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苏小和谈余英时有感,你是什么时候反思人生的

张知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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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苏小和的批评书,对他关于离开中国,任何时候都是正确的说法,一直将信将疑。今天他谈到了余英时先生,我就按图索骥找来这位大历史学家的书来看,确实有点对口,它谈历史是从宏观角度,可以类比钱穆。早十年左右,我也听说过苏先生和余英时的大名,但对他们的叙事不太感兴趣,那时候喜欢听讽刺和激进的批评。苏先生自称这些年转向了基督,观看他的节目,明显感觉,他把神的意志作为衡量社会万事的尺度。而余先生,我感觉还是以传统文人自居,有明清儒学大师的遗脉。余老先生上世纪三十年出生,比我故去的祖父还大三岁。我在油管上检索到他对这个国家纪念五四的批评声,深深认同他的看法。这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检验了我目前的认识观念是不是正确的。他说1978年回到中国,发现中国已经不是他青少年时候的中国,已经变成人心诡诈政治挂帅的社会。至少他有民国为参照锚点,但对于我这种的三十岁的人来说,去哪里感受物是人非的变迁,以求为生活的目标做正确的规划呢。当我感受十年前与今天是不同的,没有变好而是变坏了,更有甚者,预计今后会一直不会好起来,就萌生出逃离的心思。突然听到一个智者说,其实70年来,都是不好的。或者三千年来,都是吃人的社会。我是应该哭呢,还是庆幸余生还有时间。

一条鱼缸里的鱼是什么时候感受环境在变呢。是在水温40度,还是50度,还是快要沸腾时候呢。可以说每个人的尺度是不一样的,也可以说忍耐度的极限是不同的。就我而言,当我刻苦用功奋斗了二十年,依然不能过上平静的正常人的生活时候;当不能规划自己的人生,被时代洪流裹挟的时候;当回想祖上四代人将近一百年一贫如洗的原因的时候;当看到无数家庭因为物质缺乏导致的各种人伦悲剧的时候。我就说,够了,这就是我的忍耐度的极限。听到苏先生和余先生的观点,更加巩固了我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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