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的理由

爱国需要理由吗？在一些人看来，爱国和爱家人一样，不要理由。任何就此的发问，哪怕是真诚的探究而不是阴阳怪气的反问，都是另有所指，意在冒犯。这种对爱的认识有失偏颇，因为爱并不是 brute desire，转瞬即逝的欲望，而是一种包含了认知，情感，判断和认同等的复杂的价值活动。

爱不是我们从遗传继承的本能，而是后天不断精进的技艺。而且，爱涉及的往往是影响我们人生走向和底色的“长期且重大的蓝图”，比如朋友，家庭，事业，信仰，人生规划等等，这就让我们每一次爱的实践都变得举足轻重，无论是面向自己的自我认知，还是面向他人的自我辩护，爱的理由自然是不可获取。因此，无论是爱家人，还是爱国家，我们都需要承担“提供理由”的理性责任。

如果面对以上解释，一些人认为爱国依然不需要理由，这就让他们的热爱活动进入到宗教的维度。爱上帝是不需要理由的，因为支持它不是理性的理由而是信仰。如此一来，这些爱国者可能就需要面对旁人“非理性爱国”的质疑。

还有些人，试图为自己的爱国情感和活动给出理由，似乎都不够成功。比如，看重个人利益和个人幸福的人，可能会说“爱国让我更快乐”。这部分人提供的是明智的理由，却遭到原教旨爱国者的质疑：爱国似乎沦为了让个人快乐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由于这部分人的爱国的动机遭到质疑，所以会被归为“自私的爱国者”。

另一些人为了规避质疑，称“爱国是一个人好公民，乃至好人的应有的职责”。援引“责任”来为爱国背书，这部分人显然提供的是道德理由。问题在于，爱国是否是一个人道德职责本身是有争议的，因为它很难在现有的理论框架内落实。如果想要诉诸康德式的绝对律令，那么爱国与尊重人性自律之间的冲突不容忽视；如果想要诉诸功利主义式的"福祉”或是亚里士多德主义式的“幸福”，其动机必然会遭到质疑。总之，这部分人可以被归为，“有争议的爱国者”。

然而以上三类爱国者都不是我关注的重点。我想关注的可能是一小部分人，他们并不把爱国看成是一种宗教实践，所以不拒斥为他们的活动寻找理由；他们的理由也不诉诸个人利益或道德要求。他们也许会说，“我爱国是因为这让我的人生更有意义。”我们应该怎样来看待这一部分的爱国者呢？

一些人，比如无政府主义者，肯定会质疑爱国是否真的有“让一个人的人生更有意义”的客观价值。在他们看来，这种和虚构的国家的联系本身并不能构成人生意义的基础，因为他们更看重个人和社群等实体的价值。所以，他们会认为这部分爱国者获得的积极心理体验都是“幻觉”，和宗教超越体验类似；因此他们应该被归到“非理性的爱国者”。

但凡涉及人生意义问题，我们最关心的显然是“客观价值问题”。当我们不停地追问“XXX 有意义吗？”的时候，我们不是没有内心的主观感受，而是不确定内心的主观感受是否有有客观依据；我们害怕空欢喜，害怕一切只是一场美梦而已。具体到爱国这个问题上来，爱国是否真的和无政府主义者说的一样，没有提供意义的客观价值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设想一些比较笃定的情形。在一端是绝大多数人都会认为会给人生带来意义的活动：比如拥有一个挚友，阅读《荷马史诗》，参加沙漠绿化活动等等。另一端是绝大多数人都认为不会给人生带来意义的活动：比如数砂砾，漫无目的地走动，在本子上画圈等等。其余的活动都落在中间，比如吃冰淇淋，饲养宠物，看真人秀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在是否带来人生意义的价值上各有差异，但是不同的活动并不直接构成我们道德评价的依据，因为人生意义本身不是道德标尺，更接近于审美品位。换句话说，如果有人认为听歌剧的人一定比听流行音乐的人更关心社会福祉，那么一定是偏见。在人生意义领域，我们使用的话语不是“赞扬”或“责备”，而是“鼓励”和“倡导”。这就意味着，如果一个人真的执意于花大量的时间数公园草坪里的草（虽然我并不认为这种人真实存在），我们也不能责备他，或者自视比他更高明。虽然我们认为大多数情况下，我们认为数草的数量并不能带给正常的成年人以人生意义，但是我们不能无视偶尔的特例。也许这个人通过数草能够让自己情绪稳定，思路清晰，从而能够帮助他面对人生的重大抉择，也是未可知的事情。

说了这么多，其实爱国在人生意义这个标尺上得多少分似乎已经不重要了。和道德评价不同，在人生意义这个问题上，我们采纳的基本态度不是“锱铢必较”，而是“和而不同”，总之是一种包容的心态。在没有道德风险的前提下，我们既然可以为了人生意义而去数砂砾，漫无目的地走动，爱国又有何不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