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不肯回国的人后来都怎么样了

其實是兩年前的舊文，應潔平要求發過來XD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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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年以后，当我们四人再次齐聚在尖沙咀20几层楼高的酒吧，面向维多利亚海港的点点华灯干杯时，我们再次谈起了自己为什么要离开家乡。

阿依当年自学日语后只身到日本读书，田页在几个国内外城市辗转最终选择了北京，佳佳凭着四年前偶然的机会至今留在黎巴嫩，而我一时冲动，如今来香港已经第七年。

我对他们说，和很多香港本地人聊过生活理念之后，我觉得有必要重新和老朋友谈一谈离开家乡生活的意义。

我与香港朋友聊天时那种格格不入感，源于大家对生活想象的不同。

我们这一代内地青年，离乡别井是很平常的事：生在A城、到B城读大学、毕业后又到C城工作。我们像候鸟一样从一个地方飞到另一个地方。

“异地恋”一直是网上的热门议题，因为你大学后与高中的小情人渐行渐远，毕业回乡或择业时又必须现实地和大学女友分手。

从“逃离北上广还是回到北上广”、“要不要回家乡发展”这种大命题，到过年要怎么回家这种小问题，我们都关心。关于跨地域生存的所有波澜，就这样理所当然地镌刻在我们的生活方式中。

而我在面对香港的同龄人时，才体会到这种生活并非必然。

除了小部分人，多数香港年轻人就是生于斯，长于斯，求学于斯，工作于斯，死于斯。他们的意识中几乎没有“离开香港”这个选项。

他们永远离父母很近；到二三十岁时，他们平日聚会的一帮好友依然是中学同学；年少时在一起的男孩女孩，就这样交往下去直到结婚。这才是他们的理所当然。

这并没什么不好，只是这种生存状态令我们看世界的方式都不太一样。

在意识到这点的一瞬间，我突然感觉香港这个国际都市……“就像一个小渔村”——我小心翼翼地寻找措辞，但仍怕伤害对方的感情。

“香港本来就是个小渔村啊，”香港朋友倒是坦然，一笑置之。

这话面对家乡的朋友就不敢说出口，尽管异样感受类似。

我曾回家参加以前的朋友聚会，几个人里除了我，一个在教育局，一个在开保健品店，另一个在做微商。开店的朋友孩子快要上学，问着教育局的学校分配的事，做微商的把一些产品放在开店的铺面卖，一边问对方卖得如何。

席间人间烟火气浓浓，我插不上嘴，而后一时无话，三个人联机打起了王者荣耀。那一刻我看着他们觉得非常有趣，好像他们离我很近又离我很远。

我当然不敢也不可能对他们有什么“香港留学生优越感”，在座的收入应该都比我高，反而是现在的留学生、海归都战战兢兢，生怕国内朋友误会自己有优越感，一不小心就伤害了对方的民族自尊心。

倘若你和太神往地聊起自己在外的酸甜苦辣，怕还会被回赠一句：

“香港有什么了不起？”

“装外宾。”

只是那种感觉，和香港朋友聊天时的那种感觉，又在我心中闪现。

我后来和那些留美、留英的朋友提起，他们和一些一辈子没离开过家乡生活的英国、美国人聊天时，也有类似的感觉。

就好像生活在我们之间画了一条线，把人分为“在异乡真正生活过”和“没在异乡生活过”。

当你跨过那条线时，你看事物的方式就不再一样了。你们觉得重要的事情不一样了，关心的东西不一样了，感兴趣的内容不一样了。

这不是那种“追求自我价值”老生常谈，不是关于对柴米油盐和主流价值的抛弃，这是一种价值衡量标准和观察角度的脱胎换骨。

生活给你换了一双眼睛，就如同科幻小说《三体》中，大难临头时从地球逃跑的舰队。当他们飞离地球的那一刻，尽管生物上和人类依然一模一样，但他们概念上已经成了另一个外星种族。

带来这种改变的肯定不是收入。倘若生活的优渥是评判生活的唯一标准，那当代的异乡人必然底气不足。

而下一个被提上台面讨论的是“视野”。古人爱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倘若一个人走得远，接触了更多新鲜事物，自然“视野”就更广。

我们总是默认，异乡生活能够让人“见世面”，所以必然会有助于人的精神成长和世界观塑造。这看上去逻辑简单，但这种预设其实并没什么道理。

对新鲜事物的更多接触，并不必然意味着思辨能力更强、想法更开放。

大概到这两年我才意识到，改变我们眼睛的，不是“新鲜事物”这么简单的东西，不是你流浪异乡，看到不同的肤色和语言，民俗和法律，就突然之间变成一个视野广阔的人类。

改变我们的是痛苦。

是错位与抽离带来的孤独和流离感，是身份重置时面对的认同迷茫，是那些跨地域生活必须面对的所有特殊痛苦，让我们变成了另外一个种族。

跨地域生活本质上是一种人为的错位。

你如同一个齿轮，把自己从你的舒适成长运转中生生拔出来，安置在一个陌生的机械中，试图重新找到嵌入的位置，开始转动。

迁徙是横亘在每个人面前的未知数，是一棵连根拔起的树，从一个培养皿移植到另一个培养皿，从一种生存漂移到另一种生存。

在西方社会，父母的过多搬迁甚至被公认是对子女的一种童年伤害，因为孩子的生活环境、童年好友要全部更换，可能陷入孤独、迷茫、空虚，乃至造成各种心理问题。

而我那些出国在外的朋友，大部分或多或少都受过抑郁的困扰。

几年前读过一个来港内地女孩的故事。

她觉得香港是个冷漠无情的金融城市，来港四年，得到的温暖寥寥，后来染上抑郁。有一天在连锁餐厅吃饭，拼桌的本地大叔突然和她搭话，聊起自己的好几份兼职：送外卖、卖水果、做后厨。大叔说香港是个压力很大的城市。

她突然眼泪夺眶而出：“我觉得压力好大啊。”接过大叔递过来的纸巾，她放声大哭。

跨地域生活的人对这种感受都不陌生。

几年前一个深夜，我刚刚下班，坐在双层巴士的末班车上，因为各种生活的不顺利而泣不成声，给远在日本的阿依打了个越洋电话：“阿依，我很难过，能不能听你唱歌？”

阿依一句话都没有问，给我唱了一首温柔的日文歌。直到挂电话，她也没有问我发生了什么。

我想这种默契近乎密码，而同在异乡的我和她无需过多解释。

《西游记》里，唐三藏被乌鸡国僧人冷待时说：“人离乡贱”。

对于高官或者富豪子弟来说，这意味着赤裸裸的国内资源无法变现：在大唐王朝前呼后拥的御弟圣僧，虎落平阳时只能被妖僧冷落；在国内含着金钥匙的孩子，离了家可能只能当个有些钱的“普通市民”。

而对于更普遍的中产移民、留学群众而言，“人离乡贱”四个字，包含的是更真实的切肤体验：为了炼开天眼，你一脚踏进这条冰冷的河流，行走江湖，自插一刀。所有的情绪都独一无二。

这种情绪的海平面之下，则是当你独在异乡为异客，面临身份认同、社会位置的摆放时，需要面对的自我认知冲击。

田页在欧洲读政治学时，曾经对我说，他觉得中国学生不宜到外面读本科。

“我觉得应该读硕士才出去。年纪小的人价值观不稳定，在外面遇到一点逆境，很容易变成一个激烈的地域主义者。”

当你在家乡生活的时候，民族认同或者家乡认同从来不是一个首要问题。除非是和网友吵架，你平时不会突然昭告“我为我是一个山东/福建/中国人感到自豪”。

而当人客居异乡时，地域身份认同会突然在你的生活乃至生存中占据重要的比重。

有评论者曾以俄国历史举例，被沙俄和苏俄驱逐到西欧的知识分子，后来反而普遍成为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因为当一国的人移居海外后，他们需要将民族主义作为认同资源，以缓解被排挤在当地主流社会之外的失落感，增进同族群移民圈子的凝聚力。

因而他们竟然会产生比留在本土的族人更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

而你肯定也见过天平中另一个极端。

为了能够融入生活圈子，有的人会迅速全盘接受生活地区的一切文化和价值观，讨好本地居民，乃至于对原生地表现出唾弃和抨击。

我们将前一种人称为海外留学生小粉红，后一种人称为崇洋媚外。

但这背后起作用的，恐怕心理因素多于价值立场。在外生活，面临身份错位与落差，人总需要调整位置以重新达到平衡。

香港的本地朋友总爱问我：你觉不觉得自己是香港人了？

而我把这个问题归入了那条跨地域生活之线的另一端——因为我从未为这个问题困扰过。

我为什么一定得是某一个地方的人？又或者，我能不能同时是很多个地方的人？正是这种亦远亦近的抽离感，让我不再用人们约定俗成的地域标签来定义自己。

所以，我想我找到了面对身份错位时真正的平衡。

这是跨地域生活的挣扎教给我们的思考方式。而这恐怕也更接近未来的思考方式。

一个科幻网站曾经设想过一种未来人的样貌：TA看上去混合了全球几乎所有不同种族的特征，又完全看不出更像哪个种族。

现代意义的全球化至今已经50年，人类迁徙的成本一直在下降，而跨地域生活的人口在世界级别上也在增加。

民调机构 GlobeScan 在2016年的身份认同报告，结果显示全世界越来越多人认自己为“世界公民”。

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及新兴经济体的人：71％的中国人、73％的尼日利亚人、70％的秘鲁人和67％的印度人均认同自己是“世界公民”；56％的新兴经济体国家民众首先认同自己是“世界公民”，其次才是“某国公民”。

在打开自己双眼的同时，跨地域生活的人在重新定义游牧民族，而他们的认知，他们的矛盾，他们的视角，将成为下一个时代的主要故事。

我们四个人上一次碰头的时候，大家还在考虑回不回国的问题。

然而当我们跳脱出现实的琐碎，宏观一点考虑人格成长这回事时，“回不回国”其实也不是重要问题。

问题不在于你要不要留在别处，成为别处的人，而在于你是否曾真正走出去过，并且认真地把脚踏进那条河流？最重要的是，你没有为自己设定一个归期。

因为你我其实都清楚，如果出走附带着倒计时，那你只能是一个蜻蜓点水的过客。

首先你要真正把脚踩进去。不担心乱石或水蛭。你拥抱跨地域生活给你的快乐苦痛，并花时间爱自己，感知自己内心所有细腻的情绪反应。

然后有一天，你看世界的方式就会不一样了，仿佛任督二脉被打通——就好像曾经只听顺耳、旋律性强的流行乐，突然耳朵被打开了，懂得欣赏古典音乐或者重型音乐。

这时候再有人问你“你是哪里人”时，你会回答：我是这个世界的异乡人。

我所看见的，是世界未来的模样。

但前提是，你必须要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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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載於騰訊《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