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余文生、许艳夫妇

余文生、许艳煽动颠覆政权案即将在8月28日和29日开庭，作为久仰他们，且有幸见过他们两次的晚辈，我认为我有必要写一些什么——这也是我第一次决定讲述自己的部分经历。

我们的联系并不算很多，但每次想到自2022年底第一次见面，到2023年春季他们再次被捕，这段日子里，与他们相关的记忆其实渗透在我的生命中：我走上街头的同时，他们在家与余文生律师称为“白匪”的防疫人员抗争；我第一次拥有真正意义上的爱情，幻想接下来的几年，几十年，也会像余文生和许艳那样，既能携手对抗极权，又甜蜜地一起变老。

1

认识余文生是在2022年11月16日。此前一周，我工作的公众号因莫名其妙的原因被封；11月15日，我被HR“劝”着辞职，没有得到法律标准的补偿。

然而失业的第二天，我还是按照之前和朋友的约定，去法国大使馆旁听一场研讨会，主题是“关注死刑”。

我穿上了最贵重的衣服，一件立领米白色棉麻混纺袄，外面罩着方领半臂，用适合秋天的银杏叶簪子束发，而不是用皮筋，但还是没有系上浮夸的棕色裙子，而是穿了搭配上衣的棕色裤子和特步国风运动鞋。

我很少对北京人权圈子的人讲我的往事。以反修例运动和新冠疫情为界，在那之前，我仅仅是一个明末历史业余爱好者，从未想过有一天我也会进入气若游丝的公民社会。那段岁月留下的唯一印记，是我喜欢穿着有明代风格的服装在北京乱晃。

接我的朋友还没有来，大使馆门口站岗的武警要求我离门口远一点，仿佛怕我摇身一变成为歹徒，忽然闯入。我换了个远一点的地方，点上一支同样很适合秋季的陈皮爆珠贵烟，忽然，一个秃头微胖的男人闯入了我的视线。

“这怎么还抽上了？”他一脸不屑，想来是讨厌女性吸烟。

我瞪他一眼，感觉他挺眼熟。

不一会儿，门开了，法国使馆人员请我们进去，秃头男人走在我前面，我试图瞄一眼他的健康码，却没看到任何有效的信息。

秃头男人进去了，而我被晾在了安检区。几分钟后，一位年长的女士才想起我还在这里，协助我通过安检，给我发了访客卡。

我走进使馆大厅，看见熟悉的绿植和沙发，秃头男人却无影无踪。

我大概知道他是谁了。

当我进入会议厅，一眼看见他和她坐在一起，两个我在推特上见过无数次的人——余文生和许艳，勇敢的人权律师和他温柔的妻子。

我告诉余文生，我刚刚在推特上受人之托给他发私信，曾经因参与香港反修例游行而被判刑、限制出境的台商李孟居很想见他，李孟居刚刚刑满释放时，在我家借住过几个月，所以拜托我牵线搭桥。

余文生说，他正在找朋友核实我的身份。

我们相视一笑，再和认识的其他律师朋友逐个打过招呼，距离也拉近了很多。

那天的研讨内容我已经不记得什么，唯独记得余文生发言时，谈到两次羁押在看守所时观察到的死刑犯，直言当今中国仍有利诱死刑犯捐献器官的现象，我震惊于他的勇气，整张脸不由自主变得扭曲，嘴张成了“O”形。

事后，一位共同的朋友说，你好像那天对文生的发言很有意见？

我忙说，哪里哪里，只是太震惊了，没见过有人在公共场合如此直言不讳。

会后的茶歇时间，余文生和许艳夫妇被一群人簇拥着，而我则照例沉迷于法国大使馆的点心和葡萄酒。

我们最后约定，等疫情封控有所缓解，李孟居回到北京，就立刻找机会见面。

2

十几天后，在变态清零政策下积累的愤懑情绪如火山爆发，青年人在上海、北京、武汉、成都、广州发出三年疫情中的最强音，我也有幸参与其中。

白纸运动后的一周适逢我的生日，封控有所松动但仍未结束，我只能在家举办小型生日宴会。

那些天我寝食不安，一边等待着秋后算账的来临，一边照常生活，拒绝离开北京。同时，我也在关注着其他的朋友，他们或走上街头后遭到传唤，或是在日常生活中抗争。

我在推特上看见了余文生和许艳的视频，他们被门磁禁锢在家里，白纸运动后，余文生在《国际歌》雄壮的旋律里，一把撕下了门磁。

大笑之余，我不由得浮现出一个隐约的念头——或许，他们这些中老年自由派知识分子极少如此心甘情愿地播放《国际歌》吧？

可惜，我没能当面问余文生这个问题。

再次见到他是2023年的春季，经历了混乱不堪的解封，各自发烧，秋后算账虽迟但到，所幸我未被波及；我找到工作，回家过春节，节后因不满公司文化再次辞职。李孟居在三月回到北京，我和男友陪他一起去余文生家。

不知换乘了多久，再打车到门头沟区，我带了两瓶李孟居寄存在我家的金门高粱酒，之前，他希望我把这些来自台湾的酒赠送给中国的人权律师。在路上，我和男友为余文生和许艳挑选了一束鲜花。

绿净春深，我们穿过小径，绕过水池，进入余文生和许艳租住的公寓。

许艳为我们准备了水果、俄罗斯紫皮糖和立顿茶包，我当时在想，道衡律师事务所的人大多擅长品茶，余文生似乎没有沾染此风，以后一定要找机会给他送些好茶——我见不得我的朋友喝立顿茶包，感觉错过了陈皮普洱、茉莉绿茶、正山小种、武夷岩茶的人生总归有所缺憾。

几星期后我才意识到，缺憾的岂止是错过了好茶，而是我自那以后，就不再有给他们送茶的机会。

那天李孟居和余文生聊了很久，许艳微笑着沉默，我疲倦地沉默，间或试图在不影响别人的情况下溜到窗边吸烟。窗户只能开一半，我努力把嘴和烟挤进小小的缝隙里。

走之前我们合影，后来，许艳把剪裁掉我们身影的照片发在推特上：“余文生律师收到了大学生人士送的一束花，余文生很高兴。”

过了很久我才意识到，挽着许艳胳膊的米色袖子，是我的古典风格春季毛衣。

那天晚上，我们一直没有见到余文生和许艳的儿子余镇洋。他在楼上，时不时发出一些轻微的声音，但从未下楼与我们打个招呼。提到他时，余文生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他是成年人了，有自己的想法，要为自己做决定。当时，我们还并不知道，过去这个家庭的几次震荡，是怎样给余镇洋带来永久的伤害。

临别前，我拥抱了许艳一下，她的拥抱柔软如同棉花糖。

她说，那时很为我担心，还好我最后平安无事。

3

此后一段时间，是2023年我最开心的十几天。冬季与春季困扰我的一切都已结束。我决定成为一名自由职业者，开始尝试各种不同风格的文稿，决定修复之前的创伤，改掉不由自主的坏脾气。

余文生和许艳平静的生活也在继续，许艳包了一顿荠菜馅饺子，多年没吃到荠菜饺子的我看着图片也垂涎欲滴；他们一起看书，一起打篮球运动；余镇洋过了十八岁生日，迅速地考下了驾照；余文生说石景山政保又来了，同时挂出一张中英文的“不欢迎Do not welcome”图片，我们考虑在一家女性主义的淘宝店里买一个“不欢迎”的脚垫送给余文生……

我一度以为生活就会那样继续下去，直到那一天，星期四下午，余文生和许艳频繁地发出紧急的信号，直播在会见欧盟人权官员的路上被拦截，上了警车，要被带到派出所，然后他们的短视频戛然而止。

没有人意识到发生了什么，此前也有过人权律师或妻子因为在使馆区活动被传唤，因为办案被传唤，因为见朋友被传唤……

没事的，我们想。

24小时过去了，我不顾一切匿名、安全之类操作规范。去他妈的，国保知道我的电话号码又怎样，我要知道许艳是否还好，我要她棉花糖一样柔软的拥抱。

我站在阳台上，看着隔壁老头养的鸽子，用颤抖的手播了电话，她的手机关机。

我去找圈内前辈，他说，大概就是治安拘留吧。

两天之后，我知道我错得离谱，那位经历过大风大浪的前辈也错得离谱，我们终究还是低估了极权的恶。

周六晚上，我正在北京的一家青年空间，与一位因抗争活动被拘留几个月，刚刚取保候审的朋友见面。我与她素不相识，因白纸运动阴差阳错参与了对她的救援，时至今日，我仍不知我当时的行为是对是错，但我见到她的第一个瞬间，我把她拥抱得透不过气，随后从我的毛衣——见许艳那天穿的米色春季毛衣上摘下一位前辈送我的胸章，送给了她。

一只和平鸽，鸽子身上印着秋瑾《勉女权歌》的第一句：“吾辈爱自由，勉励自由一杯酒。”

狂喜后的一两个小时，我知道余文生和许艳已经被刑拘，彼时我的手里端着一杯鸡尾酒，我感受到晶莹的橙色液体随我的全身颤动，只剩下一个念头，不要摔坏朋友们的杯子，不要毁掉她们用心调的酒。

灌下一整杯酸甜的酒，宛如灌下毒药，我走到外面，对男友说，余文生和许艳被刑拘了。

第二天中午，我一边在家炖一锅菌汤，一边和男友商量，要去看看他们的儿子。

又是漫长的转车，不知过了多久到达他们住的小区，春归无寻处，人也已经不在，唯有池塘亭台依然如旧。

在楼下买了些食物，沿着熟悉的路径上楼，余文生家门口坐着一个年轻女人，我们决定硬闯。余镇洋开门后十分钟，我们还未来得及劝他签署律师委托书，即有一名便衣警察赶到。

余镇洋出门和他交涉，我和男友在室内紧紧拥抱，我吻着他的脖子。

“我爱你。”

“我不后悔。”

我瞥见客厅的角落里有一束干枯的花，是我们之前送他们夫妻的白玫瑰与粉色百合，许艳没有舍得拆开花束换进花瓶，也没有丢掉，就让它们一直在那里慢慢枯萎。

便衣带着一名民警进来，我一直虚与委蛇，唯一的念头是保护我的男友，他还在上大学，不应该引起国保的注意。

那便衣年约四十岁，戴着眼镜，一脸嘻嘻哈哈，先是让我们进屋说话，不要惊扰街坊邻居，随后唇枪舌剑，暗中过招。

我说，我只是受人之托来看看孩子，这是合法行为，我无需对你交代清楚。父母的问题不能株连子女，你们把孩子照顾好，外界自然也没话说。同时，我劝他要让余镇洋去给父母存钱寄物，并要求看守所写收条。

便衣国保开警车将我们“送”到地铁，下车时，我忍不住双腿发软。当晚，看到另两名在上午去探望余镇洋的律师发了一份情况通报，我才知道，那位国保竟是赫赫有名之人。当夜我辗转难眠，不得不跑到阳台，一根接一根吸烟。

隔几天，一名朋友接到国保的电话，询问是否与我认识。

之后，我们试图去记录余文生和许艳的故事，为此去见他们的朋友，查询他们过往的推文，在这个过程中，我又一次重新认识了他们。

我第一次知道，余文生曾经为会见信仰群体而勇闯看守所；在朋友的眼中，许艳曾经是呆板而胆怯的家庭主妇，但在余文生被囚禁后，她成为了营救丈夫的重要力量。我也是第一次知道，国保如何调来电锯，花几个小时锯开门，当着妻儿的面把余文生铐走，又是如何在他送孩子上学的路上故意激怒他，以“妨害公务”的罪名把他刑拘，后来才变成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五月，我被李孟居拉到工体夜店喝酒，想到许艳已经被刑拘将近一月，如果不能取保，就意味着她将在被拘禁到不知何时。

我把自己灌醉，蜷缩在卡座的沙发上，哭声隐藏在流动的光线和嘈杂的音乐里，我可以肆无忌惮地哭，想念许艳温暖的拥抱，而不必担心被人发现。那天晚上，我几乎失去行动能力，坐在夜店门外的柏油路上，用仅存的理智紧紧抓住手机。我最后被李孟居雇人送回家，第二天醒来时，头仍在疼。

我们在不同的地方给余文生和许艳寄去明信片，不知他们是否收到。

直到那时，我仍希望能拥有余文生和许艳式的爱情，互相做饭，互相送花，盛赞对方如二十年前一样美丽，共同承受可能发生的一切——如果我们继续留在中国，该来的迟早会来。

然而接下来的一切都不如人愿。余文生和许艳被羁押年余，余镇洋精神状态岌岌可危；我和前男友分道扬镳，同时意识到中国已经容不下任何自由创作，怀着无尽的思念与痛苦离开中国，偏安一隅，继续承受抑郁以及越来越严重的睡眠失调。

每一处建筑，每一顿饭都会勾起思乡之情，我开始谴责我自己的怯懦，在梦里不停地逃跑，在醒来时想到死亡。

我不断地问自己，我写这篇文章是为了什么？我要表达什么？要写多少字？我也不想回答，只是任由思维流淌，记下认识他们夫妻的那一段时间，我经历的每一件事。

在专注于记录的这一刻，我确信我还活着，因为我全神贯注于记忆和文字之中，我去回想那动荡的半年，我最勇敢的半年，以及由此带来的漫长的精神痛苦，但写作本身可以成为一种治愈，在写作之中，我逐渐探寻到文字、我们所承受的一切以及生命的意义。

我想到漫长的历史，我热爱的历史，被刻意掩盖的历史，从学习到遗忘，再到此时又一次想起，它只教会了我一件事：

在每一个时代里，都有人经历他们本不该承受的苦难，但我们所记录下来的这一切，会成为这个时代的呈堂证供，成为几十上百年后历史的卷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