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文论

依照欧洲的方法研究，中国人是“人本的民族”，不与欧洲“理性的民族”相同。诚如中国人对“理性”夸大的理解，认为它是一切社会症结的灵药，从天下赐，上书“吞之即愈”，西方对于“人本”也多有玫瑰色的想象。

例如，西方人欣赏中国发达的比喻艺术，若照培根或伏尔泰的“洋八股”，比喻无非是抽象化为具体的阐述工具，什么柏拉图的船喻洞喻，只有呆板严肃；但拿闺中怨妇比怀才放士，自然是巧妙无比的，若是弗吉尼亚伍尔芙这类作者，可能要盛赞中国的男士早有主动共感女流之关怀，远胜过什么东洋厌女的荷风与漱石，乃至粗野的惠特曼，续弦成性的亨利八世。

但若有一千个读者，则也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话更应该记住的考点在，伍尔芙她毕竟真没去过长安城和宁古塔，她是个外人，理解不了人本下比喻的玄妙。还是布迪厄他有些洞见，他说词语里匿着权力，读不到这里就不算真的见了哈姆雷特。诚然，放官多有修养，但放官都是男人，他们得势时三房四妾，落寞也有糟糠老妻，这些女人在都不是闺中怨妇，因为他们“再没有一间自己的闺房”，诗文不可得，妆镜亦无私。反过来说，真要有深闺之内郁郁的少女，她的心事到底是什么？放官一是进不去，二是也不想进去，逻辑上这些比喻都是些“美丽的遐想”。北朝鞑虏不兴闺房锁女儿的雅俗，我们能有幸听到“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如此的阳刚气魄。木兰更像个放士，但是自愿放了去护家国，只可惜，如果木兰真在行伍之中，大概汉家男儿，真的要“不知木兰是女郎。”毕竟阳刚是男子之德，而女子无才便是德。

回过来，西方的人本大多是佛罗伦萨的美第奇，他们把教皇爸爸的训令不当回事，不仅要重新演绎乌拉诺斯的阳物遭阉割后化为阿芙罗狄忒的淫邪之说，还要把圣母玛丽亚画成裸体美妇，太下作了。但我还是喜欢混账爱神丘比特与普絮克公主的事情，公主她受了许多委屈，最后把丘比特逼成个大人形状，好好负责于婚姻。就算不用美神丈母娘的首肯，我们也要共同给她封个神，毕竟她的事业与耐心都不输给赫拉克勒斯了。

人本的弊病在，人与人的本自然不同，丘比特与普绪克不同，放官与木兰不同。若有人的喉口被堵着，自有本质不同的人帮她们信口乱说。我觉得最可恶的一句是“奉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你要好好说朝堂上的忠义，就不妨说说到底什么是忠是义，或践行忠义的普遍原则和方法，你拿随意一个女子的婚姻来妄言算什么呢？你倒是不看看，褪去了一张天子门生的衮衮皮相，你的平常骨肉值得上一颗珠玉？

但我也有些想通，若问忠问义之本质，便有了伦理学；问忠问义之实践，便有了政治学；问忠问义之体验，便有了行为学…学问在此，不问则产生了很多仅仅会比喻哀怨的男人，他们讲不清道理与情愫的来源，却患人之不己知，不患不知人，甚至乐于去用想象一种美德，拿来训练母亲与妻女。

但说到底，这种过于专注人本的训练，最终造成的不仅是女子悲歌，也是这些放士的悲歌，或是殉死于岳两少保，或是扬州嘉定圆明园…人本若缺少了明理，不去述清其内涵，则皇帝的刀斧、西来的枪炮，皆可横暴其间，离乱往往。

最后议论一下“性别对立”：

1.“和为贵”非颠扑不破的永恒真理；“以和为贵”的杀力不弱过明里相斗。

3.诸公除去幻觉的权力，似乎也能卸下真切的担子。此恰恰是对抗重压的正途。

4.对立的根源确不在性别，这是昭昭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