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权阴影下的女性成长： 论《狗十三》中的暴力与规训

作者：一只扁嘴狗

曹保平导演的电影《狗十三》讲述了少女李玩和小狗“爱因斯坦”的故事。“爱因斯坦”的到来和走失在家庭中引起轩然大波，这一切都逼迫着李玩成长，并且迫使她接受成人社会中一些不成文的规则。影片探讨了中国式教育的弊端对子女造成的负面影响，并反映了子女在这种影响的冲击下所给予的回应。本文将结合具体内容浅析影片的主题与中心思想。

1、 自我阉割下的成长之痛

虽然父亲和爷爷极力宣称并试图用诸多方式证明自己爱李玩，但整个家庭中根深蒂固的重男轻女思想依旧对李玩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首先，父辈对儿子和对女儿的教育理念存在极大差异。弟弟昭昭的名字出自《孟子·尽心下》中的“以其昭昭，使人昭昭”，李玩的名字却简单随意。姓名作为伴随人一生的符号，本该承载着父母的嘱托和殷切希望，“玩”本来也许意味着自由自在、天真烂漫的儿童对孩提时代的美好回忆，而影片中李玩所遭遇的却只有敷衍，无视，不管不顾。这让对生活、爱情抱有美好幻想的青春期女孩被阴暗的雾霭笼罩，逐渐被现实磨平棱角。

而小狗爱因斯坦的命运和李玩的命运相照应。青春期正是女孩树立个性和远大理想的时期，但在李玩的世界中，她的合理要求却仅仅只能换来表面上的敷衍。李玩十分希望能够在父亲的想法和自己的想法中寻找一个平衡点以达到巧妙的和谐，“我不是非要一只狗的。”事实上她想要的只是大人主动弥补错误的态度和一个真诚的道歉。但在奶奶寻找李玩走失后，李玩遭到爸爸暴打。当弟弟与奶奶冲突时，爸爸会优先安慰弟弟。李玩越来越发现自己在这个家庭中处于一个十分尴尬的地位。身份与性别令她在新家庭中都成为了多余的存在，而爱因斯坦对于李玩来说，正是她追寻的最后一点光明。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我们没有经历过饥荒和文革，但我们失去了儿时田间地头的快乐。我们成长在钢筋水泥的城市森林里，我们的天空经常是灰色的。家庭的物质生活日渐优渥，提供的精神关怀却严重缺失。良好的教育和温馨的成长环境，对孩子的一生将会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但对于李玩来说，暴力，欺骗，谎言一次次的将她打垮。更重要的是她与爱因斯坦之间因经历相仿而建立出的惺惺相惜的心境，却最终无奈屈从于所谓成年世界的秩序，谎言与欺骗。

在家庭这种特殊却传统的亲密关系中，随着年龄的增长，子女和父母之间曾经的阴影终将慢慢消散，但不是通过沟通的方式，而是通过成长，在子女的成长的过程中将它完全吞噬，但其实这种和解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当孩子本人在未来为人父母之时，想来可以去体谅一部分父母的苦心，但青春期留下的伤痕并不会完全消失，它依然在潜意识里影响着为人处世，影响着对下一代的教育态度。

小狗爱因斯坦成为李玩挥之不去的阴影，它的遭遇让她对这假惺惺的世界本能地感到厌恶，也觉得可怜。童年与青春大抵是最偏离实用与功利的时期，可有的人提前从梦中被叫醒，过早被剥夺了幻想的权利。所谓的成长向来是一件代价很高的事。成年人世界里，对孩童强制要求的“懂事”，其实也是一种“规训”。那些看似更文明、更人道、更温和的惩罚方式，它带来的不是肉体的疼痛，而是更具侵犯性的心理控制。它要求人发生内在的转变，要求其内心皈依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导演曹保平曾说：“没人注意到我们在什么时候忽然就长大了，一切好像自然地发生了，但那一天的到来其实是很残酷的。”的确，每个人的青春都应是朝气蓬勃、绚丽多彩。这正是描绘人生，寻找方向的时间。但当落后的思想，言语或行动的暴力，一次“带着善意”的欺骗，更甚者是一次睁眼说瞎话，降临在一个青春期的女孩身上，她承受了在这个年龄不该承受的不幸，从此随波逐流。记忆深处的害怕、恐惧、厌恶构架成巨大的黑色阴影，令她崩溃，令她始终无法脱身。

古时的男尊女卑，重男轻女，即使今时今日，也依然有部分欠发达地区留存着这样腐朽而落后的观念。它是一个吞噬女孩对美好未来的追求，吞噬她们对人生道路的选择自主的恶魔。同时，中国式家长对孩子的教育照葫芦画瓢和按部就班的方式只会培养出对原生家庭不自信，没有主见的孩子。父母应该做的是陪伴与引导，而不是捂住嘴让他们沉默。李玩始终无法走出那如同噩梦般的回忆，因此也在既定的路上渐行渐远，被关在卫生间的假爱因斯坦，和真爱因斯坦丢失时不安无助的她一样，他们都在大喊：我们需要被关注，我们需要被平等的对待。

在整部影片中缺位的母亲在结尾中的一通电话，让父亲终于卸下了名为伪装的面具，在李玩面前眼含泪水，继而吐露心声：“你爸，不是个好爸。”李玩也被父亲的真情打动，最终选择去理解父亲的艰辛与不易，最终走上了自我异化，按照男权的欲望而重新成长的道路。这是她的幸运，但在这幸运背后却是人世间最深的不幸无力与挣扎。

2、 家庭中“父”的掌控与暴力

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指出，即使在家庭这一最为亲密的私人领域中，也仍然存在着统治与压迫，家庭并不意味着其一定是“友爱的乌托邦”，私人领域无论何时都可以转化为一个封闭专制的小王国。“父”的角色无疑是处于控制链的顶端，违反“父”的意愿的家庭成员则会遭受暴力。影片中的三个男性角色：父亲，爷爷，弟弟的身上都有“父”的影子。从他们身上可以窥见父权专制的踪迹。

影片开头父亲想让李玩将物理兴趣小组改为英语兴趣小组，好言劝说无用后，他最终粗暴地替李玩做了决定。在遭到李玩沉默抵抗和拒绝接受讨好之后，气急败坏的父亲大声说着自己的辛苦与不易：“你爸急得连觉都没睡，一大早让老师叫来，等你长大了你才知道我是为了你好。”这无疑是一种形式上较为温和的语言暴力，但却强迫子女服从自己的意愿，将自己的想法强加在子女身上，完全忽略子女的感受，并冠上“爱”这一冠冕堂皇的名号。父亲对于这件事的处理也预示着在接下来的矛盾冲突中也将采取类似的手段。

“父”的第二表现在爷爷这一角色上体现。爷爷在影片中起着辅助父亲的“调停”的作用，爱因斯坦走失后，全家人决定由掌控最高话语权的父亲告诉李玩这一事实，父亲下意识的把狗走丢的原因归咎于：“是狗不听话，自己跑了。”而巧妙的回避了爷爷的责任，“父”为了维护家庭中长辈的的尊严不惜以谎言欺骗李玩。

而影片的第一个高潮中，奶奶为了寻找晚归的李玩走失，父亲第一次对李玩进行了肢体暴力。爷爷沉默的旁观，其实是变相支持了父亲出格的暴力行为，而在全家人为了真假爱因斯坦争执时他又及时发声制止。作为父权话语的坚守者，爷爷对李玩虽存着溺爱之心，但还是在冲突面前还是采取回避的态度，以维护家庭的虚假和平。

弟弟昭昭出生后就成为了这个家庭的中心和未来的继承者，所以昭昭的对奶奶的暴力却被异常地纵容。昭昭在父母的安排下学习滑冰，教练给小朋友们发牛奶喝，昭昭却吐了一地。大人的饭局上昭昭和李玩都被拉入其中充当陪客，这两个情节都隐喻着弟弟也注定重复姐姐的命运，强化了观众对于这种教育模式的反思与审视，被骄纵溺爱的昭昭也注定付出更大的成长的代价。

在家庭这一最小的社会单元中，暴力被合理化，中国社会传统的“家丑不可外扬”的观念也在无形中给家庭暴力行为提供了一张保护网，被家庭暴力的成员由于对施暴者在经济，情感生活方面有一定程度的依赖，只能选择顺从。对子女采用“棍棒底下出孝子”的教育原则会给子女造成极大的心理阴影。

子女迫于伦理孝道和经济条件的双重束缚，不得不成为父母希望成为的样子，独立的思想被认为是青春的叛逆，反抗行为也被联手扼杀，李玩就如同弗洛伊德笔下经典场景中的“少女杜拉”，成为了一个被父亲所分析，所定义，所拯救的少女。

综上，曹保平导演在这部作品中虽然使用了节奏较慢的线性叙事模式，击碎了家庭的“爱的共同体”神话，却真实的展现了在男权语境和中国式家庭中成长的女性青少年面临的成长困境，引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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