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丝迷信

刚有小孩后，我自发又固执地遵守着一些奇怪的小迷信，比如小说里绝不写和他年龄相似、比他年长的儿童受伤或死亡的情节，直到他已经过了某个年纪，我才放下心来，动笔写完了那篇故事。比如，当家翁在群里说，等我们回国的时候，带一撮小孩的头发给他们留念时，我心里第一个反应是：多不安全啊，万一落在坏人手里怎么办？

我脑中闪过古装电视剧里嫔妃争宠，一个偷捡了另一个的头发放进人偶里诅咒的情节；想起《僵尸至尊》里石少坚偷偷拔了一根富家千金的头发作法，用魂魄潜入她的房间想要意图不轨；印尼电影《恶魔的请柬》里，男子与女巫交换头发，献祭了妻子的生命来获得财富。有了孩子之后，生活中似乎充满了潜在的危险、隐喻与征兆，我谨小慎微，生怕错过蛛丝马迹，由此带来某些不可承受的后果。

在儒家文化辐射圈中，头发被视为人身体的重要部分，发亦同本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有所毁伤，孝之始也”。头发是头部的延伸，因此发型发饰格外被重视，是人的身份、尊严、地位的象征。《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中，裴松之注引《曹瞒传》时记载，曹操带士卒经过麦地，告诫士兵不可损害麦田，违者死，不料曹操的马受惊，踏入麦地，但又因他的主帅身份不可自杀，于是以剑断发，割发代首。从夏商周至东汉，剃去头发的髡刑便作为一种古老的羞辱手段流传下来。

这种“发同本人”的理念，在东南亚恐怖片中，也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在恐怖片陪伴下成长的我，虽然几乎不在日常生活中践行任何传统习俗，但仍不免对头发怀有一些剪不断理还乱的情结。

大概从有记忆起，我就常和父亲一起看从音像店租来的录像带。我还记得从家里出来右转，穿过狭长胡同，上坡，一直向前走，就会到达胡同里一个不起眼的小店，店里放满了各种花花绿绿封面的录像带。在我动荡而不快乐的童年里，那些电影带着我去了无数奇诡的世界——那些世界原本不该触及到我。高中和同桌聊起我看过的鬼片时，他说自己父母从不让自己看动作片、恐怖片，担心给他留下心理阴影，我后知后觉意识到自己早早看过了太多少儿不宜或限制级的电影，走在了成为变态的快速通道上。

在香港鬼片里，善恶有报、邪不压正，我总是在惊吓之余知道鬼终究会被收服，恶人会得到报应；然而1998年，还是小学生的我第一次看到《午夜凶铃》时，那种安全感被打破了。当录影带播放结束后，贞子披散凌乱长发从电视机中爬出来，看着录像带的我与鬼的距离感被抹去了。诅咒会杀死任何一个遇到的人，不讲道理，不会停止。那更像是真实世界里不幸降临的方式。

头发是东南亚恐怖片里不可或缺的道具。它或是装扮着女鬼的面容，让她的面容在突然显现时更加惊悚，或是作为不祥事件发生的前兆，甚至具有生命。1999年港片《山村老尸》里楚人美扭曲的身体，配上一头光滑的黑长直，长留我们这代人的记忆中；2002年韩国电影《鬼铃》中水龙头流出一团头发，插座里冒出的发丝最终指向了墙壁中封存的尸体；2005年韩国鬼片《假发》里，尸体的头发被剪下来做成假发，假发继承了主人的情感与记忆，有了自己的生命；2007年日本鬼片《美发尸》（又称《恐怖爆发》）里被杀害的女子尸体上疯狂长出长发，她的头发被剪去做成假发后不断杀人，在头发被剪断时还流出了血。

 在恐怖片里，女鬼总是比男鬼要多，也要更加恐怖，而常被视为女性特征的长长发丝几乎是女鬼的标配。可是，我们为什么那么害怕女鬼呢？当我长大后再去检审那些影片中女鬼的遭遇，每一个让女人变成女鬼的情节都在现实生活不断上演：她们被男人抛弃、欺骗、强暴、辜负、杀害、失去孩子，怨气与痛苦无法平息，没有出路。我为什么要怕她们呢？在一个不幸降临的时刻，也许我也会是一个无从伸冤的女鬼。女鬼之所以恐怖，就在于那起因太过真实普遍，而现实里忍气吞声、遭遇践踏的女性，一旦爆发出强大的复仇力量，直指伤害她们的人与环境时，便不免被污名化为恐怖的代表——不是女巫，就是女鬼。

当我不再害怕“鬼”之后，鬼片从我的生活中渐渐远去。然而即使我已不再恐惧女鬼，头发那种在人死之后可长久留存的特性，仍使它在众多身体部件中显得有些特别。第一次看到“头发饰品”的照片时，我不禁下意识想：这样的首饰我大概既不敢戴，也不敢收藏（然而真的想买也肯定买不起）。维多利亚时期，人们盛行以头发作为饰物：丈夫戴着妻子头发做成的表链；死者的头发被做成戒指、胸针被佩戴于哀悼者的身上；女士们的纪念簿里贴着朋友们剪下的一撮撮头发；爱人们将头发交织在一起做成配饰。那些首饰穿越百年，至今依旧保存良好，证明着逝去者生命的痕迹。其实那与现代人将逝者骨灰烧成钻石佩戴又有什么本质差别呢？为什么一个让我有些敬而远之，另一个就好像更能接受呢？说到底，一个人恐惧什么，大概总有些不由自己的因素吧。

最终，我还是在给孩子理发时，留下一撮头发，用纸巾包好又放进保鲜袋里，告诉丈夫可以带给家翁。然而我们坐飞机回国前匆匆忙忙，丈夫还是忘记了带上头发。于是三年后，那撮细细黑发仍躺在抽屉里，在我偶尔翻到时，提醒着我自己内心深处长存的爱与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