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馆：一种对抗

一座理想的图书馆应该是幽静且不知餍足的：它堆积着纸质碑石的内里停滞于时间之外。步入其中，那从下至上堆积如山的书本，沉重地压在徘徊者的眼睛上，逼迫出近乎撕裂的满足与痛苦。光是用指腹轻轻拂过书脊上的标题，就足以使大脑陷入暧昧不清的混沌之中，仿佛被潮汐轻轻拍打着意识，神魂颠倒。

这样超凡脱俗的体验大多少有，但人们对此情有独钟，绞尽脑汁，一而再、再而三于纸张上重现这座只存在于想象中的图书馆，然而在写作的过程里，图书馆又不免沾染上酸涩的苦楚，因为书籍对爱书人既是珍宝，也是一种近乎难以承受的磨难。于是，在书写者的笔下，图书馆总会化身成一个幽深的洞穴，一片浑浊不清的湖泊，或是一座难觅出路的丛林。

比如翁贝托.埃科的《玫瑰的名字》，书中那座危机四伏、满是死亡威胁与珍稀手抄本的藏书馆，最终付之一炬，化为虚无；博尔赫斯的《通天塔图书馆》与《沙之书》，前者永恒地存在下去，后者在持有者恐惧的想象里化为不会熄灭的燃烧物，烟雾遮天蔽日，永无休止，最后不得不被藏进某个图书馆不知名的角落内，约莫书本本身也是微小却又无边界的文字迷宫；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大宅中的哥特式图书室，墙壁上镶嵌着英国雕花橡木，是它腰缠万贯的主人虚荣漂亮的门面。书架上全是真正的印刷品，只是没有裁开书页——“你还想要什么？你还指望什么？”

我想起了我在青春时代为之着迷的图书馆。我仅只入读了一年的中学，它的图书馆藏身于主干道尽头，一座办公楼的半地下室里。这图书馆笨重的铁质大门、向下的阶梯、单调的白炽灯，和寒凉的空气，总使我以为自己是踏进了冷冻库里。设计者将窗户开在接近天花板的高度，日光倾斜入室，那也是阴冷的光，无声息地照亮一排排书柜。外面是操场、教学楼和学生宿舍，人声鼎沸，却无法传入这个被抛弃了的地下世界，因此，它又像是防空洞一般，庇护避难者不受人群侵扰。我在这里读了普鲁斯特。而摆着《追忆似水年华》的那一层书架，上方正好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还需要再过几年，我才能在大学图书馆内与它再次重逢。

大学的图书馆要更热闹些。馆藏量惊人，外观宏伟，呈上宽下窄的玻璃圆柱形，通体半透明。底层大厅还摆了个小咖啡厅，售卖各式冷热饮与肥腻的芝士蛋糕。我曾不止一次在剧烈的风暴中，观赏大雨拍打在落地窗上，背景里是压低音量的窃窃私语、冷空调，还有旧书书页夹杂的尘埃，仅仅只是简短地翻阅，指尖就会沾上看不见也擦不掉的灰，一如这图书馆也会在心头蒙上一层淡淡的惆怅——大约是站在成千上万的书本前，人总会因为自己无法将它们全部吃进肚子里，而生出些许焦虑。

这种焦虑是十分常见的，在图书馆内尤其会被放大。在读大学的四年内，我陆陆续续借走了许多书，然而除了浅显易懂的通俗小说外，少有能从头到尾认真读完的时候。它们大多数都一声不响，垒在枕头旁，或是书桌边角上，一不留神就快要过了借阅期。哪怕我临时起意翻阅几页，最后还是会丢开一边，在课间的闲暇，找机会把它们给还回去，然后再挑选起下一个牺牲品。

读了夏目漱石的《三四郎》后，我才意识到，图书馆所带来的焦灼不安确实避无可避。三四郎初入东京大学，踏进图书馆前，看向抱着书本进进出出的人，“三四郎羡慕不已，他很想进去，想上二楼，然后上三楼，以便在比本乡更高的地方超然物外地闻着纸的香味看书。”但他并不能全情投入至借来的书籍里，或是不适合，或是太难，或是书页的空白处写满了借阅者混乱的感言，完全转移了三四郎的视线。图书馆对阅读的狂喜有所抑制，它威严的书山极容易破坏我们的自尊，它繁如群星的库藏时常迷乱我们的双眼，以至于仅只是挑选出一本书一字一句地读下去，都可能成为一项异常艰巨的任务。也正是因此，全神贯注的阅读体验，对于个人而言，甚至是比所阅读的书籍，还要更罕见、珍贵的东西：“那天，借着葡萄酒的酒力，加上一种精神作用，三四郎学习得津津有味，这是前所未有的现象，所以心里感到欣喜异常。”

不需要细读博尔赫斯便可知晓：图书馆象征着无限。它存放于纸张上的字，就好像棋盘上的米粒一样繁多，又因为被盖在了封面后，便仿佛是冲击着堤坝的洪峰一般，随时会溃堤而出。过去无数的人，现在无数的人，将来无数的人，他们和我们都注定会被图书馆压倒。但这也正是图书馆迷人的地方：磅礴却静默，它怪异的激流缠绕着求学者的四肢。永远是一场搏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