血，我的精神也很沮喪。我確信，而且我也相信，我們將收復我們剛剛失去的土地，我們將贏得這場戰爭，這只是一個時間問題，但無論如何，仍然非常痛苦。在這樣的時刻，一個人必須表現出堅強的意志，不僅僅是在一切順利的時候——那很容易，而要在情況變得糟糕的時候，這樣才能鼓舞許許多多那些士氣低落的和喪失鬥志的人。

與此同時，7月中旬，德軍還在東普魯士發動了一次進攻。他們向北推進到里加，向東推進到維爾紐斯，向南與通過波蘭推進的其他德軍會合。俄國人將科夫諾、格羅德諾、奧索維茨、新格奧爾基耶夫斯克和伊萬戈羅德等“堅不可摧”的要塞置於其防禦戰略的中心，儲備了大量寶貴的彈藥，但隨著德國人使用重型炮火推進，這些要塞被逐一拋棄。這是俄羅斯軍事精英們試圖用克裡米亞戰爭的戰術來打一場20世紀戰爭的又一個例子。這些巨大的石頭堡壘被證明是毫無用處的博物館，是人員和物資的混凝土陷阱，興登堡和魯登道夫曾在西線因攻克列日要塞而聲名鵲起，如今又輕而易舉地在東線複製自己的成功。科夫諾（考納斯）的防禦工事如此簡陋，以至於尼古拉大公說該要塞應該改名叫“戈夫諾”（俄語中“狗屎”的意思）。更糟糕的是，其年邁的指揮官在要塞被攻陷前夕，秘密地逃離了要塞。他最終在威爾諾（維爾紐斯）的布里斯托爾酒店的酒吧被逮捕，並判處15年苦役。

由於所有軍隊都被德國的鋼鐵洪流所席捲，俄軍司令部別無選擇，只能下令全面撤退。沒有制定真正的計畫。至少在托爾斯泰的版本中，庫圖佐夫將軍的焦土戰術曾出色地將拿破崙的部隊困在俄國的冬季荒原上，因此人們有一些模糊的浪漫主義想法，試圖重演歷史。“撤退將繼續進行——只要有必要——無論多長時間。”7月底，沙皇對莫里斯·帕萊奧格說，“和1812年一樣，俄國人民懷有必勝的信念。”但在所有其他方面——撤離的順序、選擇要摧毀的東西和規劃新陣地的戰略位置——都只有混亂和恐慌。部隊完全隨意地搗毀建築物、橋樑、動物和莊稼。這往往演變成搶劫，尤其是對猶太人財產的掠奪。數十萬難民的家園和農場被拆毀，他們帶著為數不多的財物沿著鐵路線向東跋涉，而火車則載著高級軍官和他們的情婦——用一位軍官的話說，還有“各種各樣無用的垃圾，包括裝在籠子裡的金絲雀”——飛馳而過。沒有為難民提供照顧，他們中的大多數人最終只能生活在車站的地板和俄羅斯城市的街道上。“疾病、苦難和貧困正蔓延整個俄羅斯。”在8月部長會議上，農業部長克裡沃申警告說，“饑腸轆轆、衣衫襤褸的群眾正在到處播撒恐慌。毫無疑問，從來沒有一個國家是通過自我毀滅來拯救自己的。”

夏季幾個月無休止的撤退再次沉重打擊了部隊的士氣。看到曾經為之戰鬥和犧牲的領土如此輕易地落入敵人手中，他們心如刀割。更教人難以忍受的，是後方的軍需倉庫遭到破壞，裡面裝滿了他們急需的衣服和食物。“每一天，”奧斯金寫道，“我們都會在某個村莊或什麼地方發現另一個食品和軍火庫。它們都被丟棄在那裡，全毀了。”這是軍事領導人無能的最有力的終極證據。“他們把一切都搞砸了，”布魯西洛夫無意中聽到他的一個士兵嘟囔道，“而我們卻要替他們擦屁股。”後方的悲觀情緒甚至更為嚴重。娜傑日達·布魯西洛娃寫信給丈夫說：

如果你還相信勝利的話，那就太天真了。我們後方對正在發生的事情看得更清楚，我們已經確信，德國人會贏得這場戰爭。他們將於1916年抵達莫斯科。這就是俄羅斯的災難和末日。

後方有關高層叛國的謠言，很快就傳到了前線。皇后和其他政府官員的德國背景，以及1915年3月，蘇霍姆林諾夫的親信米亞索耶多夫上校因為替德國從事間諜活動而被處決，似乎證實了這種陰謀論。例如，據一位布爾什維克士兵回憶，一名士官努力向他的士兵解釋撤退的原因：“我們軍隊的最高統帥部裡有許多叛徒和間諜，比如戰爭部長蘇霍姆林諾夫，我們沒有炮彈就是他的錯，還有米亞索耶多夫，他把要塞出賣給了敵人。”聽到這話，一位士兵廚師得出了結論：“魚從頭部開始發臭。什麼樣的沙皇會讓小偷和騙子團團圍住？我們將輸掉這場戰爭，這一點再清楚不過了。”

對許多士兵來說，這是內心一個關鍵的革命時刻——他們對君主制的忠誠最終破滅的時刻。一個把他們拖入一場他們不可能獲勝的戰爭，沒有為他們提供足夠的武器和物資，現在又與敵人締結盟約的政府，當然不值得他們付出更多的犧牲。在大潰退期間，有一百萬人向德奧軍隊投降，其中大多數人寧願在敵方戰俘營中度過餘下的戰爭，也不願徒勞地與敵人的優勢軍隊作戰。逃到後方的人數不詳，但肯定有數萬人，他們中的許多人把槍換了個用途，靠做土匪為生。甚至連膝蓋受傷並最終（不得不拄著拐杖行軍）被疏散到莫斯科一家醫院的奧斯金中士也感到大潰退的恥辱，在他的腿被截肢後，他從團裡開小差，去了西伯利亞一個朋友的農場。但農場已經被哥薩克燒毀，他們還為政府徵用了所有的牛，並強姦了他朋友的妻子和母親。這是奧斯金的最後一根稻草，他現在加入了西伯利亞的社會革命黨地下組織，並以越來越大的興趣關注著大潰退引發的政治危機。參謀長亞努什基維奇將軍最後一次竭盡全力提高軍隊的士氣，他敦促沙皇承諾，如果俄國取得勝利，每名忠誠的士兵將分到16俄畝（43英畝）的土地。但現在採取這樣的措施為時已晚，連亞努什凱維奇也稱之為“抓住最後一根救命稻草”。軍隊正在分崩離析。到了9月，當敵人前進的步伐最終陷入俄國的泥沼時，俄國前線部隊的兵力已經減少到戰爭開始時的三分之一。

“不能再這樣下去了，”聽到華沙陷落的消息後，尼古拉在日記中寫道。三周後，他做出了當時許多人認為是他整個統治期間最致命的決定。8月22日，他解除了尼古拉大公的職務，親自擔任俄軍最高總司令。最高統帥部向東移200英里至莫吉廖夫，這是一個骯髒而陰沉的省會城市，其名字來源自俄語“墳墓”一詞。正是在這裡，沙皇政權埋葬了自己。

尼古拉做出這個決定——而且是他自己的決定——擔任軍隊最高統帥，似乎有兩個原因（兩者都有利有弊）。首先，在這個至暗時刻，最高統治者應該站在武裝部隊的前列。這是有一定道理的。自戰爭開始以來，實際上一直存在著一個雙重權力體系——一個由大公領導，另一個由沙皇領導——他們之間沒有任何真正的協調。然而，尼古拉奔赴前線，只會削弱他自己在後方的權威，在那裡，由於他的缺席，形成了一種官僚主義的無政府狀態，皇后、部長們以及國家杜馬、地方自治會和軍工界的代表莫衷一是、爭論不休。其次，沙皇希望通過自己擔任軍隊的首領，能夠幫助恢復軍隊的士氣：如果士兵們不為“俄羅斯”而戰，那麼他們也許會為他而戰。但尼古拉沒有軍事指揮的經驗，儘管重要的決策都是由他的新任參謀長、天才的戰略家阿列克謝夫將軍做出的，沙皇的存在對整個士氣產生了惡劣的影響。因為，用布魯西洛夫的話說，“每個人都知道尼古拉對軍事事務幾乎一無所知，儘管‘沙皇’這個詞對部隊仍有某種魔力，但他完全缺乏將這種魔力變成現實的領袖魅力。面對一群士兵，他局促不安，不知道該說什麼。”

部長會議以一種剛直不阿、忠肝義膽的諫諍之舉，懇求沙皇改變主意。“你所做的決定，”它警告說，“將給俄羅斯、你和你的王朝帶來最嚴重的後果。”但尼古拉不為所動。毫無疑問，他妻子——即在幕後推波助瀾的人——的影響，幫助他更堅定自己的決心。他很可能將此舉視為其平息公眾對這場戰爭日益增長的批評的最後機會，而他自己的王位受到威脅的緊迫感，也驅使他去冒這個莫大的風險。與此同時，他決定關閉自7月以來一直在開會的國家杜馬，這表明他矢志重新恢復個人統治。也許他仍然幻想著他與“人民”的“神秘紐帶”，會把國家從災難中拯救出來。克裡沃申就認為，沙皇的決定“完全符合他的思維方式和他對帝國使命的神秘理解”。他從皇后和拉斯普京那裡得到支持，他們與他想法一致，鼓勵他實現個人統治的夢想，儘管他們真正關心的部分原因無疑是為了掃除障礙——由於沙皇御駕親征，首都的權力將移交給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