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敗者回憶錄158:我的《信報》專欄
1984年初,香港前途談判備受關注,我應邀在《信報》寫每週一篇的專欄。《信報》當時許多專欄文章都很有水準,在知識界的地位甚至超越《明報》。我答應寫此專欄,是因為《七十》《九十》的讀者、作者群以海外為主。儘管我們最早提出香港前途問題,而且對一國兩制有較深入的討論,但就每日變化的反應,月刊較慢。我希望關於香港問題的意見較快傳遞給香港的知識群。因此,開始了這個名為「星期一評論」的專欄。
到1995年《蘋果日報》橫空出世,讀者面廣及普羅大眾。黎智英約我寫每日專欄。當時社會的閱讀趨勢是文章短小、通俗,我想到我的見解應從知識階層推向大眾,於是從1995年底開始了在《蘋果》的「李怡專欄」。
不知道什麼緣故,《信報》在1996年初以「版面調動」為由,叫停了我的專欄。當時因九七已近,傳媒紛紛自我審查,於是有人以「陰謀論」來猜測《信報》處理我的專欄背後有政治原因。這些意見甚至公開在包括《信報》在內的一些專欄發表。我自己倒不認為是這樣。我傾向於自己太忙,寫得太多,因此《信報》專欄可能不像過去那麼受歡迎有關。《信報》老闆林氏夫婦對我一向尊重,我們的關係良好。我在《信報》最後一篇的題目是《自由的代價是永恆的警覺》,期待這份報紙延續新聞自由。
從1984年至1996年,我的《信報》專欄共寫了12年。1985年結集了第一年的文章,出版《香港前途與中國政治》一書。書已絕版,我留有一本,近日翻看,發覺幾乎所有談論都沒有過時。原因恐怕是中國政治文化的問題真是「千百年不變」。
《信報》專欄我寫得很用心,自問有些還很應時及有趣。只不過大部分沒有剪存下來。記憶中在中共提出「港人治港」時,我找到中共老祖宗毛澤東在1920年寫的反對「湘人治湘」的系列文章;在中國宣傳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優越性時,我指出「社會主義是權力私有制」,「是自有人類歷史以來最不公平、最不平等,也使人民最難忍受的制度」;在香港一些人提出「中國無民主,香港無希望」的「愛國」言論時,我提出「香港無前途,中國無希望」的相反論述,意思是:若九七後香港的自由、法治、人權都不保了,中國還有希望嗎?
我自感最有趣的兩篇,發表在1988年。一篇是6月的「接近絕對權力的亢奮」,另一篇是8月的「熊玠傳話風波」。前一篇講我和老妻去看中國京劇演出,發現坐在我們前一排偏側的是傳聞可直達中央的許家屯及其家人。在中場休息時,突然有兩三伙人像發現獵物似的,向許家屯的座位奔來。其中一個中年稍胖的白衣女子,在我和老妻的座位前踹過,老妻腳缩得快,我就比較笨拙來不及缩,腳上被高跟鞋踩了一下,而這女子眼睛直射獵物,完全沒有顧及踩到別人。在許家屯前面,也有兩伙人湧去,給許送飲品、零食,寒暄一番。
從這些人的神情舉止,我就想到中國人受兩千多年專制文化的影響,早就把「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這個古訓,拋到九霄雲外了。奴性成習的中國人,在接近掌權者時,都會產生亢奮感。尤其是接近絕對權力,這種生理性的亢奮就油然而生,複述掌權者的談話會無限誇大,甚而胡言亂語到令人難以置信。
寫完這篇稿不久,台灣就發生了「熊玠傳話」的風波。
熊玠,美國政治學教授,宣稱參與起草《台灣關係法》。1988年從大陸回美經過香港時,曾經約我見面,說是坐轎車由20部摩托車在前面開路,從廣州駛往深圳來港,備受重視。又說見過中共最高領導人,是什麼人,他說不能講。領導人講了重要的話。是什麼話?如何重要?他又說未到時機,不好說。約我見面原來只是想炫耀和發洩他的亢奮。
後來,他在台灣說,他從中共一級領導人那裡獲得的訊息,是「希望與國民黨談判籌組聯合政府,雙方商定新憲法,新憲法可以不列入四個堅持(主要是堅持中共黨領導)」。這不是「一國一制」了嗎?熊玠說:「他們現在強調『一國一制』,可以回歸中華民國憲法,也可能接受中華民國國旗、國歌。」關於許多人擔心對台用武,熊玠說:「中共正尋求適當機會宣布放棄對台用武。」又說,中共對台灣的「國會全面改選」尤為關切,擔心改選後出現「台獨」國會,所以歡迎國民黨回大陸來「設分區黨部」,改選大陸籍的民意代表。
被追問一級領導人是誰,他說,「指的是鄧小平、趙紫陽、李鵬、楊尚昆……這一級」,「但不一定在這名單內」。被問急了,就說:「這個構想不能說是中共既定的政策,只是它確實在中共領導層的腦子裡轉。」大教授高明之處是連中共領導層腦子裡轉的政策也知道得那麼具體。
他後來又說,這些意見是他綜合近兩三年來與中共一級領導人談話的結論,「是經鄧小平同意的」。
那麼是跟鄧小平談的嗎?他終於忍不住了:「他要見我,有什麼辦法?」(好委屈啊!)「去年見面談了六個鐘頭,今年見了面又談,不是我吹牛,不過我不能講了,別人會以為我自己往臉上貼金!」既然是「有什麼辦法」才去談,怎麼說得上「臉上貼金」?
這個「傳話」,台灣傳媒廣為傳播、追問。香港傳媒卻不見報導。原因很簡單,台灣人容易被騙,香港人就不會有人相信。中共一級領導人有沒有講這樣的話不重要。講了,只不過為了把台灣騙上談判桌,而只要上了談判桌,中共就一定贏,因為所有承諾它都不會遵守;沒有講,就是一個大教授接近最高權力後胡言亂語的亢奮。我寫出來是作為趣談,讓讀者了解一個那麼有學問的政治學教授竟然對現實政治如此無知。
我想,台灣已經沒有什麼人記得這件事了。
(原文發佈於2022年6月13日)
《失敗者回憶錄》連載目錄(持續更新)
- 題記
- 闖關
- 圈內圈外
- 殺氣騰騰
- 煎熬
- 傷痛
- 動盪時代
- 抉擇
- 那個時代
- 扭曲的歷史
- 先知
- 自由派最後一擊
- 我的家世
- 淪陷區生活
- 汪政權下的樂土
- 淪陷區藝文
- 父親與淪陷區話劇
- 李伯伯的悲劇
- 逃難
- 愚者師經驗,智者師歷史
- 戰後,從上海到北平
- 古國風情
- 燕子來時
- 在左翼思潮下
- 1948樹倒猢猻散
- 豬公狗公烏龜公
- 《蘋果》的成功與失敗
- 怎能向一種精神道別?
- 自由時代的終章
- 清早走進城,看見狗咬人
- 確立左傾價值觀
- 「多災的信仰」
- 最可愛的人即最可笑的人
- 中學的青蔥歲月
- 被理想拋棄的日子
- 談談我的父親
- 父親一生的輾轉掙扎
- 父親的挫傷
- 近親繁殖的政治傳承
- 畢生受用的禮物
- 文化搖籃時期
- 情書——最早的寫作
- 那些年我讀的書
- 復活
- 不可缺的篇章
- 不可缺的篇章 之二
- 不可缺的篇章 之三
- 不可缺的篇章 之四
- 不可缺的篇章 最終篇
- 沒有最悲慘,只有更悲慘
- 歸處何方
- 劉賓雁的啟示
- 徐鑄成的半篇文章
- 五六十年代的香港人
- 通俗文化的記憶
- 左派的「社會化」時期
- 伴侶的時代
- 那些年的太平日子
- 香港歷史的轉捩點
- 福兮禍所伏
- 香港輝煌時代的開始
- 我們是甚麼人?我們往何處去?
- 二重生活的悲哀
- 《七十年代》創刊背景
- 脫穎而出
- 覺醒,誤知,連結
- 非常有用的白痴
- 有用則取,無用則棄(非常有用的白痴之二)
- 中調部與潘靜安
- 非蠢人合做蠢事
- 接近絕對權力的亢奮
- 無聊的極左干預
- 從釣運到統運
- 那年代的台灣朋友
- 統一是否一定好?
- 台灣問題的啟蒙
- 推動台灣民主的特殊角色
- 中共體制內的台籍人士
- 踩不死的野花
- 文革精神
- 文革締造中國的今天
- 極不平凡的一年
- 批判極左思潮
- 民主假期
- 裂口的開始
- 太歲頭上動土
- 愛荷華的「中國週末」
- 1979年與中共關係觸礁
- 那幾年,文藝的沉思
- 愛荷華的平和交鋒
- 從認同到重新認識中國
- 九七覺醒
- 美麗島大審對我的啟示
- 從事媒體一生的座右銘
- 念茲在茲要記下的輝煌
- 香港前途問題帶來的恐慌
- 從來沒有「民主回歸」
- 和許家屯的一次交鋒
- 牢記至今的一段話
- 從創辦到離開天地圖書
- 《七十年代》和天地分道揚鑣
- 「庚申改革」的流產
- 中共幫我們洗脫左派色彩
- 與徐復觀先生的兩年交往
- 徐先生的臨終呼喚
- 「愛國是無賴的最後防線」
- 守護我們的心智
- 江南案的考驗
- 專權政治逆轉的里程碑
- 「李匪怡」和《香港1997》
- 一國兩制的根本問題
- 港人治港只是誘餌
- 「京人治港」是否較好?
- 「基本煩」和霎眼族
- 與勞思光的交往
- 不受術數擺佈的勞思光
- 在德國的訪問的感觸與認知
- 在新加坡初識黃春明
- 首次踏上台灣土地
- 第一道晨光
- 無意中成了「動亂的醞釀」
- 獄中老人成就一名奇才
- 六四的記憶與感受
- 中國,一口活的「官財」
- 我曾愛過這四十歲的女人
- 中共高層第二代揭露的內幕
- 內幕之外
- 《九十年代》台灣版創刊
- 江澤民施計過關保位
- 我的愧疚
- 我所認識的黎智英
- 我所認識的黎智英(中)
- 我所認識的黎智英(之三)
- 我所認識的黎智英(終章)
- 與黃永玉的交往
- 真有「九二共識」嗎?
- 俄羅斯歷險記
- 一個預言,一首輓歌
- 香港不會再有張敏儀
- 共產黨不會再有羅孚
- 以感激心情,告別殖民主義
- 永遠的港督彭定康
- 別了,無法再「複製」的英治香港
- 董建華開頭不是這樣的
- 回歸前的保釣鬧劇與悲劇
- 一生事業與心路所繫
- 余英時與《九十年代》
- 台灣人像白痴,大陸人妙計百出
- 告別《九十年代》
- 休刊的社會悼詞
- 我的作者朋友們(一)
- 余剛、阿城和「炊煙」——我的作者朋友們(之二)
- 數十年的幾支健筆——我的作者朋友們(之三)
- 「錯愛香港」——我的作者朋友們(之四)
- 九七初期的觀察與思考
- 董建華的八萬五「嬰兒」
- 第一次,大家都不覺得怎樣
- 我的《信報》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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