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安清：利用型积累，或资本主义生成性的结构效应

罗安清/文

王立秋/译

译自Tsing, Anna Lowenhaupt. 2015. "Salvage Accumulation, or the Structural Effects of Capitalist Generativity." Theorizing the Contemporary, Fieldsights, March 30. https://culanth.org/fieldsights/salvage-accumulation-or-the-structural-effects-of-capitalist-generativity。译文仅供学术交流，转载须标明相关信息和出处，请勿作商业用途。本文微信版见：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wMDMyNTg5MQ==&mid=2683088027&idx=1&sn=1cb44fd4affb912dd6b890316876e9e3&chksm=80f2acf7b78525e1f9ce392c43f11372455d81a5afd558cfbd6079cdf27877d13e634400718a&scene=0&xtrack=1#rd

资本主义何以如此地兼具生成性、灵活性、和创造性，并同时在做特定的事情（比如说使富人变得更富）上如此地有效？我将通过研究所谓的资本主义的边缘，来讨论这个问题。在那里，各种非资本主义的价值形式持续地被转化为资本主义的价值。这样的边缘既可见于资本主义构造之中，又可见于偏远之地。在这些场所，我们不可避免地看到人、和非人的社会安排的多样性。在那些地方，使资本主义发生的是什么(Tsing forthcoming)？

让我们从非-人类，即所谓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原材料开始。大多数资本主义的分析者，沿着十九、二十世纪的思路，忽视了“原”材料的构成，想当然地，把它们当作资本主义的资源。然而，这些材料有它们自己的，在资本主义的范围外的生产谱系，而我们最近也意识到，资本主义正在破坏地球的宜居性，这个意识，使对这些材料的忽视再也站不住脚了。资本主义的资源来自哪里？资本家没有能力制造它们的大多数资源。想想石油和煤炭，那些一度有生命的产品形成需要的时间，远远超出了资本家的想象。资本家使用它们，却不能制造它们。不仅对古代的事物来说如此。资本主义在利用动物的消化和植物的光合作用的时候，根本就不知道如何塑造这些过程，尽管有复杂的植物和动物工程。在农商业，在这些非资本主义的过程中创造出来的牛奶和谷物，被转化为资本主义的价值。我把这些（利用和转化的）进程称作“利用型积累(salvage accumulation)”。积累是资本主义下财富的累计；而这里的利用指的则是，有其他（人或非人的）社会关系史的材料向资本主义财富的转化。

在人类劳动那里，也有类似的进程发生。甚至作为资本主义生产之圣像的工厂劳动，也不是资本家能够制造的，因为资本家只能塑造——而不能制造——人的存在。长期以来，女性主义学术研究一直提醒我们关注从所谓的家庭和家的“私人的”（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是女性化的）领域来为资本主义生产提供担保的生殖劳动。而且甚至在塑造劳动的时候，资本家也很少会灌输在流水线上工作（即便人们很少承认，但这样的工作无疑也是“有技术的”）所需的全部才能和习惯。比如说，在工厂雇佣女工来缝补、编织或处理食物的地方，工厂的所有者几乎不会培训他们的雇员；他们假设，女人已经从她们的成长过程中学会怎样做那个工作了。这也是收割这个在制造资本主义商品上的培训的价值的利用型的积累。

资本家利用非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能力，在用工厂外的工作的供应链中甚至更惊人。在我最近的研究中，我研究了美国太平洋东北岸野生蘑菇的商业采集。这是资本主义吗？一方面，我研究的蘑菇最后被送进了日本的商品链，在那里，它们像其他商品一样被买卖。另一方面，工人既无工资又无福利，他们出于自己的理由到森林采蘑菇，参与共享的生存计划。许多蘑菇猎人是美国-印度支那战争和随后的内战的幸存者；他们对他们在森林里做的事情的解释，一般涉及回忆和以往战争与流离失所。没有人像工业劳动者一样采蘑菇。没有公司雇佣他们；他们为自己工作。他们的工作获得的蘑菇必须转化为资本主义的商品：这就是利用型积累。

我们习惯于认为，工厂是资本主义的基本单位。但把生产扩散到许多场所（从工厂到独立的工作过程）的供应链，终结了那种核心配置。商业性的野生蘑菇采摘听起来可能边缘，但它也是供应链经济的标志，在供应链经济中，多种情景中的独立承包人制造材料、供应我们需要的服务。的确，把库存从生产中解放出来（即不只靠生产来供货）使我们更容易把一方面，物品和服务的获取，和另一方面，利润的制造分开。这就是像沃尔玛那样的公司的天才之处，它们不关心物的制造，而只关心利用型积累的“天天低价”。沃尔玛的产品和服务是在多种情景中制造出来的，这些情景可能是非法的也可能是合法的，可能有报酬也可能没有报酬。在这些产品被转化为资本主义的库存的时候，利润就被制造出来了：这就是利用型积累。

我之所以能够这样思考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出自于生成进程——是因为，我接过了女性主义人类学的遗产。在这个领域初创的时候，女性主义人类学家就发现，她们不能把性别当作一个跨-历史的原则来研究；她们发现，性别是在这样的民族志和历史遭遇中出现的，在这样的遭遇中，它和各种一般不被理解为“性别”的社会形式——比如说种族、阶级和亲族——混在一起(Rosaldo 1980; Crenshaw 1989)。事实证明，反之亦然；像阶级那样的社会关系，也只会从各种性别的历史中浮现(Ong 1987; Rofel 1999)。这一洞见改变了女性主义人类学家看待资本主义的方式。与一种饰以性别和种族的不平等的政治经济相反，女性主义者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从各种差异（包括性别和种族）的历史中浮现的系统(Yanagisako 2002; Ho 2009; Bear 2015)。在这样的浮现中，资本主义的天才才显现为景观的创造，和对财富的世俗的反复重构。

所有这一切，不但是民族志的细节，也是政治与实践的归纳的基础。学者和专家一直在告诉我们，存在一个有直接的经济逻辑的世界，一个没有资本主义的生成性制造的世界。只有在我们开始注意到资本主义诸世界的复杂的、异质的“形成”的时候，我们才能成功地讨论脆弱性、购买点和替代方案。

参考文献

Bear, Laura. 2015.Navigating Austerity: Currents of Debt Along a South Asian River.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Crenshaw, Kimberlé. 1989. “Demarginalizing the Intersection of Race and Sex: A Black Feminist Critique of Antidiscrimination Doctrine, Feminist Theory and Antiracist Politics.” University of Chicago Legal Forum 139:139–67.

Ho, Karen. 2009. Liquidated: An Ethnography of Wall Street.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Ong, Aihwa. 1987. Spirits of Resistance and Capitalist Discipline: Factory Women in Malaysia. Albany: SUNY Press.

Rofel, Lisa. 1999. Other Modernities: Gendered Yearnings in China after Sociali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Rosaldo, M. Z. 1980. “The Use and Abuse of Anthropology.” Signs 5, no. 3: 389–417.

Tsing, Anna. Forthcoming. The Mushroom at the End of the World: On the Possibility of Life in Capitalist Ruin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Yanagisako, Sylvia Junko. 2002. Producing Culture and Capital: Family Firms in Ital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