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李浩老师谈50年代的北京城市规划有感

给播客写两条长留言，却只能看见一条，故录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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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溥仪逊位之后，中南海就一直是北洋政权的政治中枢，是正统的象征（冷知识：“新华门”这个名字是袁世凯称帝时起的。）。抉择之际，除了政协会议这个实际需要之外，新政权对正统性的追求有没有扮演某种角色？苏联的莫斯科规划将中枢选在克里姆林宫周边，可能也有这样的思路（“红场”是沙皇时代的名字）。

近几十年发生关于“梁陈方案”的争论，其实有新的语境，附加上了许多本不属于规划方案之争的情绪（甚至掺杂着对“破四旧”这类事情的不满情绪）。李老师把争论的主题厘清太重要了，否则大家连争的是什么都不知道。

不过，完全“去政治化”也难以真正理解当年事。苏联专家能如此深入地介入到中国首都的规划中，只能放到当时的政治环境中去理解。抗美援朝开始后，梁林等留美专家的靠边站也是可想而知的事情。主持人一再用“甲方”、“乙方”来类比中央与梁思成，或许有助于今天的听众理解其委托关系，但也使整件事进入了一个市场经济的语境，大大淡化了双方的政治势能上的天渊之别。

其实梁、林、陈与苏联专家巴兰的规划方案在人口规模规划方面高度一致，但56年2月21日领袖一句话，下面的齿轮全都开始转动，从前的“科学规划”俱成笑谈，全都推倒从来。至于58年版，其形成过程更形同儿戏。

梁先生坚持城内不盖高楼、行政中心放西郊，很可能还是有保护古城的考虑。因为作为人口引力中心行政区块一旦确定，大拆大建就已经不可挽回。

《梁林陈评论》对《巴兰建议》最重要、最核心的批判意见在于首都行政区的选址，对于巴兰尼克夫所建议的在天安门广场一带建设行政机关房屋，梁思成等的评价是“他所建议的地址是那样的侵入核心”。使行政机关“勉强、委曲地加入旧市区中，我们感到非常惶恐。”（此段摘自李浩教授原书在网上的片段，引号之外的部分有改写。）

李老师的的一大发现是林徽因先生的贡献很重要，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梁林陈评论》、《梁林陈评论》、《梁林陈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