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登的尴尬

奥登给 Rae Dalen 英译版《卡瓦菲斯诗全集》 写引言时，承认自己处于一个尴尬的境地。这很大程度上源于他不通希腊文。所以当他真挚地致敬卡瓦菲斯对他个人诗艺之路的改变，甚至要推心置腹地向更广大的读者强烈推荐后者的时候，他免不了要质问自己，自己接触到的到底有多少属于卡瓦菲斯本人。What, then, is it in Cavafy's poems that survives translation and excites?

尽管奥登认为原则上散文可以被翻译为另一种文字，而诗却不能（cannot），但是他依然相信局部的努力靠近是可取的：比如译者可以通过雕琢重现原诗的韵律。此外，比喻等修辞多数时候并不会在翻译过程中被折损。只可惜这两种接近原文的方式并不适用于卡瓦菲斯。一方面，卡瓦菲斯鲜少使用比喻来装点他对内心情感的抒发，对希腊风物的摹写；另一方面，卡瓦菲斯所写并非韵文，而是抑扬格自由体，因此无从押韵。他的用词和句法的一大特色是将 “纯洁的” 正统希腊文和世俗希腊文相杂糅。而这根本无法在英文中找到对应的语用习惯。

失去常见的两个把手，要接近卡瓦菲斯似乎显得越发困难。奥登认为，唯一幸免的是诗人的 “tone of voice”，是诗人留在自己的每一首诗上不可磨灭且不能被模仿的印记，它反映了诗人 “unique perspective on the world”。奥登承认，认为诗人的 self-disclosure 具有穿越文化隔阂的能力，这并不寻常（odd），但是他自己对此深信不疑。

最后他在引言的结尾做了一个富于启发的对比。当我们读自己的母语写就的诗歌时，即便我们在 sensibility 层面无法与之共情，我们依然能够欣赏它的语汇层面的表现（verbal manifestation），哪怕带有一丝强迫的意味。然而，面对译本，我们只需要操心 sensibility 层面的问题：喜欢，或者不喜欢。他自己恰好极其喜欢 Dalen 的译本。

奥登的尴尬让我想起一件事。最近重版的黄灿然译本的《卡瓦菲斯诗全集》受到质疑，就是因为译者不通希腊文，只是从英文转译。质疑者的不信任一方面是可以理解的，如果英译本已然损失了不少卡瓦菲斯原文的风貌，从英译本转译的版本岂不意味着二次折损？最为遗憾的莫过于，倘若译者精通希腊语，定能够在汉语的疆域内完成英译本无法完成的致敬，即利用文言文和现代口语化汉语的反差在形式上重现卡瓦菲斯的诗歌在语言上的最鲜明特质。

然而，读完奥登的解答，质疑者或许可以给与译者，尤其是卡瓦菲斯更慷慨的信任，像奥登一样相信卡瓦菲斯看待世界的独特视角依旧能够穿透双重翻译的清洗和涤荡，期待 sensibility 层面的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