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机

王文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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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初的一个下午,我和丈夫准备出发去机场。丈夫检查了自己身上的物件后,随口问道:“东西都带齐了吗?”

我的头一直在钝痛,木然地问:“要带什么?”

他想了想,没说出什么。我们挽着胳膊走出门,向停车场走去。

同日上午我在Target商店的礼品区犹豫不决,买了两张主题为“In deepest sympathy”的素淡卡片。最终,我一个字也没写出来,只是在出门前把空白卡片和一支黑笔放进背包,像是带上护身符。

你该如何安抚失去年轻女儿的夫妻呢?

离家前半小时,我给小孩换上尿布,让他准备午睡。姑姑特意赶来帮我们照看孩子,让我们能够出门。孩子笑嘻嘻地看着我,眼睛明亮,装满星辰。我摸了摸他柔软的头发,想象看着他出生时啼哭,牙牙学语,蹒跚学步,到可以清晰地说出完整的句子,个头长得比我还高,可以读书、写字、奔跑、恋爱,又突然从生命中彻底消失。哪怕这样的动念,都令我眼泪盈眶。

丈夫开上高速,车载广播里放着学术会议。我打开手机看电子书,但并不能集中精力。地平线上浮着一层灰蒙蒙的烟雾,是前一阵加州山火和大城市的交通带来的污染。我生日那天,刚走到蛋糕店门外,就收到了朋友小珊病危的消息。三天后,她去世了,时年28岁。明天,小珊的父母要带着骨灰回国了,从附近的机场转机。我们去送别。

我有些紧张,不知道自己将会面临怎样的情境,也不确定自己会说什么,做什么。我只知道,去见小珊的父母是一种道义,是我们在面对她逝去时的无能为力后,唯一能为她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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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路上,当我回忆与小珊的相识时,意识到我们的有限谈话全部围绕着疾病。小珊原本是丈夫的同学。大学快要毕业的时候,她已经准备要出国读研,却突然查出重病,只能放弃一切,去大医院治疗。当时她的家人没有车,接送病人、领药都要来回跑,丈夫知道后就开车送他们,于是熟悉了起来。

我听到那时还是男友的丈夫打电话说起小珊,听到的几次都是她病危的消息。有天夜里情况危急,丈夫给我打电话,也有些哽咽。后来她接受放化疗,奇迹般地慢慢恢复了,我也遥遥地为她高兴。小珊出院后几个月,我们和她及她的男友一起吃饭,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小珊。

小珊个子不高,说话语速极快,机智幽默,时常说得我们大笑。她讲到自己化疗后特意选了好看的假发,很高兴自己的头发渐渐变长,就快用不着假发了。离开餐厅前,我们加了彼此的微信。此后几年,我们没有太多联系。丈夫先出国读书,我又接着来到美国。

我们再次联系,是我为一个在美国得病的中国姑娘转发求助。小珊看到帖子主动联系我,说她愿意为那个姑娘提供一些治疗和护理的信息。因为得病的姑娘是我同学的朋友,于是我要到了联系方式,介绍她们相识。那位生病的姑娘后来也恢复了,她们彼此的家人还时不时联系问候。

一年前的夏天,许久没有消息的小珊突然给我发信息,告诉我她的口腔溃疡许久未好,做活检时,医生发现了癌细胞。我心里顿时一沉,曾经的疾病已经摧毁过她身体的免疫功能一次,这次她还能如同上次般幸运吗?小珊不久后做了颈部手术,切除淋巴附近的肿瘤,不得不靠胃管摄入营养。她觉得脖子会留疤,用丝巾都挡不住,难过极了。当时我有些意外她会先想到伤疤的问题,安抚她先专心治疗,病好了总会有办法的。

如今再想到这个片段,我只觉得心碎。小珊第一次生病的时候刚过20岁不久,第二次遭遇癌症,不到30岁。她还那么年轻,想要的不只是存活下来,还想要漂漂亮亮地迎接未来许多年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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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小珊病危的那个傍晚,我在蛋糕店门外大哭。一周后,小珊的男友李杭告诉我她去世的消息时,我以为自己的情绪已经平息。然而当晚,我难以入睡,躺在床上时总是不停地想,小珊如何度过人生的最后一刻?她那么想要活着,该会多么绝望、恐惧。

因为已经很久没见过小珊,也没能参加她的葬礼,我很难对小珊的离世产生实感。我忍不住去翻她的朋友圈,想看看她曾经发过的文字和照片。然而她设定了三天可见,已经将近一年没更新状态,我只能看着她的头像发呆。我理解了几年前,朋友讲起自己母亲去世后,她想要大声对世界喊出母亲名字的欲望。我也在疯狂地搜寻小珊留下的只言片语,难以接受她就这么凭空消失。

几天后,我又一次点进小珊的朋友圈,发现她的状态全都开放了。犹豫再三,我给小珊的微信留言,感谢打开她朋友圈的家人,能够让记挂她的人还可以看到她留下的痕迹,希望他们能保重身体,也想告诉他们,还有其他人在想念着小珊。

半个月后,去洗衣房的路上,兜里手机一震,我收到了来自小珊账号的微信。看着那个沉寂许久的头像上冒出的红色提示,我急切地打开对话,是小珊母亲发来的信息。她告诉我,她在给小珊的手机充电,过几天要将小珊的骨灰带回国了,邀请我去她家做客。我请她加我的微信,想小珊的时候就跟我说说话,并约定了他们到达机场的宾馆后,我们前去拜访。

第二天起床后,我发现小珊的母亲在凌晨发来一条信息,诉说自己对小珊的思念。我查了查周围的寺庙,对丈夫说:“我们去寺院给小珊点一盏灯吧,这样她的家人可能会心里得到一些抚慰。”

因为疫情,许多寺院都不再对外开放。我们在第一家寺庙吃了闭门羹。我打电话给十迈外的一家寺院询问。确定他们允许访客后,丈夫开上高速。一路上,我们都沉默不语,只有小孩在叽叽喳喳挨个认外面飞速跑过的车。

二十分钟后,我们看到了那家繁华街道边的寺庙。长方形象牙色建筑,双层深黄琉璃瓦屋顶,门口两根白色支柱间置一黄铜大香炉,看着敦厚朴实。大殿外的白色铁门关着,丈夫绕到小巷里的后门开进了寺院。

停车场只有几辆车,一下车便听到诵经声。院落里大殿对面是一间长而扁的平房,写着“寺务所”。平房里的厨房敞着门,门口支着灰色遮阳棚和不锈钢台面。一位阿姨戴着两只粉色袖套,正在用菜刀切菠萝。

丈夫带着小孩在院子里四处看看,我径直走上大殿的台阶。侧门开着,门口提示要脱掉鞋子。我踩掉运动鞋,探头观望。殿内极为宽敞,两排长木桌、跪垫。桌上诵经架整齐放着早课要念的几本经书,用红色缎面的盖经布罩着。金色千手观音凝视远方,住持和几位师父在长桌右侧;住持诵经,一位师父埋头敲木鱼,另一位敲引磬。每个长桌只有两个位置,整个大殿不到十人。

我被肃穆的气氛所震慑,在门口徘徊好一阵也没敢进去,又穿鞋下了大殿。我走到粉色袖套的阿姨面前,请教她应该去哪里办理供奉事宜。阿姨告诉我进大殿就好,看我犹豫不决,她放下菜刀,去大殿叫师父出来。

我在殿外等待。几分钟后,一位褐衣师父快步走出,带我来到寺务处。平房内很简朴,有一座供了鲜花的佛龛,两排长柜,很小的储物间有放置佛教读物的书柜。师父告诉我,灯是点给生者的,给逝者要供奉牌位,他们下午就有一场超度,让我填一份信息单。他还向我展示了抽屉里一摞已经写好亡者信息的长方形杏黄色纸。原来最近离开的人这么多。

我握住师父递给我的黑色圆珠笔,开始填写单据。我需要写下往生者姓名及住址,阳上人姓名,即我的名字,以及我与往生者之间的关系。

不久前,我看到网友发帖,说自己许愿时都会对佛祖、菩萨默念自己的身份证号,还有人会把自己家的住址也默念一遍,生怕诸神找不到自己,愿望便无法实现。那时看到,我只是失笑,当作一则逸闻。然而,当我一笔一划写下小珊的名字,从通讯录里仔细抄下她的住址,写下“朋友”二字时,我突然感到手中笔的重量,生怕写错就无法将心意传达到另一个世界;在书写的过程中,我也仿佛在与小珊进行正式的道别。

我将供奉和单据交给师父,感谢他的帮助。他说:“我们下午两点就会做超度。你去殿里拜拜菩萨吧。”

拜过观音,我们离开寺院。我给小珊的妈妈发送信息,告诉她我们早上给小珊立了牌位。她表达了感激,告诉我,处在他们的境遇,很多人巴不得躲开他们,难得我们还在主动关心。几年前,一位文学教授在失去妻子后,也和我讲过相似的话。“妻子离开后,让我难以释怀的是,没有一位同事提起我的妻子,对我说哪怕一句‘节哀’。”

死亡作为所有人必经的终点,如同一个令人生畏的黑洞,而丧亲的人就在黑洞的周围徘徊。我想很多人并非不关心或麻木,只是我们的文化普遍排斥对死亡的教育,对哀痛的正视和相关的疏导,所以人们面对这样的场合,往往不知所措,选择了回避。

教授说:“哪怕一句问候,一两句关心,都会让丧亲的人感到好很多。”他的话我一直记得,虽然当我面对失去所爱的人们,仍然会感到无措和自身语言的苍白,但不再害怕给沉浸在痛苦中的人一个拥抱;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安抚,比想象的作用要大。

去寺院前,我原本只想要给小珊的家人带去一些慰藉;然而将写着小珊名字的单据交给师父时,我意识到自己也得到了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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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到达宾馆的楼下后,小珊的男友李杭来接我们。时隔近八年,我早已记不清李杭的模样,他走出宾馆大门时,我完全没认出来。

丈夫冲李杭招手:“我们在这里。”

李杭的语气平静轻快。他感谢我们特意跑过来一趟探望,说他将小珊父母明天送到机场后,再搭夜里的飞机回到东部,这样可以送他们到登机区,一直照顾到老人坐上飞机。

走进电梯,李杭说宾馆里还有一家人也在,是小珊住院期间认识的实习医生。那时小珊看病,护士不小心扯掉了她的胃管,他们都吓坏了。就在小珊最脆弱无助的时候,正好遇到一位年轻的亚裔女实习医生当班。医生同情小珊经受的痛苦,年迈的父母又在美国语言不通,于是让自己的妈妈多陪小珊的父母聊聊天。小珊葬礼时,这位女士和她的母亲也提供了许多帮助。

我们到了5层,到达小珊父母所住的房间。我有些紧张,下意识地屏住呼吸。

房间门打开了,李杭对里面说:“他们到了。”

小珊的父母起身来迎我们。小珊的父亲高大、苍白,有一双大眼睛,半弯下背与丈夫紧紧握手。小珊的母亲则自然地轻轻和我拥抱,带着我向屋内走。一见到她的面容,我不由轻声说:“阿姨,好久不见。”说完马上意识到,我们原本是初次见面。小珊和她的面容轮廓如此相似,都是单眼皮、宽颧骨、尖下巴,我仿佛看到了小珊未能到达的年岁会是何种模样。

房间门口放着一串大大小小的行李箱,有几个箱子上贴满了可爱的动物贴画,一眼便知是小珊的风格。那是她在东部几年生活留下的物品。桌子上放着一只大纸袋,陈放着骨灰盒。

小珊母亲谢谢我们能过来,接着介绍我们与女医生和她的母亲认识。医生一头浓密长发披散,因为戴着口罩,只能看到睫毛细密、含笑的眼睛。她冲我们打招呼,声音甜蜜柔软。医生的母亲及肩短发,清瘦和蔼,我们简单问起彼此的住处,发现距离不远。我们到后不久,医生和母亲便打算道别,小珊妈妈热切地让我们给他们合影。随后,医生也给我们和小珊父母合照留念。背对着宾馆外的停车楼,我们戴着口罩的半张脸上露出笑容,又都感到此情此景有几分奇怪,热闹地像宴席将散,欢笑中暗涌荒凉。

送医生一家离开后,小珊父亲和丈夫谈话,她的母亲则坐到我身边。“你昨天告诉我给小珊立了牌位的时候,我真的很感动。我女儿这一辈子,没享过什么福气。我到最后总觉得她还能醒过来,没想到这么快就走了。”

她讲到小珊一年多都插着胃管,没有吃上一口饭。小珊戴着胃管难以说话,疫情期间医院又不允许太多人探望,小珊的父母也只在她病危时才获准探望。平时,他们就靠发微信交流。

“我知道她心里最放不下的就是阿杭,我们父母都是排在后面的。我也恋爱过,我懂得的。我问她,要不要在病房里给你们办个婚礼?她只说,没所谓了,没所谓了。他们在一起九年也没有结果,想起来我就难过啊。”

“她说,妈妈,我不想死在美国,我想见哥哥。”

“最后见她的时候,她抱着我的头,轻轻梳着我的头发,告诉我,‘妈妈,女儿不孝。’如果知道那就是最后一面,我真想好好的抱抱她。”小珊的母亲哭了起来,我头一次知道小珊最后经历的一切,知道她的不甘心,能做的也只是和她的妈妈一起哭泣。

李杭坐在角落的椅子上,低着头看手机。他和小珊一样,要强,不愿在外人面前流露脆弱;更重要的是,他还要照顾小珊的父母,不能在他们面前崩溃。

当我们问起他回到东部的安排时,他说:“我们原本有好多计划。她先工作,我毕业后再找工作,尽可能留在这里,结婚...现在她一走,留不留下来不重要了,我真的没有压力了。”他向后一靠,又说道:“她真的赶上了所有最差的情况。医生说99%的口腔癌都能治愈,她是那1%。医生说20%的人会转移到肺部,她转移到了肺部。因为曾经的化疗,对别人有用的药对她都没用。最后我们找到一种有些效果的药,但也只短暂地起了一点作用。”

我们断断续续地聊天,断断续续地哭。小珊母亲告诉我,小珊离开后,她只梦到女儿一次。梦里,小珊第一次出现,穿着病号服走来;第二次,她穿了一身红裙;第三次,她变成了一个小女孩。小珊母亲醒来时去看时间,几分几秒记得清楚,是入殓师为小珊整理遗容的时候,也许小珊是来与她告别。

我们相对流泪,小珊的父亲只是叹气,递给我们纸巾。只有讲到大儿子家的小孙子时,小珊父母的脸上才露出些许笑意。

我们临走前,小珊的母亲劝我们再忙也不要透支身体。我们约定要保持联系,从此就如同彼此的家人。讲到这些年的生离死别时,她陷入思绪,突然说道:“2035年就是我们国家实现伟大蓝图的时候,我就在想,那个时候,还谁会记得我的女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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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珊父母和李杭送我们到电梯,我拥抱小珊母亲,丈夫与李杭和小珊父亲再次握手,叮嘱他们保重。

我们上了车,给姑姑发信息说我们在回家路上。姑姑发来两条语音,是小孩说的:“磨蹭!啊呀呀呀。”我们笑起来,方才浓重的伤感被旺盛的新生命冲淡些许。

我看着外面的夜色飞速向后,想到多年前因为看到丈夫对小珊一家的帮助,让我心里认定他是一个可靠的人。看到前来探望的医生时,我感到小珊虽然走了,但让许多人因她而联系在了一起。也许冥冥之中的确存在灵魂,是她在牵引我们相识。

我想到小珊妈妈说起她无果的恋情,她离开时的不甘心。曾经我和丈夫都以为她早就和李杭结婚了,然而小珊想必有自己的心事。她那么要强,之前治病家里欠下钱,她觉得都是自己的错。后来几年她出了国,毕业后在大城市找到一份实习。她的专业并不容易找工作,不知道她背后付出了多少努力。生病之初,她不愿意去看,也是不想再花钱,以为撑过去就好了。她大概一直认为自己是家人和爱人的负担,想要找到工作稳定下来后,再嫁给李杭,这样便不会有外人认为她依靠男友。她几次被命运打倒,又默不作声地站起来,鲜少对他人抱怨自己的苦。然而命运从未多给她一些怜悯。我在夜色里想要相信灵魂,相信神明,又无法原谅如此不公的安排。

我们快要到家时,姑姑发来微信,叮嘱我们上楼前一定告诉她。小孩等了好久,心心念念要藏起来吓唬我们。我走下车,发信告诉姑姑可以让小孩躲猫猫了。

我和丈夫缓慢又用力地踩着步子上楼,打开公寓的门。屋子里明亮、温暖、安静,藏着我们的孩子。一小时路程外昏暗的宾馆里,有人失去了一个孩子。我仿佛做了一场长梦。未知的命运在我们前方蛰伏,生者唯一的路只是向前,接受命运所给的一切。

我放下背包,在心里轻轻地对小珊说,我不会忘记你。

CC BY-NC-ND 2.0 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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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非一个写作者。关注女性权益、审查制度和各类社会议题。Creative writing in fiction tr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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