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忘311大地震——電影《家路》：天涯何處可為家

前言

311大地震踏入第11週年，核災的教訓卻始終離我們不遠，當年得獎的標語「原子力 明るい未来のエネルギー」（核能是光明未來的能源）仍是多麼諷刺。
老師曾教導核能是潔淨、可控的可再生能源，但看看11年後的福島，甚或36年後的切爾諾貝爾，潔淨、可控和可再生在哪裡？
俄烏戰爭爆發後，俄軍攻擊烏克蘭核電站的現實，再次證明獨裁當權者不會從歷史中學習，只會為一己私利生靈塗炭。
作為普通市民，我們或許沒有辦法阻止核災，但至少我們都應該了解核電，避免無知和誤解變成當權者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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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何處可為家

如果有一天，我們的家園被毀，我們又知道如何回家嗎？這個問題，看似矛盾，但也是日本人經歷三一一之後，異常真實的一個問題。電影《家路》（2014）探討的，也正是這個問題。「如何回家」所借代的是，面對史上最嚴重的核洩漏事故，日本應如何撫慰受創的國家？作為一個普通平民，可以如何看待這個事件？人類整體又應如何汲取教訓？對此，電影未必會提出一些實在的答案，但在引起反思和倡導方面都有重要的意義。

當問到「如何回家」的時候，我們首先要問的是：何處為家？是受到災難摧殘的家嗎？是政府安排的臨時房屋嗎？是未來的那一個不知實體、寄予着始能安頓下來的希望的家嗎？一夜之間，無數房屋就被劃入災區，獨自留在封鎖線內面對災後的蒼涼。就如電影主角次郎從東京回到家鄉福島的「實家」，遇到警察規勸離開，他只是執拗地說：「這是我出生的地方，難道這樣也要受罰嗎？我不會走。」離鄉背井到其他城市發展的日本人，會把鄉下的家喚作「實家」，也就是真正的家。如今這個真正的家，卻是個不能回的家，弔詭之處着實不能言喻。

而那鐵皮盒子般的臨時房屋，可以叫作家嗎？電影裡，次郎母親登美子和哥哥總一一家災後成為難民，須搬到臨時房屋居住。患有認知障礙的登美子一度認不出居住的單位，拿着鑰匙卻找不到能進門的房屋，當中的無助與焦慮，並不只限於患有此病的人。其後媳婦問及滿屋未開封的紙皮箱，總一說道：「這種地方怎能當成家呢！」隱含的是對無家可歸的憤怒、復興安排的不滿。至於那不可知的未來的居處，電影裡沒有明確的描述，現實中也似乎未有定論──即使搬到其他城市居住，災民仍受到各種歧視。何處能容身？上面三個選項似乎都不是答案。

那麼該如何回家呢？換句話說，災難過後，活下來的人應如何面對亂局、繼續生活呢？是恢復以往的復舊，還是重新開始的復興？電影以一種別於應對過往災難的方式觸及，似乎也反映着是次災難的特殊性 — — 畢竟，三一一到底是不幸的天災還是人為的災難，至今仍存有爭議，對受災者來說仍是難以磨滅的傷痕。

失效的舊有價值、破碎的心靈

作為一個備受大自然威脅的國家，無論身心，日本人從少便有所準備。身體方面，有劃入常規課程的避難訓練；而心靈方面，則有不乏日本文化色彩的災害觀。其中一個常見的想法，是把災難當成注定發生、無能為力的事件。有些人死去，有些人活着，都是命運的安排，不是人力所及的範圍。日本人明白生命的脆弱，自然力量輕易就能奪去人的一切，是為無常。又因萬物有靈，人力無法抵抗超自然的力量，只能接受命運，並與茲共存。

但對於是次災難，這些傳統的價值觀足以回應和撫慰人心嗎？舊有災害觀所處理的，是大自然無可避免的挑戰，但隨着科技進步，這些災難已漸漸變得可以預計和防備。更重要的是，三一一災難是天然發生的地震和海嘯，加上人工建成的核電廠洩漏事故，亦即天災與人禍的結合。人們還可以用命運論、無常觀來慰藉心靈嗎？還能夠不怪罪任何人，正面積極地活下去嗎？

不被聆聽的受災者心聲 — — 「就像甚麼事都沒發生一樣」

電影對此有非常直白的描述。總一本是農民，災後頓失生計，他到警局報案，問道：「土地被他們污染，牛被他們殺死，米也不能入口，為什麼不能判他們入罪？」警察反問：「不是收到賠償了嗎？」總一卻憤然答道：「這不是錢的問題啊！」他寧願保留已不能耕作的田地，也不換取實在的金錢。甚至後來朋友介紹他到會津開墾，總一一句「就像甚麼事都沒發生一樣？」，狠狠地拒絕了對方的邀請。

這樣的做法，或許會有人懷疑，不過是電影把現實理想化的創作。但其實總一的想法也絕不離地，三一一後，就有多起農民因被迫放棄農地、毀滅家畜而自殺的事件。電影中，總一和次郎的農民朋友亦因過於殘酷的現實而自殺，留下遺言：「對不起，請原諒我。」因為務農是生活的一部分，也是生存的意義；因為土地是薪火相傳的遺產，無法守護田地愧對先人；因為一草一木皆有靈，農作物本能有意義地轉化為人類的養分，如今卻只能無意義地丟棄。

這句「對不起」，其實是相當尖銳的指控。受到災害衝擊的災民，還得放棄農地、毀滅家畜，等於要親自毀屍滅跡，「就像甚麼事都沒發生一樣。」這份殘忍與悲慘都是前所未有的──單純的天災不會要求你當劊子手。當本來沒有邏輯道理可言的命運，背後原來有無數交疊的大手操縱，似乎，一句生命無常已不足以回應是次特殊的災難。

從抹殺災難記憶，到孕育新的未來

有別於一直留在家鄉，直到災難發生才被迫搬走的哥哥，次郎在高中時代就已經到東京發展。三一一發生後，家人都因災難對策法而搬走，次郎才偷偷回到家鄉福島。說是偷偷，一來出於離家多年跟家人的隔閡，二來是家鄉而變成法例下禁止出入的隔離區，只能偷偷摸摸地回到福島。

一次偶然相遇下，次郎的舊識北村問及他回來的理由，次郎就說，是因為沒有人在這裏才回來的，是因為稻田、農地、牛等全部都在呼喚他回家。次郎帶北村到田裡，兩人一邊翻弄泥土，一邊談天。北村想到：「擺出一副甚麼都沒發生的面目，就可以當作甚麼都沒發生嗎？」次郎應道：「既然誰都不在這裡，就可以當作甚麼都沒發生過哦。」這是對當局處理手法的諷刺，亦是次郎對自己的反諷。次郎想要當作「甚麼都沒發生過」的，既是災難，也是他那痛苦、不圓滿的人生。

但，本來想到無人的地方過生活才回福島的次郎，慢慢也體認到人是不能獨自生存的。他便想到要和媽媽一起生活:「我想帶媽媽回家，我想重新做人。那土地不能住人，總比一個人孤零零死掉好。」次郎回到了破敗不堪、復興未明的故鄉，是為了重整人生，做一顆種子孕育故土和自己的未來。想要和他人一起生活，是不甘於無人看見自己活着的軌跡，一個重新獲得力量、準備展開新生的自己。

電影最後，次郎實現了這個願望。在一片翠綠的田園裡，是次郎和登美子一起插秧的身影，寧謐得甚至有一種神聖。半晌，登美子問：「真靜呢。發生了甚麼嗎？」次郎凝視着青山綠草，眼泛淚光，強作淡然地說：「甚麼也沒發生啊。」登美子再問：「次郎，學校呢？」次郎沒有解釋，只是答道：「放假了，很長的假期哦。」在母親登美子的眼中，次郎不再是那個成年而失意的他，而是仍然年青、人生才剛剛開始的他。

對於習慣都市生活的人來說，可能會覺得次郎的做法不切實際；從現實的層面來說，回到受污染的土地上耕種，也可能是危險的做法。次郎自己也知道「那土地不能住人」，卻又矛盾地覺得可以借此重新做人。面對深愛的家園被破壞被瓦解，無論記憶還是遺忘，都是痛苦的選擇。但也只有認識到這一點，方能咬緊牙關，耕耘前路。次郎的抉擇，彷似借代一種新秩序的建立──不單只是人與自然的共存，也是人與人的共同生活秩序，一種不再剝削傷害、如同母子一般親密、互助的秩序。

人的生命並不長久，次郎也不知道在那不能住人的土地可以活多久，所以他只想當一粒種子，透過孕育新生命而重新做人。也許災難過後，值得我們思考的是，要怎樣孕育新生命，和孕育怎樣的新生命。

災禍背後，是超越國界的共性和意義

那末，為甚麼要關注這個遠在三千公里以外的島國呢？對很多人來說，日本只是個吃喝玩樂的去處，加上事隔多年，三一一似乎離得很遠。但當我看着《家路》，即使身處於甚少被自然災害侵襲的香港，仍能感到切身的痛。創傷是一個共同的經歷，甚至不必親歷其境，只要想到受災地的淒慘面目，僥倖或者藏在心底，但更多的是強烈的衝擊與不安。這是因為受限於地域的災禍背後，有着超越國界的共性和意義。

福島的經驗給我最大的反思是，原來殖民和犧牲並不需要國界或種族的區分 — — 明明福島核電廠主要工作是供應電力以支持東京的運作，發生嚴重事故的卻是福島，東京並不需要承受生產電力的風險和後果。用利益引誘和安全神話包裝下，是血淋淋的犧牲甚至殺戮。這跟時時被經濟利益誘惑而落入各種糖衣陷阱的香港，本質上並無分別。

從最基本的層面來看，我們可以反思鄰近核電廠對香港的威脅，核電又是否一個真正潔淨、可靠、高效益的能源。從宏觀的角度來看，「何處為家」、「如何回家」，對於社會、政治益發動盪的香港來說，都是真切的命題。

我們要麼做個甘於放棄土生土長的居住地以換取卑微的「賠償金」和「臨時房屋」的人，還是留在生我養我的家、竭力維護和爭取自己本有的權益的人，或是向着未來那無以名狀的歸處展翅離巢的人呢？我們要痛苦地憶記着所有發生的事，抑或選擇遺忘像甚麼事都沒發生一樣？還是，我們要等到最壞的情況發生，所有人都拋棄這片土地爾後，才悄然無聲地回到這個家重新開始？

原刊於《虛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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