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克主义》：失落之章

译者按：2022年11月27日，在中国“白纸革命”如火如荼时，加拿大知名左翼活动家、作家Naomi Klein发表了如下的一条tweet对这一运动表示支持：

https://twitter.com/NaomiAKlein/status/1597031560922140673

“中国去中心化的、反对专制统治的人民起义终于到来了。国际左派应明确地与他们站在一起。”

不幸的是，这一条tweet引发了很多所谓“左翼人士”的失望和愤怒。这些现代CCP的辩护者指责她向西方帝国主义投降，是“为资产阶级反革命运动欢呼”，“支持境外势力搞乱中国”，等等。（真是令人绝望！）

译者在这条thread里对他们的言论进行了反驳：

https://twitter.com/Nineteeneightyn/status/1597364221813358592

在这条thread的最后，译者提到了Klein所著的《休克主义》在中国出版时受到的审查。后来译者仔细对比了英文原版和中文译版，才发现该书受到的审查并非仅限于第九章：该书其他部分中大部分对中国的提及也被删去，仅保留了两处作为统计数据的地方和第十四章的“雅虎(Yahoo！)跟中国政府合作，锁定异议分子的位置”。（至于后者的保留到底是审查人员的疏忽还是有意为之，译者不得而知。）

不过，这些不是本文的重点；本文的目的是将《休克主义》一书中第九章被删去的、关于1989年发生在中国的民主运动以及随后镇压的一节由英文原文翻译成中文。这既是为了启发广大中文用户对那段被审查的历史的认知和思考，也是为了纪念“六四”。

或者可以说，本文算是译者给CCP的“六四”献礼。

第九章 捍拒历史：波兰危机与团结工会

【本章原题《捍拒历史——波兰危机与中国大屠杀》，简体版中有删节】

我们决不能因噎废食。

——官方报纸《人民日报》论天安门大屠杀后继续自由市场改革的必要

天安门广场的休克

福山大胆的宣称很快在一些地方碰了一鼻子灰，而其中的一个地方就是中国。1989年2月，福山发表了他的演讲；两个月后，北京爆发了一场民主运动，示威者们在天安门广场上进行大规模示威和静坐。福山声称民主改革和“自由市场改革”是相辅相成且无法分开的，然而中国政府却分开了它们：政府坚决去除对薪资和物价的管制，扩大市场规模——但也坚决抗拒要求选举和公民自由的呼吁。另一方面，示威者们要求民主，但许多人反对政府走向无管制的资本主义，而西方媒体对运动的报道大多忽视了这一点。在中国，民主和芝加哥经济学派并非手挽手并进，而是对峙于环绕天安门广场的防御工事的两侧。

20世纪80年代早期，当时由邓小平领导的中国政府下心思要避免重蹈波兰的覆辙：波兰工人在获得准许后组建了一个独立运动，挑战了党对权力的垄断。这并不是说中国的领导人们致力于保护作为共产主义国家基石一部分的国营工厂和农村公社。事实上，邓小平极其热衷于向企业经济转向：1980年，他的政府邀请米尔顿·弗里德曼访问中国，教授数百名高级公务员、教授和党的经济学家自由市场理论基础。“他们都是受邀请的贵客，需要出示邀请票才能入场，”弗里德曼回忆他在北京和上海的听众时这么说。他传达的主要讯息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老百姓过得比共产主义国家的老百姓好”。弗里德曼以香港作为正面例子；他一直以来赞美这片纯粹资本主义地带的“充满活力、创新的特质”，而这又是拜“个人自由、自由贸易、低税率和最小的政府干预”所赐。他说，尽管香港没有民主，但其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更少，因此它比美国更自由。

在弗里德曼对自由的定义中，相比于不受管制的商业自由，政治自由只是附属品，甚至毫无必要，而这与中国政治局里逐渐成形的愿景不谋而合。党想一边对私有制和消费主义放开经济，一边维护对权力的垄断——这一计划保证，国家财产甫一拍卖完毕，党的官僚及其亲属就能以最划算的价格拿下它们，最先获得最多的利益。在这一版本的“转型”中，共产主义制度的掌权者会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继续掌权，但生活条件会好上不少。中国政府想模仿的典范不是美国，而是一种更接近于皮诺切特统治下的智利的制度：自由市场与铁拳镇压下的威权政治控制的结合。

邓一开始就明确地知道，镇压会是很残忍的。在毛泽东时代，中国政府对民众实施残酷的控制，清洗政敌，并把异议者送去接受再教育。但毛的镇压是以工人的名义对资产阶级进行的；现在党却要发动对自己的反革命，要求工人放弃他们的许多福利和保障，以便少数人获得巨额利润。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因此，邓小平在推动国家对外国投资开放，削减工人保障的同时，于1983年命令创立了一支4万多人的流动防暴队：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负责镇压一切“经济犯罪”（例如罢工和示威）的迹象。中国历史学家莫里斯·迈斯纳（Maurice Meisner）指出，“武警部队的武器包括美国的直升机和刺牛棒。”以及“几个小组曾被派遣到波兰进行防暴训练”——他们在那里学习波兰戒严时期用于对付团结工会的策略。

邓的许多改革都很成功并大受欢迎——农民有了更多的自主权，城市中又有了商业活动。但80年代晚期，邓开始引入一些民众——尤其是城市工人——深恶痛绝的政策：取消价格管制，导致物价暴涨；取消工作保障，造成了一波又一波的失业潮；新中国的赢家和输家之间逐渐出现了严重的不平等。1988年，党已经面临强烈的民意反弹，并被迫取消了部分放松价格管制的措施。民众也对党的肆意腐败和任人唯亲感到愤怒。许多中国民众都想扩大市场自由，但“改革”越来越像是党的官员摇身一变成为商业大亨的幌子，许多官员都非法占据了他们之前作为官僚管理的资产。

自由市场实验岌岌可危，米尔顿·弗里德曼再次被邀请访问中国——正如1975年智利的自由市场实验引发内乱时，芝加哥男孩和食人鱼请求弗里德曼的帮助一般。世界资本主义大师的高调访问正是中国的“改革者们”所需的强心剂。

在官方媒体的注视下，弗里德曼与共产党总书记赵紫阳和时任上海党委书记，后来的国家主席江泽民会谈了两个小时。弗里德曼给江的建议与他在智利项目处于危机时给皮诺切特的建议如出一辙：不能再犹豫了，一定要出重拳。“我强调了私有化、自由市场和立即自由化的重要性，”弗里德曼回忆道。他在一份给共产党总书记的备忘录里强调，他们需要的是更多的休克疗法，而不是更少。“中国的初步改革十分成功。中国若能进一步依赖自由私有市场，就能取得更大的进步。”

弗里德曼在回到美国后不久，回忆起了他因为给皮诺切特出谋划策而招致的强烈批评，便“出于纯粹的邪恶”给一家学生报纸的编辑写了封信，谴责他的批评者的双重标准。他解释说他刚刚在中国待了十二天，他在那里“大多数时候是政府机构的客人，”并与最高级的共产党官员会谈。然而，弗里德曼指出，然而这些会谈却没有引发美国大学生对他的人权谴责。“顺便说一下，我给智利和中国的建议完全一样。”他在结尾讽刺地问道，“我要不要准备迎接一波雪崩般的抗议，就因为我愿意给一个如此邪恶的政府当参谋呢？”

几个月后，中国政府开始模仿皮诺切特的许多最臭名昭著的策略，这封邪恶的信也带上了险恶的色彩。

弗里德曼的访问并未取得预期的成果。官方报纸刊登了教授向党的官僚表示祝福的照片，但这却并没有发动公众。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示威变得更加坚决和激进。反对者最显著的象征是天安门广场上罢课学生的示威。国际媒体对这些历史性示威的报道，几乎都是清一色的渴望西式民主自由的、现代的、理想主义的学生们与想要保护共产主义体制的老一辈威权主义者之间的冲突。近来出现了另一种对天安门运动意义的分析，这一分析挑战了主流观点，并将弗里德曼主义置于故事的中心。推广这一替代叙事的人中有一位名叫汪晖，他是1989年示威的组织者之一，现在则是中国“新左派”的领袖知识分子。汪在2003年的著作《China's New Order》中解释说，示威者来自中国社会的各行各业：不只有精英大学的学生，也有工厂工人，小企业主和教师。他回忆说，示威的根源是邓的“革命性”经济改变引发的民众不满，这些经济改变表现为薪资下降、物价上涨和“裁员和失业的危机”。汪晖认为，“这些改变是1989年社会动员的催化剂。”

示威并非反对经济改革本身，而是反对其特定的弗里德曼主义的特点——快速、无情、极其反民主。汪晖认为，示威者要求选举和言论自由的呼吁与这一经济上的异议密切相关。党完全未经民众同意便实施规模巨大的变革，正是这一点推动了对民主的诉求。他写道，“民众希望通过民主手段监督改革过程和社会福利重组的公平性。”

这些诉求迫使政治局做出明确选择。这一选择并不像人们经常说的那样，是在民主与共产主义之间或者“改革”与“守旧”之间做出选择，而是更为复杂的计算：党是要强行推进其自由市场议程——这只能通过碾过示威者的尸体才能做得到——还是要屈服于示威者的民主诉求，放弃对权力的垄断，冒着经济项目遭受重大挫折的风险？

党内的一些自由市场改革派，尤其是总书记赵紫阳，似乎愿意在民主上赌一把；他们深信经济和政治改革仍然可以兼容。但党内更有权势的人不愿冒这个险。判决下来了：国家将镇压示威者以保护其经济“改革”计划。

1989年5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戒严，明确传达了这一信息。6月3日，人民解放军的坦克驶入示威现场，朝人群中无差别开火。士兵们冲上学生示威者们藏匿的公交车，用棍子痛打他们；更多的军队突破了保护天安门广场的防御工事——学生们在广场上竖起了一座民主女神雕像——并对组织者进行围捕。全国其他地方也发生了类似的镇压。

镇压期间的死伤者数目永远没有可靠的估计。党自己承认的死伤者有几百人，但目击者证词中的死者数目从两千到七千不等，伤者数目有的高达三万。示威之后，全国上下开展了对政权的批评者和异议者的猎巫行动。共计有大约四万人被逮捕，数千人被监禁，许多人——也许高达几百人——被处决，正如在拉丁美洲一样，政府对工人进行了最严厉的镇压，因为他们代表的是对无管制的资本主义最直接的威胁。莫里斯·迈斯纳写道：“大多数被捕的和几乎所有被处决的都是工人。有系统地对被捕者进行殴打和酷刑成为一项广为宣传的政策，明显是为了恐吓民众。”

大多数西方媒体把屠杀当做又一例共产主义暴行来报道：毛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清洗政敌，现在“北京屠夫”邓小平又在毛的巨幅画像的注视下镇压批评者。《华尔街日报》的一条头条标题写道，“中国的严厉行动恐使十年改革进程倒退”——就好像邓是改革的敌人，而不是其最坚定的捍卫者，并决心将其带入新领域一样。

血腥镇压五天后，邓向全国发表讲话，明确表明他的镇压保护的不是共产主义而是资本主义。中国国家主席将示威者斥为“大量的社会渣滓”，并重申了党对实施经济休克疗法的决心。“总之，这是一个考验，考试是合格的。”邓说，“也许这件坏事会使我们改革开放的步子迈得更稳、更好，甚至于更快……我们没有错。（经济改革的）四个坚持本身没有错，如果说有错误的话，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不够一贯。”1

中国学者及记者夏伟（Orville Schel）总结了邓的选择：“1989年屠杀后，他实际上是说我们不会停止经济改革；我们实际上会停止政治改革。”

对邓小平和政治局的其他成员来说，自由市场的可能性现在一望无垠。正如皮诺切特的恐怖为革命性变化扫清了街道一样，天安门也为无需恐惧反叛的激进转型铺好了道路。要是农民和工人的处境变艰难了，他们要么默默地接受，要么就将面临军队和秘密警察的怒火。就这样，趁着公众仍处于极度恐惧时，邓小平强行推进了迄今为止最彻底的改革。

在天安门之前，邓曾被迫放缓一些比较痛苦的举措，而在屠杀的三个月后他又实施了它们，并实施了弗里德曼的其他几项建议，包括放松价格管制。汪晖指出，“20世纪80年代晚期未能实施的市场改革正好都在1989年后完成”是有原因的；他写道，原因就是“1989年的暴力遏制了这一过程带来的社会动荡，新的价格体系终于形成。”换句话说，屠杀的震撼使休克疗法成为可能。

血洗天安门三年后，中国对外资开放，在全国各地建立了特别出口区。邓小平在宣布这些新举措时提醒全国，“如果有必要，一旦出现动荡，将采取一切可能的方式消除未来的动荡。可能会采取戒严，甚至更严厉的方式。”2

正是这一波改革将中国变成了世界的血汗工厂，成为全球几乎所有跨国公司的首选承包工厂所在地。没有哪个国家能提供比中国更有利可图的条件：低税收和关税、腐败的官员，最重要的是，大量的低薪劳动力，且他们多年来不愿冒险要求体面的工资或最基本的工作场所保护，以免招来最严厉的报复。

对于外国投资者和党来说，这是一个双赢的安排。2006年的一项研究表明，中国90%的亿万富翁（以人民币计算）是共产党官员的子女。大约2900名党派继承人——被称为“太子党”——控制着2600亿美元的财富。它是皮诺切特统治下的智利率先开创的政商财团主义国家的一面镜子：企业精英和政治精英之间的一道旋转门，两者联合将作为组织起来的政治力量的工人消灭。今天，这一合作安排可以从外国跨国媒体和技术公司帮助中国政府监视其公民的方式中看出，并确保当学生在网络上搜索“天安门广场大屠杀”甚至“民主”时不会搜到什么。“今日市场社会的形成并非一系列自发事件的结果，”汪晖写道，“而是国家干预和暴力的结果。”

天安门所揭露的一个事实是威权共产主义和芝加哥学派资本主义的策略之间惊人的相似性——它们都愿意让对手消失，将一切抵抗抹去并从头开始。

尽管屠杀就发生在弗里德曼鼓励中国官员推进痛苦的、不得人心的自由市场政策的几个月后，他却从未“因为愿意给一个如此邪恶的政府当参谋而面临一波雪崩般的抗议”。他也一如既往地不觉得他的建议和执行其所需要的暴力之间有什么联系。他谴责中国的镇压，却仍将其作为“自由市场安排在促进繁荣和自由方面的功效”的例子。

一个奇怪的巧合是，天安门广场大屠杀与团结工会横扫波兰的历史性的选举发生在同一天——1989年6月4日。在某种程度上，它们是休克主义的两项截然不同的研究。两国都需要利用休克和恐惧来推动自由市场转型。在中国，国家使用恐怖、酷刑和暗杀等手段，从市场角度来看，结果是绝对成功的。在波兰，只有经济危机和快速变化的休克得到了利用——而且没有公开的暴力——休克的影响最终消失了，结果也更加模棱两可。

在波兰，休克疗法可能是在选举后实施的，但它是对民主进程的嘲弄，因为它与绝大多数选民的意愿背道而驰；他们可是把票投给了团结工会。直到1992年，仍有60%的波兰人反对重工业私有化。萨克斯为自己不得人心的行为辩护，声称自己别无选择，并将自己的角色比作急诊室的外科医生。“当一个人进入急诊室并且他的心脏停止跳动时，你就撕开胸骨，不必担心留下的伤疤，”他说道。“最重要的是让这家伙的心脏恢复跳动。你搞得一团糟。但你别无选择。”

但波兰人一从最初的手术中恢复过来，就对医生和疗法都产生了质疑。与萨克斯的预测不同，波兰的休克疗法导致的并不是“暂时的错位”，而是全面的萧条：在第一轮改革后的两年内，工业产值减少了三成。随着政府削减开支和廉价进口商品的大量涌入，失业率飙升，1993年时某些地区的失业率达到了25%——对于一个在共产主义统治下，尽管存在许多虐待和困难，但并没有公开失业的国家来说，这是一个痛苦的变化。甚至当经济重新开始增长时，失业率仍然居高不下。世界银行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波兰的失业率已达到20%，在欧盟中排行第一。对24岁以下的人来说情况则更糟：2006年有40%的年轻工人失业，是欧盟平均水平的两倍。最引人注目的是贫困人口的数量：1989年，波兰只有15%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而到了2003年，这一数字飙升至59%。侵蚀工作保障并使物价上涨的休克疗法并非波兰成为欧洲“正常”国家之一的途径（后者拥有强有力的劳动法和慷慨的社会福利），而是通往巨大贫富差异的道路；从智利到中国，这一贫富差距与反革命的胜利如影随形。

这一永久的底层阶级正是在波兰蓝领工人建立的团结工会统治期间产生的。这一事实代表了一种苦涩的背叛，这种背叛在这个国家滋生了一种从未完全消除的、深刻的怀疑和愤怒。团结工会的领导人经常淡化该党的社会主义根源，瓦文萨现在则声称他早在1980年就知道他们“必须建立资本主义”。被关在共产党监狱里八年半的团结工会激进分子、知识分子卡罗尔·莫泽莱夫斯基（Karol Modzelewski）对此愤怒地反驳道：“我连为资本主义坐一个星期或一个月的牢都不愿意，更不用说八年半了！”

在团结工会统治的头一年半里，工人们相信他们的英雄，因为他们确信痛苦是暂时的，这是波兰加入现代欧洲的必经之路。即使面对飙升的失业率，他们也只进行了零星的罢工，耐心等待休克疗法的治疗部分生效。当承诺的复苏没有到来时——至少没有以工作的形式出现——团结工会的成员只是感到困惑：他们自己的运动怎么搞得生活水平比共产主义时期还差？“1980年，当我成立一家工会委员会时，（团结工会）为我辩护，”一名41岁的建筑工人说。“但这次我去找他们求助时，他们却告诉我，为了改革我必须受苦。”

波兰进入“出色政治”时期大约十八个月后，团结工会的选民们受够了，要求停止实验。罢工次数的明显增加反映了他们的极度不满：1990年，当工人们还对团结工会有所容忍时，罢工只有250次；到1992年，此类抗议活动已超过6000次。面对来自底层的压力，政府被迫放缓其更加雄心勃勃的私有化计划。到1993年底——这一年发生了近7500次罢工——波兰总工业的62%仍为公有。

波兰工人设法阻止了其国家的全盘私有化。这一事实意味着，尽管改革很痛苦，但情况还可能更糟。毫无疑问，罢工潮挽救了数十万个工作岗位；如果这些所谓的低效公司被允许关闭或大幅缩减规模并出售，这些工作岗位本来会失去。有趣的是，波兰的经济在同一时期开始迅速增长；著名波兰经济学家，前团结工会成员塔德乌什·科瓦利克（Tadeusz Kowalik）认为，这证明那些等不及要将国有企业斥为低效和陈旧的人“显然是错误的”。

除了罢工之外，波兰工人还找到了另一种方式来表达他们对团结工会中前盟友的愤怒：他们利用自己争取来的选票果断地惩罚了该党，包括他们曾经敬爱的领导人瓦文萨。最戏剧性的打击发生在1993年9月19日，当时包括以前执政的共产党（更名为民主左翼联盟）在内的左翼政党联盟赢得了议会 66% 的席位。此时，团结工会已分裂成敌对的派系；工会派赢得了不到5%的选票，失去了在议会中的正式政党地位，而由总理马佐维耶茨基领导的新政党仅赢得了10.6%——这是对休克疗法的彻底拒绝。

然而不知何故，在未来的岁月里，在数十个国家为如何进行经济改革而苦苦挣扎时，那些不方便的细节——罢工、选举失败、政策逆转——都将被遗忘。相反，波兰将被奉为典范，并被当做激进自由市场改革可以民主和平地进行的明证。

正如许多关于转型国家的故事一样，这个故事大多是一个迷思。但这总比事实好听：在波兰，民主被用作在街头和投票站反对“自由市场”的武器。与此同时，在中国，自由资本主义的驱动力碾压了天安门广场的民主，休克和恐怖引发了现代历史上最有利可图和最持续的投资者繁荣之一。又一个屠杀中诞生的奇迹。

1 有些给邓小平辩护的人很值得注意。亨利·基辛格在屠杀后写了篇专栏，称党别无选择。“世界上没有哪个政府会容忍数万名示威者占领本国首都主要广场长达八周……因此，一场镇压不可避免。”

2 正如纽约大学人类学家大卫·哈维所指出的，只有在天安门之后，邓小平开始他著名的中国“南巡”时，“中央政府才全力支持开放对外贸易和外企直接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