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是怎麼變成儒枷的？——紀念余英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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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8 月 8 日

（修改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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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權確實是種誘惑：人民素質這麼差，而且骨子裡根本想被奴役，為什麼要讓他們有自由意志？

求學階段，我還沒來得及進入被要求背下整本《論語》的年紀，就離開台灣。我對儒家和《論語》並不那麼熟悉，孔子也沒有給學生時期的我留下太多壓迫跟心靈創傷。

在想儒家・儒枷徵文活動有什麼是我能夠寫的時，我重新翻閱余英時《歷史與思想》論文集，那天早上才在重讀〈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下午就收到余英時教授已於8月1日過世的消息。這篇文章，就算紀念余英時教授吧。

題目：儒家是怎麼變成儒枷的？
類型：讀書筆記、論述
場景：余英時〈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論儒道法三家政治思想的分野與匯流
嵌入：「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反智是我們的傳統？

余英時這麼開始全文：「中國的政治傳統中一向瀰漫著一層反智的氣氛。」

初次讀到這句話時，我愣了一下：中國人不是向來崇拜文人、知識份子嗎？至今佔據華人文化核心位置的孔子與儒家，最重視的，不就是教育與學問嗎？

歷史上，執掌中國政治核心與官僚體制的，難道不是文人儒士嗎？我們不是一直信奉「認真讀書，就可以出頭天」？

這幾年關於「英才制／meritocracy」的書甚多，外國人至今在討論這個主題時，仍會舉科舉制度為歷史中英才制的優良範例。姑且不論科舉的諸多弊病，或到底達到了多少「階級流動」的效果，比起階級、領地皆世襲制的中古世紀歐洲社會，科舉制度至少還提供一個向上流動的機會。

直到今天，整個儒家文化圈不是仍熱衷於教育與考試？我們不是仍以考上好學校作為卡位、穩固出路的最好路徑？

這個反智傳統，到底怎麼來的？

儒家的主智論

在先秦時代的儒家思想中，不管是孔子、孟子、荀子，都主張積極運用知識與智性。

孔子是主張知識份子從政的，他自己就曾一再表示有用世之志，他當然也贊成他的弟子們有機會去改善當時的政治和社會。但孔子心中的知識份子參政卻不是無原則地去做官食祿。他的出處標準是能否行「道」，及實現儒家的政治理想，如果祇為求個人富貴而仕宦，在孔子看來是十分可恥的事。所以他說：「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余英時，2018：4）

孔子也贊成庶人議政。故有言：「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這話的相對意思當然是：「天下無道，則庶人議。」東漢太學生的清議和明末的東林運動，都是中國知識份子受這個庶人議政的傳統影響的例子。

道家是帝王的權謀之術？

道家講求無為而治，無為，要怎麼實踐？《老子》中有這麼一段：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智者不敢為也，為無為，則無不治。」

余英時是這樣解讀的：

老子在此是公開地主張「愚民」，因為他深切地了解，人民一旦有了充分的知識就沒有辦法控制了。老子的「聖人」要人民「實其腹」、「強其骨」，這確實是很聰明的，因為肚子填不飽必將鋌而走險，而體格不強健則不能去打仗或勞動。但是「聖人」卻絕不許人民有自由的思想（「虛其心」）和堅定的意志（「弱其志」），因為有了這兩樣精神的武器，人民便不會輕易地奉行「聖人」所訂下的政策或路線了。（余英時，2018：11）

如何解讀《老子》，歷來眾說紛紜，老子是否奉行反智與愚民，很難有定論。我讀道家思想，向來偏重哲學思考，或是用在自我拂照，如果硬性按字面解讀，試圖做務實面、甚至政治上的「套用」，放在開篇第一句話就點明了「道可道，非常道」——「可以用言語說出來的道，絕對不是真正的道」的《老子》文本語境裡，其實根本違反老子之道。

我覺得道家思想無法被「套用」，並非意味道家中不存在養身處世的大智慧，但無為而治，就代表這個「道」只能反求諸己、無法也不該強加於人。如果被統治階層拿來「套用」，不但悖論，也確實會變成壓制臣民的御下之術。

余英時寫及道家演化為黃老學之流變：

自戰國末年法家攀附老子之後，老子思想的政治涵義確是愈來愈權謀化了。⋯⋯老子在政治上發生實際的作用，要等到所謂黃老政治哲學的發展成熟以後，而且更重要的是要等到黃老和法家的一套辦法結合起來之後。

黃老思潮的得勢在漢初六、七十年之間⋯⋯黃老之能流行於大一統時代的漢初，絕不是單純地因為它提出了「清淨無為」的抽象原則，而是黃老與法家匯流之後使得它在「君人南面之術」的方面發展了一套具體的辦法，因而才受到帝王的青睞。（余英時，2018：13-14）

黃老之術把老子思想中的「聖人」和帝王結合在一起，黃帝四經大概是秦統一天下後才成書的，而可能是黃帝四經其一的《十大經》〈成法〉篇，便假黃帝之口言「余一人兼有天下」，帝王是大一統天下的繼承人，同時也掌握唯一的真道，故能「操正以正奇、握一以知多」，在這種思想下，聖人帝王全知全能且永不犯錯，必然要禁止臣下的諍議，甚且要進行思想統一。

法家的反智論

余英時接著討論影響中國政治傳統最深遠、摧殘智性和壓制知識份子最徹底的法家：

韓非之所以主張愚民是因為他根本就認定人民是愚昧無知的，無法了解國家最高政策的涵義。如果再讓他們有一些足以批評國家政策的知識和思想，則祇有更增加政府執行路線時的困難。（余英時，2018：21）

余英時先引韓非的〈顯學〉篇：

「民智之不可用，猶嬰兒之心也。⋯⋯嬰兒子不知其犯其所小苦致其所大利也。今上急耕田墾草以厚民產也，而以上為酷；修刑重罰以為禁邪也，而以上為嚴；徵賦錢粟以實倉庫，且以救饑饉備軍旅也，而以上為貪；境內必之介，而無私解，並力疾鬥所以禽虜也，而以上為暴。此四者所以治安也，而民不知悅也。」

然後這麼評論：

這番話真是說得痛快之至，動人之至，使孔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那句話顯得黯然失色。人民都像無知的嬰兒一樣，政府要他們吃點小苦以謀求永久的大利，他們竟然全然不能了解。以當時法家的四大基本政策而言，促進農業生產是為了解決人民的經濟問題；加重刑罰是為了鎮壓壞份子；徵稅徵糧是為了備荒備戰；在全國範圍內要人民破私立公、國而忘家是為了準備痛擊一切來犯之敵或進行統一中國的戰爭。但是人民對這四大基本政策竟都有怨言。在這種情況之下，政府如果再重視知識份子的批評或適應人民的政治水平，那麼國家便必然要陷入混亂的局面。（余英時，2018：22）

這段話我讀來怵目驚心：余英時這篇文章著於1975年，如今讀來毫不過時，和我們日常聽見的、捍衛極權的論述，並無二致。

人民非但無法理解政府的苦心，還會妄加批評：大禹治水，子產開田樹桑，皆遭人民非議。為了要杜絕人民對政府的批評，向來喜歡議政的知識份子自然是法家首要的攻擊目標，故韓非又有名言：「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進」。

被法家、黃老術合體的儒家

秦國奉法家而一統天下，漢初帝王推崇黃老學，到了漢武帝時期，他採用董仲舒的學說，「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表面上看來，儒家自此獨霸中國思想，但實際上，這是已經被換過血的儒家，余英時稱之為「儒家的法學化」。

董仲舒自詡儒家傳人，孔子說：「攻乎異端，私害也已。」（攻為研究之意，異端是雜學、指非聖人之道，孔子的意思是，研究不同於自己的學術，才能多方了解其得失利弊，也可以避免陷入黨同伐異的偏失）

董仲舒卻上書漢武帝，要求：「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并進。邪僻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而從矣。」（《漢書・董仲舒傳》）

這種滅絕「正統」以外的做法，其實和法家李斯上奏要求秦始皇焚書，同出一轍，雙方都旨在統一思想，禁絕異端邪說，差別只在激烈程度不同而已。

董仲舒又從法家中擷取了「尊君卑臣」的概念，韓非說：「有功則君有其賢，有過則臣任其罪」，董仲舒則說：「善皆歸于君，惡皆歸于臣。」

當這個「尊君卑臣」的原則再被推廣到其他社會關係上面，就產生了著名的「三綱」之說，而這「綱常倫紀」，同樣是從法家來的！

韓非〈忠孝〉篇：「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順則天下治，三者逆則天下亂，此天下之常道也。」

所以余英時說：

漢武帝之所以接受董仲舒的建議⋯⋯是因為他巧妙地用儒家的外衣包住了法家「尊君卑臣」的政治內涵。（余英時，2018：43）

自此，只有念儒書者才可以做官，司馬遷在《史記》裡便記載了許多打著儒術招牌、追求功名利祿的「儒生」，公孫弘是其中一例。其人善察言觀色、行使權謀，每朝會議，他從不面折庭爭，從不提出反對皇帝的意見，所以漢武帝很喜歡他。他和主爵都尉汲黯去面奏武帝時，他總是讓汲黯先陳事，他再觀察漢武神色，撿中聽的說，於是武帝連連拔擢他，立他為丞相，又封為平津侯。

公孫弘成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封侯拜相的儒生。

極權的誘惑

韓非兩千多年前的論述，我讀得心驚肉跳，不只因為那些話仍然犀利，也因為我發現自己忍不住對韓非的話點頭。

今天仍有許多短視近利、只會抱怨政府的人，期盼「英明有為的大政府」告訴他該往哪個方向前進，為所有事情負責，包括他的人生。

當人民水準低落，極權確實是種誘惑：人民素質這麼差，而且骨子裡根本想被奴役，為什麼要讓他們有自由意志？

許多對於民主政治的批評，也與此相仿：民主沒有效率、選民素質不佳，無法選出適任的領導者。反觀極權政府高效能、有魄力，能夠迅速把全國帶上進步的軌道——當然大前提是，政府的方向是對的。

反智的誘惑

極權的誘惑，其實也就是反智的誘惑。

我們擁有很多知識，我們受教育的程度是歷史上前所未有的高，我們掌握高端的專業技能，但那並不等同智性。

君主專政、威權統治的外在枷鎖解除了，但心智上的枷鎖也許尚未去除，而無形的枷鎖，往往是最重的。

當我們反對極權政府，原因往往是權力必然導致腐敗，領導階層最終只謀自身的利益、追求永久的統治權，但假設真的有一個絕對英明的領導人／階層，我們是不是就可以接受極權統治？

世上許多人，包括我在內，往往都不想為自己做決定——為自己的人生負責，其實是一件恐怖、困難且冒險的事。面臨人生的重要關口，我們都不確定自己是否能做出正確的選擇。如果有一個人，知道的比自己更多、更睿智，我們便會想聽從他，把判斷力跟決定權「外包」。

所以我們渴望跟隨「英明的領導人／政府」、「教主」、「上人」、「導師」，求神問卦，希望父母或伴侶告訴自己怎麼做，跟隨同儕與團體的步伐，甚或聽從全知全能的上帝。

西方反烏托邦文本小說《美麗新世界》、電影《星艦戰將（Starship Troopers）》，也在講同樣的事：如果有人可以告訴我該怎麼做，我不用自己思考，其實是比較快樂、輕鬆的一件事。

統治者的蘿蔔與鞭子

「聖人統治者」、「英明領導人」如何使我們聽話？因為他掌握我們的人性，法家對人性的論述，完全與當下無縫接軌：

法家假定人性是好權勢、好財富的。因此祇要「聖人」全部控制了這兩樣法寶，他就可以誘導人民追隨他的政治路線。第二，法家假定人性是貪生怕死的，因此「聖人」的嚴刑峻法便可以阻嚇人民不敢亂說亂動。⋯⋯法家對於人的思想的看法：人的思想是永遠在趨利避害的，這又是法家相信思想可以通過威脅利誘來加以控制的理論基礎。法家之所以肆無忌憚地公開提倡反智論，其一部份的根據也在這裡。（余英時，2018：26-27）

法家對人性的「假設」，在今天是「常識」，但當我們視權勢財富為人生唯一追求，以趨利避害為人生終極指南，我們就如同法家御下的人民，統治者可以用同樣的方式威脅利誘之。統治者並不一定是人或政府，它也可以是企業、制度、市場，我們追求什麼，它就是我們的統治者，統治者獎勵服事它的人：你對公司有用、你能在資本市場賺錢、你按照它的遊戲規則，市場就會獎勵你、給你相應的回饋，但當有一天你不想再服膺它的規則時，它也會毫不留情地把你吐出來。

讀《論語》有用嗎？

如果單有知識與學問，不見得能抵禦極權與反智的誘惑，或免於被統治者收編。那麼儒家教育講求的智性，到底是什麼？

也許是透過對知識學問的追求與反思，建立誠實的思辨力、確認自己該怎麼做：「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

然後知行合一：「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然後找到自己可以安身立命的價值與追求：「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

並且那個追求獨立於權勢財富之外，並非否定財富、或要人刻意追求貧賤，只是那不是目的、或者說有更重要的追求而已：「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錄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

我未曾系統性地研究《論語》與儒家思想，我用很直接的方式讀《論語》，把當中的話視為務實的智慧：學習孔子如何唸書、為人處世、培養品格與德性。

出世與入世：你會怎麼選？

面對混濁的世界，不可愛的人性——不管來自自己或他人，如果不想合流或受影響，超然世外，維持自身的乾淨，可能是一個相對容易的選擇。

比起儒家，從小我更喜歡道家，即便只識鳳毛鱗爪，卻總覺得道家高遠，哲學純度更高、更漂亮、更乾淨。

《論語》中記載了幾段孔子遇見這類帶有道家性格的隱者、出世者的故事。

其一是楚狂人接輿，他經過孔子的車前，高唱「鳳兮」之歌，意在勸說孔子，在亂世出仕，只會為自己帶來危險。孔子要下車與他說話，接輿已趨而避之。

其二是避世耕田的長沮與桀溺，孔子經過他們時，使子路向他們打聽渡口的所在。

長沮故意問子路：「車上執著韁繩的是誰？」子路答：「為孔丘。」長沮繼續明知故問：「是魯國的孔丘嗎？」子路答：「是也。」長沮便譏諷地答說：「那麼，他應該知道渡口在哪裡了。」

於是子路又去向桀溺問路，桀溺問他是誰，子路答：「為仲由。」桀溺也明知故問：「是魯孔丘之徒嗎？」子路答：「然。」桀溺就說：「如今世局混亂如滔滔洪水，又有誰能改變局勢呢？你與其跟隨那人人避之的孔丘（諷孔子周遊列國四處碰壁），為什麼不跟隨我們這些避世者？」然後繼續耕作。

子路回來向孔子回話，孔子憮然：「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論語》記載孔子的志向與追求，在無法實現抱負時、或一再被提醒他是多麽不合時宜時，孔子也常露出感慨與無奈。這個故事便是如此，孔子何嘗不知他身在亂世，又何嘗不知最超然、安全的作法是什麼？他說鳥獸不可與同群，並非不喜歡大自然或動物，而是一種感慨：我是人，（如果我有志於世）我只能和人在一起；若天下有道，我又怎麼會想改變世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