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百姓如何通过政治层面的宣传价值实现中国稀缺医疗资源的“特权”救助（转）

西藏阿里，那是真正的地广人稀啊，稀到令人绝望的程度。阿里地区总人口12.3万，和北京回龙观一个社区相当，而其辖区面积高达33万平方公里，相当于20个北京。在这样一个偏远落后的地方发生车祸，你能得到的医疗救治水平不会比回龙观的社区卫生中心高多少。如果车祸的伤者还是肝脏破裂这样极度危险和复杂的情况，当地医院能做的基本就是四个字：向上求援。

但是问题来了，拉萨和成都的医生也都有自己的患者需要救治，凭什么要飞过去帮忙吗？这就需要一个合理的理由。要么是地震、火灾、连环车祸等突发重大伤亡情况，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要么是上级主管部门发了公函或者高级领导做了批示要求支援。一场车祸两三个人受伤，显然不属于要启动应急响应机制的情况，那就只能从后面这个渠道想办法。想必阿里当地医院的医生就是这么跟患者家属沟通的：你们去想办法，如果能找关系让卫健委官僚系统发个函或者请某个高级领导打招呼，就可以从拉萨或成都调专家过来做手术（医院与家属沟通的推测）。

于是，患者家属就通过家族里某位有能量的人士帮忙给卫健委官僚系统打了个招呼。作为卫健委官僚系统的人来说，卫健委获知市民在外地受伤生命垂危，他们发个商请函让某地援藏的医生去救治，合乎情理也合乎规定，现在有人打招呼还能顺便卖个人情，何乐而不为？

但是换个场景来说，如果是普通民众来求助，某地卫健委不发这个函也可以非常合理：每天那么多人在外地生病受伤，要是个个都找我们发函协调救治，那我们卫健委哪里忙得过来？你还是让医院自己往上打会诊报告吧。（内心OS: 我帮你发这个函，要是出了点什么问题谁来负责？又没有规定我必须要做）

对吧？哪怕我们从来没经历过，也完全能想象得到这样的官方回复和内心活动。在一个人情社会里，可以办但不是必须办的事情，往往是“打招呼”的重灾区，也是公众所感知到的“特权”重灾区。

再接着说这位车祸受伤的救治，有了外地援藏医生的支持，接下来就是手术用血的问题了。血库的存血肯定不够用，那怎么办呢？通常情况下，医院都会把这个难题丢给患者家属去解决：不管用什么办法，你们去找一批人来『互助献血』，然后才能安排手术。你出再多钱也没用，你自己献过十次血也没用。这是医院要求互助献血的常见话术。

但是呢，在这件事情里，由于卫健委官僚部门的介入，由于外地援藏医生的介入，它突然就有了『藏区人民感恩援藏单位』的政治意义，可以作为阿里的宣传素材和政治加分项。

于是，医院就有了发动义务献血的强大主观动力。于是，就如我们所看到的，医院领导在朋友圈和微信群里发动，县城里几十名公职人员积极响应前来献血。一件献血救人的好事，同时还有政治层面的宣传价值，公职人员愿意响应不足为奇。

在中国的绝大部分城市，义务献血的主力群体都是农民工、大学生和医务人员，偏偏这几类人在西藏阿里地区都很少很少或者干脆没有。偏远地区的小县城里，比例高的就是公务员了。所以，献血人员里有几十名公务员这一点倒是不需要什么阴谋论，单纯是因为藏区的特殊环境。

你要问车祸受伤者家里有没有点能量，有没有享受了特权？那的确是有的，主要体现在卫健委官僚部门发函那一环。

你要问这件事情里有没有违法违规或者腐败行为，那估计是没有的，至少当下可以肯定没有。至于以后会不会有人用利益交换“感谢”卫健委官僚系统某位领导，那就说不准了。

其实说起来，这些原本都是合理且正常的危重患者基本权利，但因为执政者优先投资科技业和军事相关产业，而牺牲了那些资金短缺的社会保障：例如退休金问题和医疗保健服务不择手段以利益为中心。因此，普通百姓并不能充分享受到合理权利，各级官方部门也没什么动力去帮普通患者争取合理权利。

在武汉市第四医院，医疗系统保护伞，院领导以及丁祥武等人就属于那些既有能量，又有特权的某些人，不过有明显的认知缺陷，智商正不正常都不是重点，重点是这些人让全世界看清楚了当权者经常在政策上出现既要又要的闹剧，从而导致烂尾或者下面人阳奉阴违。更关键的是，医疗系统保护伞，武汉市第四医院院领导以及丁祥武等人的价值观有意或者无意的把帮派利益置于共党利益之上，完全丧失了自我纠错和自我监督的能力。

2017年，武汉市编制办确定医院名称为“武汉市第四医院”，保留武汉市普爱医院、武汉市骨科医院为医院第二、第三名称。包括武胜路院区，古田院区，常青院区以及东西湖区常青花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党委书记：彭鹏 院长：夏平 王岚（目前升任武汉市第一医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