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採手記】岑子杰同性婚權案部分勝訴後 我從記者會落跑了

撰文：季安森
文字編輯：Claudia

很久沒有看到記者密度那麼高的場合了。大概五六十個吧，擠在一間１００多呎的會議室裡，追問一單三小時前落槌的判決。

香港終審法院裁定政府沒有提供其他方法在法律上承認同性伴侶關係屬違憲。岑子杰２０１８年提出的司法覆核，歷時五年，經歷高院兩次敗訴後，終於迎來這個部分勝訴的結果。

終院頒下判詞的時候，中環沒有一面彩虹旗舞動。２０１９年之後，這個地方再有重大歷史發生，都不見了沸反盈天的場景。加上岑子杰至今身陷桎梏，電視和攝記拍不到東西，只能擠進這場唯一相關的，由婚姻平權協會舉辦的記者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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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趁工作間隙偷跑出來的，作為義工為Ｇ點拍新聞配圖。這單案，我其實沒怎麼關注，寥寥幾次聽到其他義工討論起它的時候，都是不抱希望的口吻。２０１８年 ＭＫ案，香港首次有同性伴侶入稟爭取在香港締結同性婚姻或民事結合的權利，最後也不意外地敗訴了。其他針對特定同性配偶福利或政策的司法覆核案，亦樁樁打得艱鉅。

不過，也正因沒有過多期待，所以這「三分之一」的勝利，如荒地夜星般珍貴。

我比較晚抵達現場，只好先站在門外。發佈會的人被記者重重遮擋，一個都看不到。這時有另一個遲到的外國行家，舉著相機推推搡搡鑽進了人群，我趁機緊隨其後。但沒走兩步，「Oh shit!」幾張熟悉的臉哐當撞進我眼球，居然是我公司新聞組的同事。我一個急剎，連忙掉頭。

我不能被同事看到，否則我怎麼解釋我為什麼在這裡？做義工記者好像說得過去。但什麼組織的義工？一個性／別小眾的倡議型媒體？

「Oh shit!」不能說。我飛快走出房間，在門口遇到一個相熟的行家，他問我怎麼進了又出，我坦陳，他反問有什麼所謂，他自己就是以個人身分來的，要見證歷史。他知道我的事，我便悄聲說，「我要是跟他們說我在給Ｇ點做義工，那豈不是半出櫃了嗎？」行家驚詫，「你不是公開的嗎？」

挺巧的，今年確實是我的出櫃元年。疫情過後，再見外地的老友，總嘆「天氣不似預期」，所以每見一個，我都慎重地出了櫃，儘管如今出櫃流行輕拿輕放。

而事實上，這是拖延了很久的坦白。從我知道自己是同志至今，已有十幾年。這些我出了櫃的朋友，有幾個認識得比這個時間還長。很久之前，我已有百分百的把握，無論我是什麼人，他們都一定愛我。只不過，那十幾年裡，我不愛自己。中間好幾年，我的生日願望都是「變直」。因此，我對自身性向的認知，是在消化不良中完成的。我還沒準備好與不相熟的同事坦誠相見，即使這幾位同事裡，也有一位同志。

但這個記者會來都來了，總要交差吧。我見被同事撞到的可能性還是比較低，便龜縮鑽進了一個角落，全程背對著他們。利索地拍完照片後，我低著頭，聽著律師和學者對此判決的解讀和反應。

中大性別研究課程副教授孫耀東雖然說話語氣平和，但語速極快，聽久了會莫名跟著激動。他主動站出來補充：「同性伴侶應該在社會上享受什麼權利呢？其實他們跟異性伴侶在說的，都是一個人在生老病死不同階段所面對的議題。」因此，他認為如政府和立法會在討論時將有關方案設得太狹窄，未來只會面臨更多法律挑戰。

我突然想起了電影《鯨》裡那個蒼白深眸、胖成巨物的男人。在同性愛人因難抵宗教反對聲音而尋短後，絕望的他決心以暴食方式赴死。在他瀕亡前，他愛人的妹妹痛心責怪他令自己再次經歷親人離世的傷痛，而這種傷痛男人明明最能體會，她反問：「你不是去辨認屍體的人嗎？」男人打斷了她：「他們不讓我去。我不是他的家人。」這句話男人說得稀鬆平常，似乎只是心愛的餐廳今天歇業。但眼底蕩漾著一片驚心動魄的閃光，使得字字如槍擊。我在影院裡哭得不能自已，我想起了我的朋友Henry Li。

Henry海外註冊的同性配偶Edgar幾年前抑鬱發作，自殺身故。 事後，Henry想要辨認亡夫遺體時，法醫以二人婚姻不被香港法例承認為由拒絕。他回憶當時，曾這樣形容：「好像有很多巴掌在摑我。」後來，他提出司法覆核，案件擾攘大半年，政府終承認過錯，案件撤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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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終院的這個判決，或許可以令同性伴侶在獲應得承認時，不需再經歷這般摧枯拉朽的痛楚了⋯⋯當我還在領會著這個判決可能帶來的改變時，記者會結束了。

「Oh shit!」我怕同事們此刻會四處張望開始社交，再度龜縮，用相機遮臉，急忙鑽出人群，一些還在匯報的行家不解我急切步伐，發出厭煩的「嘖」聲。我厚著臉皮突出重圍，逃到門外時，又遇到了那位相熟行家：「今晚要不要一起吃飯？慶祝。」

我沒空思考，「喔好，但我要趕緊先走。」沒等行家回應，我已經在按電梯了。在我走進街上人潮時，我鬼使神差地回頭看了看背後那棟樓。就那瞬間，突然像有冷水浸腳，一股涼意從底下蛇鑽上心。岑子杰和他的團隊在泥沼中堅持數年，還有此前數不盡的個人和機構，被不公碾壓，為平權盡瘁，才挖穿一團烏雲。然而，在這個甘霖終於落下的時刻，我從一個本應歡慶的場合中落跑了，為是怕被同事知道我是同志。

可能沒有其他時刻更讓我自覺悲哀了。

我曾經對自己的懦弱感到心安理得。當「做自己」變成政治正確的口號時，我嗤之以鼻：憑什麼出櫃才叫「做自己」？我只是把那個部分安放在黑暗中，其他面向依然赤子般真誠啊。我做的這個人，不是自己嗎？不能為此驕傲嗎？

直到我跟好友出櫃，終於可以將以往費心編織的謊言一一拆解時，我才體會了忠於自己的快意，我才理解了，我以往做的自己中，那些擺放在光明下的面向，其實一直不齒黑暗中的那個部分。

追根究底，我成長的世界對性／別小眾如此不友好，而我又太習慣滿足他人的期望，於是我無意識地內化了那些不友好，並一視同仁地，歧視著自己，好像只有將自己的性傾向看成華袍上的蝨子，我才能坦然面對它：是呀，我是同志，你覺得很噁心？沒事，我也這麼覺得。

這麼看來，我今天從記者會落跑，是順理成章的事。我跟這個時代，在進行著一場典型的龜兔賽跑。時代向前進，雖然只能一寸一寸走，緩慢而艱難，但幸得有如此多有勇氣的人虔誠地推動著它，它的步伐早已快過了我。是我把自己滯留在過往的，因為太長時間，我在逼仄的黑暗中，沒有站起來，推開窗，吸一口氣過，反而是在每一個抬頭窺窗的時刻裡，選擇了為黑暗辯護。

在後來與行家和好友所謂的慶祝飯局裡，氣氛不算濃厚，社交媒體上關注這起判決的同志也零星可數。我很能理解那種距離感，例如跟同志朋友碰面時，他脫口就問：以後會民事結合嗎？我啞然無聲，數秒後才搖了搖頭答不知道。來慶祝的人，有不少是走得很前的平權鬥士，包括我們Ｇ點的義工夥伴。我不如他們，我還有那麼多滯後的自我工程要建設，而且還有已多年以情勒方式催我婚的雙親，就算未來拴住我的繩子真的解開了，我也要先花點時間找准方向。

但飯局中實務討論的氛圍高漲。大家憶起白天那場記者會中，大律師馬亞山表示，如果政府日後提出的替代框架，是比婚姻次一等的伴侶結合模式，可能會叫異性戀者問道「為什麼同志伴侶可以有這種方式，而我們不可以？」這種結果與政府鼓勵結婚育兒的立場背道而馳，因此最好的方式，是令這個替代框架的地位和實質，都等同結婚。

不過後來有朋友點出，如今立法會的形勢和氛圍，讓婚姻平權似魚游釜底般無望。政府為了實現終院給出的兩年內制訂法律框架承認同性伴侶關係的要求，或只能給出一個最粗略的方案，好讓立法能被按時通過。「就好似政府終於給你蓋一間屋了，但裡面的傢俬細軟，需要以後你自己一件件填補。」其他朋友驚詫，「那豈不是跟之前一L樣？！」

慶祝後來變得有點索然，我們便擱置了它，聊回了日常和近來被熱烈討論的O Camp性侵事件，最後以歌唱作結。我感覺自己全程有點木訥，沈寂為多，因為我還不清楚要怎麼吞吐這一切，有種感覺由始至終無可名狀。

夜深回家，我帶著凌亂和複雜走到電車站，有其他乘客默默佇立。我們在一片雨後的潮濕中等了很久，難道尾班車已經駛離？不甘心地再等了一陣，總算聽到了遠處傳來清冽的「叮叮」聲，我舒了一口氣，從電話中抬起頭來，但卻不見有電車來臨。

這幻象般的場景，竟有點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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