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反送中運動給台灣法律人的新課題
我前天去看了｢時代革命｣，香港反送中的紀錄片。
對我來說，2019年香港反送中的運動所帶來的思考上的困惑，到現在一直都沒有結束。而有些困惑是發生在法律議題上的。
2014年台灣發生太陽花，經過法院做了｢超越法規範、不成文阻卻違法事由的，法續造｣後，我們大概承認了一個以非暴力為原則的公民抗命的人民權利。但是看了香港的案例，我們可以不斷的去質疑這個以｢非暴力｣作為公民抗命的限制的理由到底是什麼。
因為沒人可以否認，事實上香港抗爭運動事後就是變得滿暴力的，在理工大學攻防戰時，拿弓箭射穿警察小腿、和朝警察丟汽油彈的行為被認為很平常，而這些行為最後，儘管未必得到香港社會的支持，但至少得到了輿論上的寬容，這可以從｢和勇一家｣、｢不割席｣的口號、以及最後香港立法院選舉的9比1的大勝結果可以看的出來。
這是很令人驚異的結果，尤其是在香港這個民風保守的地方，事實上，香港人對於和平應該非暴力的這個信念的傳統氛圍，還比台灣強的多，可以說，香港反送中運動毫無疑問搖了香港的政治文化。
香港反送中事件，丟回給香港社會，甚至丟回給台灣的議題是，如果非暴力的抗爭就是沒用，那到底堅持要以非暴力作為公民抗爭的合法理據何在?
我們看看以下這一小段，7/2，學生闖入立法院時，香港人對於暴力與非暴力之間的痛苦的掙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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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有示威者反擊自己，「我們200萬人出來遊行沒用，就算300萬人也不會有用，你告訴我，怎麼做才有用」。張超雄坦言，他當下真的「答不出來」，難以回應示威者的質問。他認為，這些人看著事件中陸續有參與者死去，才會做出如此行動，決定一起以死相搏。因此，當晚的行動並不是一種毀壞的行為，而是「集體自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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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些想法，但在這裡難以盡述，因為不成文法規範的續造是一個很複雜的議題（那要用一整篇論文去交代。）
但是，即使看起來非常簡單的法適用，也可能會受到香港反送中運動的動搖。
學生一看到警察就朝警察丟汽油彈，因為他辯稱，非常可以預料，那些拿著警棍逼近的警察一旦近身，就是要亂棍毆打抗爭者，甚至別說近身，在香港抗爭運動期間，警察共發射了1萬六千枚催淚瓦斯，這些應該都算是｢不法侵害了｣吧，那抗爭者到底可以｢正當防衛｣到什麼程度?
台灣刑法第23條教導我們，對於｢現在不法｣侵害，人民得予以必要的防衛，甚至當然可以用暴力去防衛，但是當不法攻擊來自於警察的時候，這條的適用就會顯得很爭議。
按照文義，你只能防衛｢現在｣的侵害，換句話說，不能防衛｢未來的｣、和｢過去的｣，但是在大規模的抗爭中，這個界線變得非常模糊，在一般狀況，你制服毆打你的人之後，你對不法攻擊者予以逮捕、然後侵害就｢過去了｣，你不可以再對對方施以暴力，你只能依刑訴第92條送交給警察，你不可以｢私了、私刑｣，因為審判和處罰是國家專屬的權限。
可是這個教誨對香港抗爭者顯然是很難堪的教誨，打你的人本人就是警察，你把他制伏了然後呢?送交給警察?開什麼玩笑，你要是送交給其他警察，被逮捕的就是你本人，不送交給警察?那你制服攻擊你的警察後，你到底要制服那個警察到什麼時候，侵害才算｢過去?｣
也就是說，儘管不談困難的法續造的問題，光是談刑法23條和刑訴92條，香港反送中事件都給我們帶來了一些衝擊和疑難。
台灣學者（林鈺雄）對類此問題的回答其實很....大意就是說如果事情發生到這種地步，本身就應該是｢成王敗寇｣的問題，勝者就是開國元勳，輸者淪為階下囚，在｢無法時代｣的｢政治時刻｣，法律問題沒啥好談的。
但其實不是，從歷史來看，即使政權輪替交接，法院仍然會穩固的發生作用，誠如那句諷刺的話｢法律人是改朝換的能手｣，我們很可以期待，法院和其所依據的法規範系統，會存活得比政權更久遠，當新政權、或舊政權，將其政治的失敗者送交給法院審判定罪的時候，所有審判者都要嚴肅地去思考，到底法律不得已介入政治領域當中（尤其是刑法）的時候，法律人該扮演的角色是什麼。
在結至2019年12月之前，香港因反送中被逮捕的人數，高達了八千多人。被以暴動罪定罪的上到60歲老人下到12歲兒童-我不懂香港法律，我不知道警方的逮捕到底是不是｢依法｣逮捕、法院的審判到底是不是｢依法｣審判。但是無疑問的是，刑法在這裡已經｢失能｣了，這種依法是｢無價值的｣。
作為法律人的法律工作，最後竟然成為可恥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