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2C]15美元最低工資雜論

編按：最近由於工作、個人生活的緣故，閱讀長篇feature的時間大量減少，暫時也沒覺得有值得費時間去翻譯的精品。新年偷懶，簡單翻譯一下之前自己關心的話題的評論，希望這種模式能帶來一些有趣體會。祝大家新春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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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What would a $15 minimum wage mean for America’s economy? By The Economist

多數的美國人與總統拜登一樣，對從聯邦層面、提升全國最低工資至15美元的提議相當有熱情。根據民調機構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re），有三分之二的美國人支持這一提議，亦有四成的共和黨人支持此提議。不過，現時經濟學家的意見依然十分分歧。在2015年，當一組卓有成就的學者被問及15美元最低工資是否會對就業造成嚴重打擊時，有四成學者選擇了「不確定」（undecided），其餘的人中，正反方則幾乎各佔半。

能解釋這種結果的原因之一，是世界上甚少有過大型上調最低工資的行為，而這種做法也確實有可能令職位流失。不過，翻查歷史上的紀錄，如果能慎重行使這一政策，最低工資也有機會帶來長期有益的後果。

經濟學家以往曾經條件反射般地反對最低工資，不過現在情形已有改變。過去30年內的觀察研究發現，小幅度上調最低工資，對勞動市場的負面影響一般是十分輕微。根據英國政府於2019年進行的研究，麻塞諸薩州大學阿默斯特分校的Arindrajit Dube指出，如果最低工資達到中位數工資的60%，或者低收入地區中位數工資的80%，那麼其對就業的影響幾乎可以說是微不足道。多數的公司，比經濟學家所想的更有能力去吸收政策成本。

勞動者獲得某一職位聘用的活動，將會創造經濟盈餘（ surplus），而僱員及僱主都將獲得其中的部分盈餘，具體分配則視乎二者的議價能力高低。而引入最低工資則能夠令僱員獲得更多的盈餘。

不過，企業也並非有無限大的空間可以吸收最低工資政策的影響，對於美國的部分地區來說，15美元的最低工資，無疑超出了部分僱主的能力範圍。現時有許多州政府、當地市政府已經設立比聯邦要求更高的最低工資，其中部分地區更超過了15美元，但同時也有地區還在採用7.25美元的標準。在21個州中，15美元的標準將會是現時標準的兩倍；在28個州中，15美元的標準將會令最低工資超過中位數工資的80%，以密西西比州為例，這將等同於當地的中位數工資。

雖然民主黨人建議，用4年的時間慢慢推進這一舉措，以待中位數工資慢慢上升，但即便如此，大幅度提升最低工資，依然將會令企業難以吸收過高的勞工成本，最終很難不在提升產品價格的同時進行裁員。

而最低工資實施後將會發生什麼，現時還無可預測，因為歷史上甚少有過可比的大規模政策。有人推測，沒被裁員的僱員獲得更好的待遇，進而促進消費，或許可以抵銷部分流失勞工對經濟造成的負面影響。亦有人推測，大規模的州與州之間的遷徙將會出現，失去工作的人將試圖在其他州尋找機會。又或者，政策最終面臨政治上的強烈抵制，實行後不久便要撤回。

不過，美國自身的歷史亦表明，有時改革雖然艱難，卻能為民眾帶來一個嶄新的時代。史丹福大學的經濟歷史學家Gavin Wright指出，前總統小羅斯福的「新政」（New Deal）對美國南部造成的影響就是一例。於1930年代，整個美國在生產力及人均收入均領先世界，但僅有一個例外，便是美國南部。當地的經濟與其他地區迥然不同，工廠及農場均推崇勞工密集、生產力低下型經濟，而其他地區已經進入資本密集型經濟。

南部的政府忽視教育上的投資，部分是因為當局發現受過良好教育的居民大多會選擇移民。當其他地區逐步積累人力資本，進入良性循環，出現生產力及收入的高速成長時，南部則仍作為低薪地區停滯不前。

小羅斯福當時在全國設下最低工資及勞工保障標準，打破了南部的現狀。當地的生產者發現在此政策下，他們別無選擇，只能採用更先進的科技來替代勞工。而當地原本低收入的僱員則紛紛選擇移民，大批地前往其他州尋求機遇。因為不想見到人口流失、高失業率而導致的政治失利，南部當局政府也只好一改態度，由以前的因循守舊，改為積極吸引區外投資者。

由1930年代至1980年代之間，南部人均收入佔全國人均收入的比例提升了大約30%，而各個城市中的「知識產業」也逐步發展，吸引著其他州的移民。而到後期，窮州與富州的收入區別開始逐步縮窄，同樣縮窄的還有原本的生產力分歧。經通貨膨脹調整的最低工資由30年代至60年代之間曾經一路上漲，但後來則時而出現停滯甚至下跌的情況，亦能說明部分州已經逐步追趕上來，而水平趨於統一。

誠然，今天的美國經濟比起20世紀中期已經十分不同，但引入上調的最低工資標準，或許依然有能力令到部分仍依靠低收入、低技能勞工的企業發生變革，轉而選擇加速投資現代設備及科技，最終令到整個經濟體受惠。

僱員恐怕不向這些為了經濟轉型便令他們失業的政客們道謝，有鑑於此，制定政策者也要考慮給低收入州更多的時間來推進15美元的最低工資，令這些州政府能逐步投資教育、基建，並為私人產業發展生產力提供誘因，而不應直接強迫小型企業倒閉或搬遷。在這分叉口，一邊是成功的經濟轉型，另一遍則是高失業率加人口撤離潮，不能不說，這是一條相當冒險的路。但如果政策得當，最低工資將非常有望提振業已落後的人口及地區。（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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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Reality Check for a $15 Minimum Wage By WSJ The Editorial Board；

總統拜登曾經說過，他上任後的首要任務便是增加就業人數，並且是要令「所有美國人」的經濟均得到增長。但是請看看國會預算辦公室（CBO）針對拜登提出的15美元最低時薪計畫做的研究：CBO預計，若逐步推行此項強制最低工資，到2025年，美國將會減少多達1400萬個工位。

根據統計，屆時無業人士中，年輕、未受過教育的人群比例將會不合理地高，此類人中的一半將會失業。這些最初級勞工原本負責生產的產品及服務價格都將上漲，例如餐廳中提供的食物。而聯邦政府赤字到2031年則將會再增加540億美元，背後的元兇則是因此引致的大筆失業救助金以及醫保計劃。

如果一名低收入工人能幸運地保住工作，他的收入確實將有所增長。CBO統計指出，1700萬名工人將可「直接受惠於最低工資計畫」，而貧窮人口則可下降90萬人。但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無論拜登和桑德斯（Bernie Sanders）如何反駁，這部分人所獲得的優待，代價將會是另一部分年輕人失去他們的工作，未來更加難以攀登經濟階梯。

上述的統計數字也只能是一種推測，但無可否認的是，引入15美元的最低工資將會令整個國家進入一場大型的經濟實驗。這意味著美國偏遠的鄉村地區，未來也要面對和舊金山、曼哈頓等大城市一樣的用人成本。美國的經濟體是由大量分散的地區性和當地性勞動市場組成，而這些市場依照不同地區的生活質素、僱主要求、勞工技能等標準來合理定價。大約有20個州的最低工資標準，比現時全國的7.25美元標準還要低。

幸運的是，15美元倡議的前路不順，拜登近期也曾於訪問中提到，他將會在另一立法中支持引入新的最低工資，但就不會把此項內容包含在1.9萬億美元的最新疫情法案中。拜登表示，「這項內容不可能放在財政刺激的法案里，因為一項參議院規定」。此處他所指的，正是「伯德法規」（Byrd Rule）。

參議院現時擬採用「立法協商」（reconciliation）的方式通過疫情法案，力求避開共和黨「阻撓法案」（filibuster）的潛在障礙，只要取得過半的51票，疫情法案即可通過。但這樣一來，新法將受到「伯德法規」限制，按此項要求，預算法案中的所有措施均不能在10年後增加政府財政赤字，且事項必須與預算相關。現時情況下，民主黨雖人數佔優，但共和黨十分可能反駁指15美元最低工資的倡議與本次預算無關。

左派參議員桑德斯仍沒有放棄，他上周末表示，「我們有一屋子的律師，我們可以向議會證明，提升最低工資將對財政預算非常重要，而且這麼做也能符合『立法協商』的規則」。

如果反對派議員仍不動搖，民主黨人則有可能進行投票，直接繞過現有規則。不過，上周民主黨參議院議員曼欽（Joe Manchin）已表示強硬反對，他在與跨黨派政策中心（Bipartisan Policy Center）的訪問中表示，「我不會讓『博德法規』失敗」。你無法責怪曼欽，他所就任的西弗吉尼亚州最低工資現時是8.75美元，而中位數工資也只是16.31美元，比桑德斯的提議只高出少少一格。（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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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Three Safeguards to Ease the Mind of $15 Minimum Wage Critics By Noah Smith

當人們討論最低工資的時候，大多數的辯論圍繞在這項措施會帶來更多、還是更少職位上。經濟學家一度認為，最低工資將會扭曲供求關係，進而製造大量的失業問題。不過在過去30年間，大量確鑿、可靠的經濟學證據均顯示，這種劇本在現實中罕有出現，起碼短期內不會出現。這背後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因為市場一早已經被較為龐大的僱主所控制，因此真正的供求關係從未如我們想像般影響市場。

因此，現代的經濟學家轉而支持引入最低工資，但針對這項提議的底線是否要設定在15美元，則從2015年起就爭議不休。但值得留意的是，即使15美元最低工資對經濟的損害將沒有以往學界認為的那麼大，這項政策依然存在一定的風險。所幸的是，針對每一風險，都有解決方法。

首先，各個本地市場能承受的最低工資各不相同。在舊金山，薪水與生活開支同樣非常之高，但在密西西比州的小城鎮，二者都非常低。這意味著15美元對於某些城鎮將會是非常高的收入水平，遠遠超過當地人的收入。而過高的最低工資則必然會帶來更大的裁員風險——如果你不相信，可以想像一下將最低工資上調到時薪2000美元的極端情況。

不過，所幸低收入地區一般僱主數量都更少，因此這些僱主在市場上的話語權更大，他們自身也有能力去緩衝政策的衝擊。但即使考慮到僱主自身的優勢，較貧窮地區也還是更容易受到影響。舉例而言，波多黎各於1980年代將最低工資上調至每小時3.35美元，以跟隨美國國內的標準。但當地的平均收入較美國本身要低約三分之一。政策最終令當地勞動力大跌一成，更深刻影響了移民的就業情況。

有鑑於此，要解決此問題，聯邦政府只要向較貧窮的地區批出豁免即可，例如在部分地區引入12美元最低工資。這種做法不僅可以大大降低低收入人群失業的風險，甚至可能吸引部分勞工更願意進入低薪職業。

第二，部分人擔心上調最低工資將會加重經濟衰退。在經濟的下行周期，部分業務已受重創的公司難以維持支薪，因此需要大幅減薪直到周期結束。此時引入最低工資，將會令情況惡化。根據經濟學家Jeffrey Clemens與Michael Wither一項於2014年的研究，2008年的經濟大衰退（Great Recession）中，在最低工資相對當地工資的比率更高的地區，低收入勞工受到的傷害更大。

這個問題同樣易於解決，只要允許聯邦政府在嚴重的經濟衰退期中，短暫下調最低工資即可。政府可以根據對包括「薩姆規則」（Sahm Rule）在內的衰退指標的實時觀測，進行自動調整最低工資，如果指標轉紅，就可以觸發「最低工資臨時豁免期」（temporary minimum wage holiday）。此外，政府可以再進一步提出要求，即進入「豁免期」的公司必須保證所有受影響的勞工都不被裁員。

最後，有聲音認為，最低工資對於中小企而言帶來的危害大於利益。因為小型企業往往效率較低，利潤率也較窄，未必所有公司都能應付最低工資上調所帶來的開支大增。最終，最低工資將會令小型企業被迫離開市場。

此處的解決方法與上述類似：容許小企業採用更低的最低工資。美國現有與最低工資相關的法律，本身已經給予中小企豁免，例如華盛頓州西雅圖城早前率先將最低工資上調至15美元，而小企業就可以有4年的過渡期慢慢適應這一政策變化。（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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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The Exponential Power of a $15 Wage Floor By Bryce Covert；

總統拜登明確表達，希望將最低工資由時薪7.25美元提升至15美元，但同樣明確的是，這條道路並不易行。共和黨人一早已指出，新的1.9萬億美元財政刺激法案中，他們最反對的提議之一便是15美元最低工資。參議院中的民主黨也不是人人支持，反對派包括西弗吉尼亚州的議員曼欽，以及蒙大拿州的議員Jon Tester。本周參議院對法案內容進行審議時，議會口頭表決通過同意本次法案將不包含任何提升最低工資的措施，更顯前景嚴峻。

如果參議院不願配合，拜登並非沒有其他選項。作為總統，他實際有權力單方面提升所有聯邦政府合約僱員的最低工資至15美元。根據非營利智庫「經濟政策中心」（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高級經濟學家Heidi Shierholz的預測，若拜登行這一步棋，將有至少25萬美國人可受惠。而在美國其餘的勞工市場中，也有望發生一定的漣漪效應。

勞工團體、非營利組織「全國僱傭法計畫」（National Employment Law Project）主管Anastasia Christman指出，「聯邦政府是全國服務及商品最巨大的買家之一，其自身的影響力將可以幫助提升整個美國經濟體」。

拜登的目的似乎也正是如此，他上任後第四日簽署的行政命令之一就是為此。簽署文件指出，總統將會指導各個聯邦機構，決定各自的員工是否能獲得15美元最低工資，總統亦會並為各部門「制定推廣15美元最低工資的建議」。

更重要的是，根據《聯邦財產及行政服務法案》（Federal Property and Administrative Services Act），每名美國總統都有實權去決定與聯邦政府有合約關係的公司的僱員待遇，只要所提議的待遇是有助於「合約的經濟效益與勞工效率」。

繞過立法、以總統權力實施最低工資，必然有人會反駁，說行使這一權力是獨裁的象徵。但歷史上有不少美國總統都採取過類似舉措，而結果也多是正面積極。例如，前總統小羅斯福於「新政」（New Deal）期間，行使總統權力以推動工會發展，存在不公平勞工制度的企業聯邦政府將不予聘用。

在此政策下，聯邦政府轄下負責勞資仲裁的機構，全國戰時勞工仲裁會（National War Labor Board），也成為了成立工會的支持者。該組織同時努力確保多數勞工均能加入工會，在此期間，全國約有600萬人加入工會，到1940年代末期，工會成員數目飛躍至1500萬人，為今日公會的發展奠定基礎。

除了戰時，在和平年代，前總統林登莊遜（Lyndon Baines Johnson，LBJ）於1965年也曾發出11246號行政命令，禁止聯邦政府的合約企業對僱員進行基於種族、顏色、宗教信仰以及國籍的歧視，並要求合約企業積極採取措施，以確保工作機遇平等。林登的措施令大量企業加速僱用女性及少數族裔，並鼓勵了整個美國社會的大融合。

值得留意的是，根據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經濟學家Conrad Miller的一項研究，在部分企業終止與LBJ聯邦政府的合約之後，他們依然能保持僱傭大量的黑人勞工。Miller指出，當針對公司的高要求不復存在，這些公司未必會立刻降低對自身的要求。他解釋，「如果一開始就沒有這類監管要求，公司可能會認為並不值得為自己增加額外的開支，但是，一旦你為他們提供這樣做的誘因，公司便會發現僱傭這些新的勞工相當具有成本效益」。

在前總統克林頓（Bill Clinton）任期的最後幾日，他曾有意藉助行政命令權力，要求合約公司遵守新規，進而提升聯邦合約僱員的工資待遇。不過，小布什輔一繼任就取消了這一決定，亦無意推進這一倡議。之後的奧巴馬在2014年發出行政命令，將聯邦合約僱員的時薪提升到10.1美元，當時使得18萬人受惠。他亦要求這一水準每年隨通脹上調，合約企業亦要向僱員提供每年至少7日的帶薪病假。

不過，因為關於聯邦合約企業的統計數據相當之分散，今天我們難以去衡量奧巴馬這道手令對社會整體的影響。華府智庫「美國進步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高級主管Karla Walter指出，現時只能由勞工處90年代的數據進行推斷，按此估算，料25%的美國勞動力是為與聯邦政府有合約關係的企業工作。Walter續指，華府的合約仍在每年逐步擴張，因此類似命令的影響也會愈來愈大。

根據1965年確立的《服務合約法》（Service Contract Act），為政府提供合約工作的企業中，不少專業人士的工種一早就遠超過了15美元的時薪。現在亟需幫助的，是那些服務政府的低薪職業，包括國會餐廳內的侍應、大廳內的清潔工、保安等等。但值得留意的是，若底層的人能獲得幫助，出於公平的原則，其他人也十分可能獲得加薪，這一點在個別州以往上調最低人工時已得到證實，最終受惠的將不僅是少部分人士而已。

除此之外，亦要考慮到，有大量的僱員與僱主的合約並不穩定，所謂政府合約工的身分經常會變換。對於這類人來說，若他們以往曾獲得較高的薪酬，他們在下一份工作的議價能力也會相應提高。「經濟政策中心」的經濟學家Ben Zipperer便指出，要求聯邦合約企業提升最低工資很可能產生溢出效應，令非聯邦合約僱主也受到一定影響，因為所謂「聯邦合約僱員」的概念相當之靈活。

Zipperer續指出，一旦企業實施加薪，即使不再服務聯邦政府，也很少會出現回頭減薪的情況。再者，其他企業為了與之競爭，吸引人才，亦有可能選擇提升自身的最低工資。此外，政府亦可能受益，即獲得更為高質的合約公司。這是因為，在眾多公司競標時，聯邦政府往往會選取最低的報價，這一點無疑令僱傭成本更低的公司佔優，而一旦引入統一最低工資，公司的競爭點便將能更多的放在服務質素之上。

當馬利蘭州在2014年成為首個要求合約公司最少要支付可維生工資（living wage）的州政府時，更多公司反而加入了政府合約的競標池，包括此前因支薪較高而無法中標的公司。大量研究顯示，對勞工嚴苛且傾向違反勞動法的公司即使能成功競標，最後與政府的合作往往也是不歡而散，包括超支、表現不合預期、未能按時交付等。

此外，根據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一項針對密西西比州的研究，更高的最低工資也會令崗位的勞工流失率更低，換言之，即是工作壽命更長。明尼蘇達大學校內經濟學家Aaron Sojourner表示，「提升勞工的報酬將帶來更高的勞動生產力，在這一點上的研究結果一向都很一致」，「勞工的工作模式將由低工資、高流失、低效率轉換為高工資、低流失、高效率」。

在現有權力範圍內，拜登能做的還有很多。除了為合約僱員提供15美元最低工資，他亦可以提出為這些僱員提供帶薪的家務休假（family leave）；提升僱員在勞資對話中的議價能力；反對合約公司禁止員工提起仲裁請求及集體訴訟；反對合約公司迫使員工簽下不可投奔競爭對手的不僱傭條約（no-hire clause），等等。

唯一需要留意的，則是美國總統的這項權力，只能在「為聯邦政府帶來更好的後果」的前提下使用。而要令整個經濟體都能更為趨於公平，減少貧富懸殊，就將是立法者們的責任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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