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摹状词理论的反思

摹状词理论消解了以往形而上学给逻辑命题带来的困难，却又留下了另一个形而上学难题，即似乎专名所对应的那个对象，即便它被还原为经验的集合，是凭空被给出的。尽管指出这一点可能重蹈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无休止争论的覆辙，但我们至少应该从语言中（毕竟分析哲学把我们引入了这一条路）看到一种可能性，即对象是语言期待与要求建立的，语言本身就是能动的。

例如我指着一个装满水的杯子说“这个杯子是空的”，分析哲学的态度是立刻修正观点以使命题与事实相符合。但实际上我既不因疏忽而错下了判断，也并非故意欺骗，而是由于口渴，在说完命题的下一秒就不假思索地喝完杯子里的水。这个例子只用以表明语言的创造力之何以可能。

摹状词理论说明了一种谬误，即逻辑虚构被当作实在。但摹状词作为不完全的符号，为什么其伪装屡屡能够得逞，其本身会被当作命题实在的组成要素？原因恰恰在于语言本身能动的创造力。真正的专名从经验中构建起它的意义和对象，这两者是相互反映的。见过苏格拉底的人，既通过与他相处的经验了解苏格拉底本人，又相信他的内在品质总是从他的行为表现出来。而由于当今并无人见过活着的苏格拉底，他只能在具体语境中作为摹状词，而不是确有所指的专名出现。这意味着我们只能用一些意义，且已是非经验充实的意义，单向地去解释虚构的作为对象的“苏格拉底”。而由于它毕竟是虚构的，缺少实际对象的那种自足性，因而不对应提供我们任何反馈。

这实际上带来了与前一个例子相同的后果，即那种意义和对象的相互反映发生断裂。摹状词，无论它是否被识破而成为或不成为一个实际的谓词，都在命题中实际上起了谓词的作用，通常与一般的谓词一样表达最基本的述谓关系。在“苏格拉底是柏拉图的老师”中，我们所断定的事实应该包括苏格拉底本人，而不只是他的名字（即并不是任何一个名为苏格拉底的人都是柏拉图的老师）。在“苏格拉底”的名字指代他本人的情况下，我们称其为专名，一种对应于其对象的完全的符号。但正如上文提到的，由于这个时代的人都未见过真正的苏格拉底，此命题缺失了其作为外部对应事实的组成要素，即“苏格拉底”只能被理解为“那个被称为苏格拉底的人”这一摹状词。此命题因此可被认为是在描述两个摹状词的同一性，即“有且只有一个x，使x同时是被称为苏格拉底的人，以及柏拉图的老师”。此x才是构成命题的真正要素，只不过它尚且未经经验充实而只是虚构的对象。摹状词作为谓词，最终还是回归到了它所依附的主词上去。

这种从谓词出发指向主词（或称为虚构的对象）的解释活动却是不完善的，它同时需要主词对它的解释做出反馈，才能达成协调的相互反映，这就要求对象被充实为命题的组成要素。而实际上对象正是在此理解中成为了自足的、被构建了出来——或者毋宁说正因为孤立起来看的摹状词实际上什么也没有代表，它才要借具体语境以实现自身；正是靠着语言的这种能动性，对象从仅仅逻辑的虚构进入经验的实在，从言内走到言外，或者说人从言说的状态进入了行动的状态。

一个错误的命题并非不符合事实，而是符合了一个尚未构建起来的事实。语言随时有一种冲动使它包含的对象自足起来，从而使看似虚构的东西能反过来提供充分的经验以符合命题。在杯子的例子中，我们不需花费很大力气就对事实做出了调整，儿童在文字游戏的基础上发展出恶作剧的行为就可以用此例子解释。那些通常被认为不尊重事实的行为，例如撒谎、说大话（特别是那些事后积极圆谎的行为）也大都出自于此。同理，摹状词作为谓词时所承认的也无非就是建构对象的可能性。从较为简单的诸如“独角兽不存在”中已能发现，藉由意义与对象相互反映的协调性，人无需刻意思考事实在多大程度上是可操作的——独角兽并非由于什么实际的实践活动（如作为基因工程的产物）才得以确保其不成为完全主观臆断的形象；仅在保留其摹状词意义的基础上，独角兽的形象就已获得了某种客观性，即关联到一个部分充实的对象（起码它是长着一只角的）上，它甚至已足够自足地反过来为命题提供经验。又比如在苏格拉底的例子中，我们只能以一些支离破碎的意义，如“柏拉图的老师”、“最负盛名的古希腊哲学家”等来解释他本人，而再多的此类意义，也拼凑不出实际上能作为对象的苏格拉底。但毕竟这种解释急需反馈，而反馈只能来自真正的对象。“摹状词的伪装”之所以能得逞，恰恰在于这种自然倾向。我们应看清语言最初就诞生于事实中，它倘若表明与外部世界的对应关系，就一定带有这种倾向（尽管这可能导向了心理主义）。

一切未经历过的事实，无论是历史上的还是幻想的，都天然地有种吸引人的魔力——我们总希望那个被解释的东西自足地出现在面前，于是痴迷于神话、历史、文学。这也就是“越了解，越想结识”、“越畅想，越真实”，就像“飞机”之得以作为完全的专名符号，首先得益于它之为缺少充实的摹状词。所有行动都出自空想，而空想之可能正在于语言的能动性。分析哲学以它冷静的眼光观察、解剖世界，但同样寻着语言的线索，只要逆着它的思路，世界便是综合的、生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