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的混战与孤独的记录者

（一）公共讨论的非理性趋势与政治话语的缺乏

我越来越不想打开知乎。

2017年，我注册知乎的时候，怀着很美好的期望，想把它当成一个获取知识和分享知识的平台。然而遗憾的是，那时的知乎，已经盛极而衰。

大约是2017年夏天，先是与性相关的话题受到诸多限制，然后是2018年3月，一些段子导致知乎被下架整顿七天，一批活跃的老用户被封号，加上知乎自身的商业化运作导致用户下沉，知乎已经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大量话题不允许讨论，再加上用户整体素质的下降，知乎对时政的讨论，已经彻底变成了毫无理性可言的极权主义暴民狂欢。

知乎上有两个热议问题，一个是“如何看待作家方方的《武汉日记》英文版在亚马逊预售”，一个是“方方最后的结局会是怎样”，我观察并归纳了点赞超过1000的答案，整体上观点如下：

1、认为欧美需要用方方来抹黑中国，用讽刺的语言预测方方会得人权奖项，会成为西方媒体评选的年度人物。

2、认为方方的日记对抗疫并没有用，反而导致中国被世界攻击，她的日记在国外出版，是为欧美攻击中国提供材料的卖国行为。

3、有来自武汉的网友认为方方消费武汉的灾难，夹带私货，格局和见识太低。

我的一些朋友试图在知乎反驳这些论调，而我对此毫无兴趣，我想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知乎的审查使我们只能用大量的替换词和隐喻来表达自己的立场，而这样写出的文字是难以传播的；第二，我们和这些参与批斗狂潮的人，根本就没有理性讨论的基础，他们不但过度情绪化，而且极度缺乏政治学常识，使用的话语极端匮乏：方方是“公知”，代表了体制内“吃饭砸锅”的“恨国党”，得到了“西方的”认可，说要反思的人都是“记国家的仇”……和这些人交流时，我们想到的是道理，可是对方脱口而出的是一串十分简单的概念，直接给对面扣上帽子。

这个时候，我会想到《1984》里面的“newspeak”——大洋国为了消除思想而生造出来的“新话”，任务就是消灭一切不必要的词汇，使语言只剩下骨架。小说中负责编纂新话辞典的人说道：“你难道不明白，新话的全部目的是要缩小思想的范围？最后我们要使得大家在实际上不可能犯任何思想罪，因为将来没有词汇可以表达。”

现在对政治立场的定位，已经只剩下了“公知”和“五毛”，“爱国”和“恨国（带路）党”这样简单的词汇。但是，做过政治光谱测试的人都知道，政治立场的分类五花八门，细细分起来连十多种都不够概括，仍然能够继续细分——比如有些测试把新儒家主义作为一种立场，但实际上新儒家只能代表一个中国人在传统文化方面的倾向，在认同儒家文化的同时，这些人可以支持专制也可以追求民主，在经济上可能倾向社民也可能倾向古典自由主义。所以，新话的可怕之处就在于，它消弭了这些政治立场的差异，仅以是否“爱国”来衡量一个人，而此处的“爱国”又仅仅是指事无巨细地和官方保持一致。

其实这种对语言的阉割、扭曲和简化良有以也，从反右运动开始，一切敢于质疑、批判和反思的人（无论是针对整个体制，还是针对某个机构的具体行为）统统被打成“右派”，而紧跟党和政府步伐的人被称为“左派”，到改革开放以后，尊崇毛泽东、赞成扩大政府权力的人被称为“左”，其他人都叫做“右”——无论是社会民主主义、社会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还是古典自由主义。因此，在今天考察“中国特色”的左和右，我们会发现，它已经和政治学的左右标准相去甚远，这种概念的混淆，导致了国人讨论公共话题时语言和思维都极度匮乏。

这一点，无论是在攻击方方的人身上，还是在她本人身上，都体现得淋漓尽致。

（二）攻击方方的主力：小粉红

从方方和她的中老年支持者们甩出“极左”这个词的时候，我就知道，她输定了。

时代已经变了，和她一样经历过文革的人，对她可能支持也可能反对，但这些人的意见主要在酒局和牌桌上表达；能上网来攻击她的人，则是以90后和00后为主，这些人常常被称为“自干五”或“小粉红”，而不是文革时候的“红卫兵”。他们的思想基础也不是文革时基于个人崇拜的“左”。

把这些“自干五”和“小粉红”称为“左”，是在文革年月出生、长大的人常犯的错误，用国内这一套混乱的政治语言来概括这些爱国愤青，并不利于认清他们的本质。

50后和60后的知识分子，最大的缺点就是和年轻人之间隔了一堵墙。他们不愿意倾听年轻人的声音，在我看来，有时他们对年轻人的态度甚至是蔑视。这种隔膜是因为中国社会实在发展得太快，以至于超出了他们的认知能力：他们这些差了十多岁的人，在恢复高考之后的十年接受了教育，那是物质贫乏而精神生活突飞猛进的十年，他们大学时代是啃着馒头，读着书写着诗度过的，而现在的年轻人拥有网络，拥有诸多他们看不懂的亚文化圈子。

老知识分子本能地觉得年轻人不可理喻——例如老知识分子普遍认为沉迷于网络争执是浮躁浅薄、浪费时间的罪恶行为，而对年轻人来说，在追星的圈子里，对骂乃至于人肉搜索简直是稀松平常的一件事，只是一种日常娱乐，是一种追求认同感的行为。

老一代自由派知识分子不去倾听和理解年轻人，但宣传机构不会放弃对年轻人的努力，近些年来“团团”（共青团中央微博号）的崛起就是最好的案例。宣传机构采取年轻人喜闻乐见的方式，把爱国的口号简单化、娱乐化甚至饭圈化（把国家比作偶像，刻意迎合热爱追星的年轻人），新时代的小粉红开始批量产生，而老知识分子仍然固守在80年代遗留下来的小圈子里自娱自乐，对此一无所知。

想要了解小粉红，我们首先需要从物质和精神两方面为他们画像。

从物质方面来说，这些爱国年轻人大概满足以下条件：出身于城市中产、小资家庭，家里有稳定的收入；没有接触过体制内官僚，没有体验过不受限制的公权力的可怕；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考入大学，一部分人甚至可以在父母的荫庇下从小接受最好的教育、找到体面的工作。从精神方面来说，他们对政治有一定的关注度，但只看官方新闻和被官方收编的“正能量爱国博主”，相信国家是在党的带领下走向繁荣富强，对其他信息本能地拒斥，特别喜欢通过攻击国内外的异议人士来获得精神快感，表现自己的“爱国”。一旦有人戳破了他们吹起来的泡泡，立刻群起而攻之，用这种非常无脑、非常低端的行为捍卫自己的信仰。

我个人和几位比较忠党爱国的朋友保持私交，他们的情况大概如上所述，我不知道以后如果他们接触到了社会，见识到了官僚体制，甚至自己被铁拳砸过一次之后会不会有改变，也许有的人经历了这些事会有变化，但我还有一种更深的忧虑：他们的变化或许只局限于认识到中国也有黑暗面，但由于他们本身政治词汇的匮乏，他们即使感受到现实的不合理、表达出不满，也与正常社会的公民相去甚远。

对现实逐渐产生质疑的小粉红大概只有两种表现：一是寄希望于明君和清官，希望中央做主，派包青天拿着尚方剑来给他们主持公道；二是沉迷于苏联和毛时代的幻梦。这两种话术都可以用来揭露和批判社会的不合理现实，但从本质上来讲，不但无法撼动极权的基础，反而可以说是与极权统治合流——他们仍然会使用着在体制内绝对安全的话术，用极度狭隘和封闭的态度与国内外一切批评和质疑的声音对抗。

（三）传统的失落与现代政治常识的缺失

许多年前，当朋友圈逐渐流行开的时候，我们就逐渐开始产生一种认识：在朋友圈随便转发评论时事的内容，搞不好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

去年和今年，在朋友圈、亲友群和饭桌上避谈一些话题已经成了大家心照不宣的潜规则。去年是不谈香港，今年是不谈美国、不谈方方。

为了家庭生活和朋友圈子的和谐，为了自己的心情不被虚无缥缈的政治干扰，隐藏一部分观点，对个人来说，确实是理性的选择。但从社会角度来说，当一个热点事件长期持续，人们不断地承受着信息冲击，甚至连日常生活也受到影响的时候，无限的逃避是在向现实投降。

我们可以策略性地回避冲突，但不应该放弃思考——如前所说，政治语言的匮乏使讨论变成了划分立场、互相攻击，并且，双方越来越鸡同鸭讲，丧失了讨论的基础，那么，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个人认为，可以用前文所说的“政治话语的匮乏”来解读这种现象：由于概念的混淆、词汇的匮乏，思维和语言也一起被限制住了，在今天，我们谈论政治的时候，已经完全失去了一套大家共同认可的话语体系，或者说，大多数人根本就不存在对于政治的科学认知，既难以从中国古代的“谏臣”传统出发，正确地评价敢于对时政提出意见的知识分子，又不能运用现代政治学的基本理论来分析国家、政党、政府、公民之间的关系。

观察知乎的舆论，我们可以看出大部分网民对“知识分子”的轻蔑，他们引用毛泽东的著作，认为只有微博上反映疫情、求助的才是人民的声音（他们浑然忘了当时武汉求助的三姐妹如何被“爱国博主”孟驰大佐带人肆意辱骂），像方方这样的知识分子，想得无非是如何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给美国带路等等。他们并非不知道中国古代的士人传统，但他们发自本能地对这种传统不屑一顾。

中国的儒家自古以来有关注社会现实、批判当权者的一面，《礼记·儒行》里讲“虽危起居，竟信其志，犹将不忘百姓之病也”；唐代的杜甫之所以被誉为“诗圣”，是因为敢于揭露“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社会现实，敢于批判“边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的穷兵黩武行为，他也曾经因为直言进谏被贬官——尽管中国古代专制的传统根深蒂固，可是即便如此，关注民生疾苦、直言敢谏，仍然是中国传统士人所共同认可的优秀品质，敢于进谏和批判的人并不很多，但每个名字都足以彪炳千秋。在人人识字的今天，理想的情况是士人传统不只局限于一个精英的小圈子，而是全民继承这种传统，每个人都关注现实、敢于批判，然而我们看到的现实却令人遗憾——这种良好的传统完全被遗弃，成为了批判、嘲讽的对象。

传统的东西丢掉了，可我们又没有进入现代社会，极少有人能理清国家、政党、政府、公民的关系，服从权势成了最响亮的，也是唯一正确的声音。进而，疯狂的仇外、批判敢于提出温和意见的人，也都成了不容置疑的正确。

这些网民完全活在自己的臆想里，他们从头到尾缺乏政治学的基本素养，用自己接受到的那一套教育、自己生活的环境臆测其他国家，由此闹出了一系列笑话：比如他们认为“欧美”是铁板一块的仇恨中国，分不清欧洲和美国的不同政党派别、在具体问题上的立场和行动，分不清媒体和政客的区别，甚至认为方方日记是“西方国家”能找到的唯一的弹药——毕竟，他们也实在没见过真正的西方媒体，没见过这些媒体是如何报道中国，又是如何批判他们自己的政府。

但是我们很难和这些人讲道理，长期的洗脑导致中国人心里已经有了“自带墙”——几乎是条件反射般的自我审核，以及对现代政治理念的排斥。提到国际形势就认为大家都在欺负中国，提到国内形势先体谅政府的苦衷，认为政治不是普通老百姓能够评论的。

这是一种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他们认为不谈论政治就能躲开政治，但实际上，今年的情况已经充分证明，任何一个人都逃不开政治。平时顺从和冷漠，就要承担被恶政蹂躏的后果，然而我们看到的是，这些人仍然不思悔改，对蹂躏他们的体制展现出无限的忠诚和热爱，批判敢于提出极有限、极温和的意见的作家。

他们永远不知道如何去做一个公民，因此我无法与他们讨论，我只能闭嘴，微笑，心里被悲哀和绝望填满。

（四）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做一个人

实际上，我对方方和她的日记没什么特殊的感觉。

今年她开始写日记的时候，着实洛阳纸贵——倒不是因为现在还用纸，而是因为总被封禁，如何在围追堵截中先睹为快并保存、转发文章，和审查机制打游击战，已经成了疫情期间的一大乐趣。

但我那时候是没有享受这种乐趣的，与方方相比，我更揪心方斌、陈秋实、李泽华这三位公民记者；现在大家都在批判方方，却鲜少有人知道这三位真正的勇士的名字，知道了也没法在网上发出来。

方方不是公民记者，她就是个作家，在这个特殊的时期捡起了自己的本职工作，她写的日记也十分克制、委婉而温和。

我和一个武汉朋友聊天，她说她觉得方方的日记并没写什么实质性的东西，自我审查太严重了。她又说，她一个同学的父亲是过劳猝死的医生，被追授了烈士，她现在完全不敢看那位同学的朋友圈。我知道继续聊是在撕她的伤疤，但当时我已经有了写这篇文章的念头，于是提了个残酷的问题，问她知道的人有几个去世，新冠或者因为其他疾病没法入院都算，她说，有三个。

那天下午，在自己的空间里提了一句要写篇关于方方的文章，另一个湖北的朋友给我发来了完整的《方方日记》，她家在偏远地区，一月上旬曾经在武汉转车，幸好有惊无险。

我重新读了方方的日记，其实，只要能把《方方日记》的原文发出来，许多对她的咒骂都不攻自破了。她的日记里确实充满了牢骚之词，但在中国人最重视的春节，被禁足在家里，每天听到的都是熟人乃至亲朋好友的死讯，在微博上看到同一座城市里生活的人全家感染又无法得到救治，试问谁没有牢骚呢？方方又写到那些善良勇敢的人们：支援湖北的医护人员，坚守岗位的警察和环卫工人，下沉到基层的干部，小区里帮大家采买物资的热心邻居，对着采访话筒痛骂官僚主义的殡仪馆员工……她从未抹杀过这些人的奉献和付出。

知乎里那些答主指点江山时口口声声说着“人民”，可他们并不知道《方方日记》里出现了多少个活生生的“人民”。

至于所谓造谣云云，方方她不过是守在家里刷微信和微博，她没有记者证，没资格到一线去采访，她也只能听各种消息，并且迅速的记录，如果有什么错漏，及时修改就是了。倘若她为了五毛所要求的“不造谣”，去学那几位公民记者，恐怕现在等着她的就不是被全网批判，而是直接进友爱部了。

这是一个什么世道？大家都在批判《方方日记》，却容不得这本书在国内出版，网上也没见到几个人引述原文。如果他们是没读过，那我在鄙视他们胡说八道的同时还会有一丝同情，如果他们读过了还违心地参与批判方方的大狂欢，那我只能用我想到的最恶毒的语言诅咒他们。

能厚着脸皮炒作舆情，没胆量让一个老太太说几句心里话；能心狠手辣地抓捕几个拍了照片的调查记者，没胆量公布他们的名字、他们到底犯了哪条法律。

我本来只是受到了这些记录者的感召，想作为一个90后，记录我所能看到的网络舆情，分析我所知道的小粉红，但在凌晨四点半，支撑我继续写下去的是汹涌着的感情。

大家都不是英雄，方方是个退休的体制内老太太，方斌是个做服装生意的，陈秋实和李泽华是两个受过高等教育、各自有大好前途的90后，都是普普通通的人，都是怀揣着一份感情，为了实际上确实和自己没什么关系的人发声——这在古代叫做为民请命，在现代叫行使公民的言论权利，承担公民的社会责任。

陈秋实曾经如此对他所爱的国家表白：“我最爱中国三样东西：中国的文化，中国的山河，中国的人民。”此时此刻，大家坚守的位置是中国，脚下的土地是中国，在为苦难中的中国人民发声，这些东西在国外出版、在国外的媒体和视频平台上传播，我觉得不是贬低他们的祖国，恰恰相反，他们让外面的人看到，我们这个民族还有希望。他们贬低的，只是那些尸位素餐、脑满肠肥的赵家人，而现在，他们或忍受法外拘禁或承担无数谩骂，而他们为之奉献的人们在赵家人的指挥棒下狂欢。

我想到李承鹏在2008年说过的一段话：“最近大家很爱谈爱国主义，我认为，不能狭隘理解爱国主义就是敢于抵御外敌，爱国主义更是敢于抗争内贼。如同你爱你们村，不仅表现与敢在同别村抢水源时打架，更表现在勤恳耕种，爱护资源，不对本村妇女耍流氓。如果一方面欺负本村人民，一方面为了财主利益勇敢跟别村打架，这不叫爱国主义，这叫勇当家丁。”

十二年之后，勇当家丁的精神赵家人更多了，敢说真话的人更少了。这些家丁不只在外面冲锋陷阵，对内还殴打赵老太爷看不惯的村民。

这一幕很熟悉，我在很久之前就知道，事情就会是这样的。

但我还是希望，在没有英雄的时代，能做一个人，一个即便谈不上顶天立地，至少对得起自己良知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