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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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初的一个下午，我和丈夫准备出发去机场。丈夫检查了自己身上的物件后，随口问道：“东西都带齐了吗？”

我的头一直在钝痛，木然地问：“要带什么？”

他想了想，没说出什么。我们挽着胳膊走出门，向停车场走去。

同日上午我在Target商店的礼品区犹豫不决，买了两张主题为“In deepest sympathy”的素淡卡片。最终，我一个字也没写出来，只是在出门前把空白卡片和一支黑笔放进背包，像是带上护身符。

你该如何安抚失去年轻女儿的夫妻呢？

离家前半小时，我给小孩换上尿布，让他准备午睡。姑姑特意赶来帮我们照看孩子，让我们能够出门。孩子笑嘻嘻地看着我，眼睛明亮，装满星辰。我摸了摸他柔软的头发，想象看着他出生时啼哭，牙牙学语，蹒跚学步，到可以清晰地说出完整的句子，个头长得比我还高，可以读书、写字、奔跑、恋爱，又突然从生命中彻底消失。哪怕这样的动念，都令我眼泪盈眶。

丈夫开上高速，车载广播里放着学术会议。我打开手机看电子书，但并不能集中精力。地平线上浮着一层灰蒙蒙的烟雾，是前一阵加州山火和大城市的交通带来的污染。我生日那天，刚走到蛋糕店门外，就收到了朋友小珊病危的消息。三天后，她去世了，时年28岁。明天，小珊的父母要带着骨灰回国了，从附近的机场转机。我们去送别。

我有些紧张，不知道自己将会面临怎样的情境，也不确定自己会说什么，做什么。我只知道，去见小珊的父母是一种道义，是我们在面对她逝去时的无能为力后，唯一能为她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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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路上，当我回忆与小珊的相识时，意识到我们的有限谈话全部围绕着疾病。小珊原本是丈夫的同学。大学快要毕业的时候，她已经准备要出国读研，却突然查出重病，只能放弃一切，去大医院治疗。当时她的家人没有车，接送病人、领药都要来回跑，丈夫知道后就开车送他们，于是熟悉了起来。

我听到那时还是男友的丈夫打电话说起小珊，听到的几次都是她病危的消息。有天夜里情况危急，丈夫给我打电话，也有些哽咽。后来她接受放化疗，奇迹般地慢慢恢复了，我也遥遥地为她高兴。小珊出院后几个月，我们和她及她的男友一起吃饭，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小珊。

小珊个子不高，说话语速极快，机智幽默，时常说得我们大笑。她讲到自己化疗后特意选了好看的假发，很高兴自己的头发渐渐变长，就快用不着假发了。离开餐厅前，我们加了彼此的微信。此后几年，我们没有太多联系。丈夫先出国读书，我又接着来到美国。

我们再次联系，是我为一个在美国得病的中国姑娘转发求助。小珊看到帖子主动联系我，说她愿意为那个姑娘提供一些治疗和护理的信息。因为得病的姑娘是我同学的朋友，于是我要到了联系方式，介绍她们相识。那位生病的姑娘后来也恢复了，她们彼此的家人还时不时联系问候。

一年前的夏天，许久没有消息的小珊突然给我发信息，告诉我她的口腔溃疡许久未好，做活检时，医生发现了癌细胞。我心里顿时一沉，曾经的疾病已经摧毁过她身体的免疫功能一次，这次她还能如同上次般幸运吗？小珊不久后做了颈部手术，切除淋巴附近的肿瘤，不得不靠胃管摄入营养。她觉得脖子会留疤，用丝巾都挡不住，难过极了。当时我有些意外她会先想到伤疤的问题，安抚她先专心治疗，病好了总会有办法的。

如今再想到这个片段，我只觉得心碎。小珊第一次生病的时候刚过20岁不久，第二次遭遇癌症，不到30岁。她还那么年轻，想要的不只是存活下来，还想要漂漂亮亮地迎接未来许多年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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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小珊病危的那个傍晚，我在蛋糕店门外大哭。一周后，小珊的男友李杭告诉我她去世的消息时，我以为自己的情绪已经平息。然而当晚，我难以入睡，躺在床上时总是不停地想，小珊如何度过人生的最后一刻？她那么想要活着，该会多么绝望、恐惧。

因为已经很久没见过小珊，也没能参加她的葬礼，我很难对小珊的离世产生实感。我忍不住去翻她的朋友圈，想看看她曾经发过的文字和照片。然而她设定了三天可见，已经将近一年没更新状态，我只能看着她的头像发呆。我理解了几年前，朋友讲起自己母亲去世后，她想要大声对世界喊出母亲名字的欲望。我也在疯狂地搜寻小珊留下的只言片语，难以接受她就这么凭空消失。

几天后，我又一次点进小珊的朋友圈，发现她的状态全都开放了。犹豫再三，我给小珊的微信留言，感谢打开她朋友圈的家人，能够让记挂她的人还可以看到她留下的痕迹，希望他们能保重身体，也想告诉他们，还有其他人在想念着小珊。

半个月后，去洗衣房的路上，兜里手机一震，我收到了来自小珊账号的微信。看着那个沉寂许久的头像上冒出的红色提示，我急切地打开对话，是小珊母亲发来的信息。她告诉我，她在给小珊的手机充电，过几天要将小珊的骨灰带回国了，邀请我去她家做客。我请她加我的微信，想小珊的时候就跟我说说话，并约定了他们到达机场的宾馆后，我们前去拜访。

第二天起床后，我发现小珊的母亲在凌晨发来一条信息，诉说自己对小珊的思念。我查了查周围的寺庙，对丈夫说：“我们去寺院给小珊点一盏灯吧，这样她的家人可能会心里得到一些抚慰。”

因为疫情，许多寺院都不再对外开放。我们在第一家寺庙吃了闭门羹。我打电话给十迈外的一家寺院询问。确定他们允许访客后，丈夫开上高速。一路上，我们都沉默不语，只有小孩在叽叽喳喳挨个认外面飞速跑过的车。

二十分钟后，我们看到了那家繁华街道边的寺庙。长方形象牙色建筑，双层深黄琉璃瓦屋顶，门口两根白色支柱间置一黄铜大香炉，看着敦厚朴实。大殿外的白色铁门关着，丈夫绕到小巷里的后门开进了寺院。

停车场只有几辆车，一下车便听到诵经声。院落里大殿对面是一间长而扁的平房，写着“寺务所”。平房里的厨房敞着门，门口支着灰色遮阳棚和不锈钢台面。一位阿姨戴着两只粉色袖套，正在用菜刀切菠萝。

丈夫带着小孩在院子里四处看看，我径直走上大殿的台阶。侧门开着，门口提示要脱掉鞋子。我踩掉运动鞋，探头观望。殿内极为宽敞，两排长木桌、跪垫。桌上诵经架整齐放着早课要念的几本经书，用红色缎面的盖经布罩着。金色千手观音凝视远方，住持和几位师父在长桌右侧；住持诵经，一位师父埋头敲木鱼，另一位敲引磬。每个长桌只有两个位置，整个大殿不到十人。

我被肃穆的气氛所震慑，在门口徘徊好一阵也没敢进去，又穿鞋下了大殿。我走到粉色袖套的阿姨面前，请教她应该去哪里办理供奉事宜。阿姨告诉我进大殿就好，看我犹豫不决，她放下菜刀，去大殿叫师父出来。

我在殿外等待。几分钟后，一位褐衣师父快步走出，带我来到寺务处。平房内很简朴，有一座供了鲜花的佛龛，两排长柜，很小的储物间有放置佛教读物的书柜。师父告诉我，灯是点给生者的，给逝者要供奉牌位，他们下午就有一场超度，让我填一份信息单。他还向我展示了抽屉里一摞已经写好亡者信息的长方形杏黄色纸。原来最近离开的人这么多。

我握住师父递给我的黑色圆珠笔，开始填写单据。我需要写下往生者姓名及住址，阳上人姓名，即我的名字，以及我与往生者之间的关系。

不久前，我看到网友发帖，说自己许愿时都会对佛祖、菩萨默念自己的身份证号，还有人会把自己家的住址也默念一遍，生怕诸神找不到自己，愿望便无法实现。那时看到，我只是失笑，当作一则逸闻。然而，当我一笔一划写下小珊的名字，从通讯录里仔细抄下她的住址，写下“朋友”二字时，我突然感到手中笔的重量，生怕写错就无法将心意传达到另一个世界；在书写的过程中，我也仿佛在与小珊进行正式的道别。

我将供奉和单据交给师父，感谢他的帮助。他说：“我们下午两点就会做超度。你去殿里拜拜菩萨吧。”

拜过观音，我们离开寺院。我给小珊的妈妈发送信息，告诉她我们早上给小珊立了牌位。她表达了感激，告诉我，处在他们的境遇，很多人巴不得躲开他们，难得我们还在主动关心。几年前，一位文学教授在失去妻子后，也和我讲过相似的话。“妻子离开后，让我难以释怀的是，没有一位同事提起我的妻子，对我说哪怕一句‘节哀’。”

死亡作为所有人必经的终点，如同一个令人生畏的黑洞，而丧亲的人就在黑洞的周围徘徊。我想很多人并非不关心或麻木，只是我们的文化普遍排斥对死亡的教育，对哀痛的正视和相关的疏导，所以人们面对这样的场合，往往不知所措，选择了回避。

教授说：“哪怕一句问候，一两句关心，都会让丧亲的人感到好很多。”他的话我一直记得，虽然当我面对失去所爱的人们，仍然会感到无措和自身语言的苍白，但不再害怕给沉浸在痛苦中的人一个拥抱；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安抚，比想象的作用要大。

去寺院前，我原本只想要给小珊的家人带去一些慰藉；然而将写着小珊名字的单据交给师父时，我意识到自己也得到了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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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到达宾馆的楼下后，小珊的男友李杭来接我们。时隔近八年，我早已记不清李杭的模样，他走出宾馆大门时，我完全没认出来。

丈夫冲李杭招手：“我们在这里。”

李杭的语气平静轻快。他感谢我们特意跑过来一趟探望，说他将小珊父母明天送到机场后，再搭夜里的飞机回到东部，这样可以送他们到登机区，一直照顾到老人坐上飞机。

走进电梯，李杭说宾馆里还有一家人也在，是小珊住院期间认识的实习医生。那时小珊看病，护士不小心扯掉了她的胃管，他们都吓坏了。就在小珊最脆弱无助的时候，正好遇到一位年轻的亚裔女实习医生当班。医生同情小珊经受的痛苦，年迈的父母又在美国语言不通，于是让自己的妈妈多陪小珊的父母聊聊天。小珊葬礼时，这位女士和她的母亲也提供了许多帮助。

我们到了5层，到达小珊父母所住的房间。我有些紧张，下意识地屏住呼吸。

房间门打开了，李杭对里面说：“他们到了。”

小珊的父母起身来迎我们。小珊的父亲高大、苍白，有一双大眼睛，半弯下背与丈夫紧紧握手。小珊的母亲则自然地轻轻和我拥抱，带着我向屋内走。一见到她的面容，我不由轻声说：“阿姨，好久不见。”说完马上意识到，我们原本是初次见面。小珊和她的面容轮廓如此相似，都是单眼皮、宽颧骨、尖下巴，我仿佛看到了小珊未能到达的年岁会是何种模样。

房间门口放着一串大大小小的行李箱，有几个箱子上贴满了可爱的动物贴画，一眼便知是小珊的风格。那是她在东部几年生活留下的物品。桌子上放着一只大纸袋，陈放着骨灰盒。

小珊母亲谢谢我们能过来，接着介绍我们与女医生和她的母亲认识。医生一头浓密长发披散，因为戴着口罩，只能看到睫毛细密、含笑的眼睛。她冲我们打招呼，声音甜蜜柔软。医生的母亲及肩短发，清瘦和蔼，我们简单问起彼此的住处，发现距离不远。我们到后不久，医生和母亲便打算道别，小珊妈妈热切地让我们给他们合影。随后，医生也给我们和小珊父母合照留念。背对着宾馆外的停车楼，我们戴着口罩的半张脸上露出笑容，又都感到此情此景有几分奇怪，热闹地像宴席将散，欢笑中暗涌荒凉。

送医生一家离开后，小珊父亲和丈夫谈话，她的母亲则坐到我身边。“你昨天告诉我给小珊立了牌位的时候，我真的很感动。我女儿这一辈子，没享过什么福气。我到最后总觉得她还能醒过来，没想到这么快就走了。”

她讲到小珊一年多都插着胃管，没有吃上一口饭。小珊戴着胃管难以说话，疫情期间医院又不允许太多人探望，小珊的父母也只在她病危时才获准探望。平时，他们就靠发微信交流。

“我知道她心里最放不下的就是阿杭，我们父母都是排在后面的。我也恋爱过，我懂得的。我问她，要不要在病房里给你们办个婚礼？她只说，没所谓了，没所谓了。他们在一起九年也没有结果，想起来我就难过啊。”

“她说，妈妈，我不想死在美国，我想见哥哥。”

“最后见她的时候，她抱着我的头，轻轻梳着我的头发，告诉我，‘妈妈，女儿不孝。’如果知道那就是最后一面，我真想好好的抱抱她。”小珊的母亲哭了起来，我头一次知道小珊最后经历的一切，知道她的不甘心，能做的也只是和她的妈妈一起哭泣。

李杭坐在角落的椅子上，低着头看手机。他和小珊一样，要强，不愿在外人面前流露脆弱；更重要的是，他还要照顾小珊的父母，不能在他们面前崩溃。

当我们问起他回到东部的安排时，他说：“我们原本有好多计划。她先工作，我毕业后再找工作，尽可能留在这里，结婚...现在她一走，留不留下来不重要了，我真的没有压力了。”他向后一靠，又说道：“她真的赶上了所有最差的情况。医生说99%的口腔癌都能治愈，她是那1%。医生说20%的人会转移到肺部，她转移到了肺部。因为曾经的化疗，对别人有用的药对她都没用。最后我们找到一种有些效果的药，但也只短暂地起了一点作用。”

我们断断续续地聊天，断断续续地哭。小珊母亲告诉我，小珊离开后，她只梦到女儿一次。梦里，小珊第一次出现，穿着病号服走来；第二次，她穿了一身红裙；第三次，她变成了一个小女孩。小珊母亲醒来时去看时间，几分几秒记得清楚，是入殓师为小珊整理遗容的时候，也许小珊是来与她告别。

我们相对流泪，小珊的父亲只是叹气，递给我们纸巾。只有讲到大儿子家的小孙子时，小珊父母的脸上才露出些许笑意。

我们临走前，小珊的母亲劝我们再忙也不要透支身体。我们约定要保持联系，从此就如同彼此的家人。讲到这些年的生离死别时，她陷入思绪，突然说道：“2035年就是我们国家实现伟大蓝图的时候，我就在想，那个时候，还谁会记得我的女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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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珊父母和李杭送我们到电梯，我拥抱小珊母亲，丈夫与李杭和小珊父亲再次握手，叮嘱他们保重。

我们上了车，给姑姑发信息说我们在回家路上。姑姑发来两条语音，是小孩说的：“磨蹭！啊呀呀呀。”我们笑起来，方才浓重的伤感被旺盛的新生命冲淡些许。

我看着外面的夜色飞速向后，想到多年前因为看到丈夫对小珊一家的帮助，让我心里认定他是一个可靠的人。看到前来探望的医生时，我感到小珊虽然走了，但让许多人因她而联系在了一起。也许冥冥之中的确存在灵魂，是她在牵引我们相识。

我想到小珊妈妈说起她无果的恋情，她离开时的不甘心。曾经我和丈夫都以为她早就和李杭结婚了，然而小珊想必有自己的心事。她那么要强，之前治病家里欠下钱，她觉得都是自己的错。后来几年她出了国，毕业后在大城市找到一份实习。她的专业并不容易找工作，不知道她背后付出了多少努力。生病之初，她不愿意去看，也是不想再花钱，以为撑过去就好了。她大概一直认为自己是家人和爱人的负担，想要找到工作稳定下来后，再嫁给李杭，这样便不会有外人认为她依靠男友。她几次被命运打倒，又默不作声地站起来，鲜少对他人抱怨自己的苦。然而命运从未多给她一些怜悯。我在夜色里想要相信灵魂，相信神明，又无法原谅如此不公的安排。

我们快要到家时，姑姑发来微信，叮嘱我们上楼前一定告诉她。小孩等了好久，心心念念要藏起来吓唬我们。我走下车，发信告诉姑姑可以让小孩躲猫猫了。

我和丈夫缓慢又用力地踩着步子上楼，打开公寓的门。屋子里明亮、温暖、安静，藏着我们的孩子。一小时路程外昏暗的宾馆里，有人失去了一个孩子。我仿佛做了一场长梦。未知的命运在我们前方蛰伏，生者唯一的路只是向前，接受命运所给的一切。

我放下背包，在心里轻轻地对小珊说，我不会忘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