鑽進政治亂流的武漢返台包機

如今在武漢，已有13座主要醫院都爆發了大規模(定義為15名醫事人員以上受感染)的院內感染。打個比方，這就像台北市12個區的聯合醫院，都像當年和平醫院不幸爆發院內感染一樣，同步失去了正常運作的完整救治能力。現在的武漢，大概就得朝這樣子的概念去理解。

然而，又由於這些大醫院都是1000萬人的大武漢的生命線，他們沒有一間能夠封院；還得繼續勉強運轉，唯一能做的就是讓確診的醫護人員給隔離起來。

易言之，武漢現在是一座失去了常態化醫療救治能力的城市，一切都處於緊張得非常戰時狀態下運轉。據我在北京能得知的片段信息，就算在八九天之內搭建起來的兩座臨時性專診醫院滿載，也只能再多出2000個床位。

所以，才有這兩天大家在網上看到的，將體育場、會展中心等空曠場地改裝成戰地方倉醫院的措施，讓確診後的輕症者住到這些“體育場醫院”；正規醫院，慢慢傾向只收治重症、急症患者；疑似有病徵但未確診的人員，則要求離開家裡，進入社區層面準備的賓館、學校等隔離點待查。

這麼做，是因為原本讓輕症者主要待在家裡留觀的策略性方針(說是策略，但其實也是不得以而為之)，隨著時間的推移，發生了越來越多家庭性群聚感染，或疑似感染的案例。這對防堵爆發社區感染非常不利。

於是乎，武漢才下了死命令，要求這兩天做到：1) 在2/5結束之前，完成對所有確診病人的收治；2) 最晚到2/7，完成所有疑似病例的DNA檢測。否則，武漢的疫情將遲遲見不到向下走的拐點，“封城”這一特斷措施能提供的寶貴窗口時間，正在一點一點地耗盡。

現在武漢官方想做的，就是把所有的已發和潛在病例都給找出來，攤在桌面上，不再以輕症無法收治、醫院滿了無法收治、試劑盒不夠而無法確診等主觀客觀理由，延誤對風險因子的捕捉。

寧願讓這兩天把所有的黑數都挖出來，也要讓目標明確，從而把疫情從“圍堵遏制”階段，轉入到“標定、壓縮和消減”階段。

當然，上述說的這些事，如果把時光往前撥一個月，提前到1月4號、1月5號來做，那就是無比正確、腦子無比清醒的；但放到今天來做和才做，只能令人無仍唏噓。

更令人擔憂的一些呈現出來的切面是：在社區層面所布置的“疑似病例隔離點”，大多數是由中小型賓館旅店徵收而來；隔離點內有不少尚缺乏專業的防疫人員指導和醫療觀護人力，去了就是被禁足在房裡，飯點到了發便當或泡麵，情況同樣令人堪憂。

總之，在這樣的背景下，去想像武漢台胞們迫切希望離開當地的心情──我都相當可以理解。畢竟一旦感染，他所處的已經是一個一切資源、餘裕都非常緊繃，離正常條件下能做的SOP何止以千里計的克難醫療環境──雖然，在疫情爆發之前的武漢，醫療資源的集中度已經是整個長江中上游最好、全國排名不是第三也是第四的城市。一旦防疫失策，仍不免淪於此境。

從過年以來到這幾天，我所認識的不少西方國家使館的外交官，都為撤僑忙得天昏地暗。

截至2/4，已經通過政府對政府模式進行過從武漢撤離國籍民眾的國家，包括美國、英國、法國、德國、日本、韓國、澳大利亞、土耳其、約旦、孟加拉國、斯里蘭卡、阿爾及利亞、印度、印尼、新加坡。有些國家撤了一架不夠，還得再派。

撤一次沒撤全的原因，主要就是卡在外籍人士的中國籍家眷身上。

按照中國政府的標準，如果是“撤僑”行動，那麼只能帶有外國籍的人走，但凡擁有中國籍的外國人配偶和孩子不能上飛機。因此還有人不願和家屬分離，留在當地。

為此，英國和德國政府都跟中國政府據理力爭、激烈抗議，要求保持其國人的家庭完整性的原則，並認為這一原則在此非常時刻，必須高於中方空泛的主權、國格尊嚴等概念。

最後，據我一位有著英德雙重國籍配偶的大陸籍朋友說，在英國人的英勇鬥爭下，中方終於放下執念，只要該國政府願意，都可以把外籍人士的中國籍家眷帶走。

日本政府在撤僑時，由於一開始並未據理力爭，致使還有不少中國籍配偶的日僑至今仍滯留武漢，因而遭到輿論猛烈批評。

回到台灣今天的爭論，當然，我也完全理解台灣至今抗疫艱辛的不易，並深切擔心這一疾病在台灣的可能擴散。

但終究，人們要撲滅和對抗的，是病毒，而不是另外一個人，或另外一類人。

如果台灣的政府今日決定，不允許任何持非台灣護照者乘這架包機入境台灣，避免醫療資源用於非台籍人士身上，那也可以事先明言，供各個滯留武漢的家庭自己判斷決策。

如果事先未明言禁止，那事後再任由網軍和友媒側翼或在野盟友，砲轟若干非持台灣護照的台籍人士家眷；使之成為兩岸公權力對接不暢、有急迫罕見病需求者未能第一時間回台的情緒出口，也並不道義。

詳細看了一下台灣媒體對事件和兩岸幕後協商的還原，大抵可知，這件事情辦得大家火氣沖天的癥結，主要還在於兩岸公權力部門對接的阻滯，和武漢台胞搭的這架飛機大陸定義為「春節加班機」，而無法和其他政府對政府的正式撤僑行動同等處理有關。這個「無法」的背後，或許也有一些與不願意對剛連任的蔡政府放出“錯誤信號”有關的考量。

準此，台灣防疫當局的人員抵達不了武漢、也主導不了包機的安排，包括是否在機上穿著防護服、登機名單等，皆不在台灣方面的主觀意志下運行。

台北有人怨氣、有悲憤甚至有防疫失靈的恐懼，這都可以理解。但硬要說一個下飛機後才不幸確診的人，是被怎樣硬塞上飛機、意圖使台灣「破功」的陰謀論，則屬渲染過渡了。

在登機前，武漢關卡所做的和能做的也就是：測量體溫、勸返登機前就已經開始發熱的人不要上機(這個做了)，以及相信乘客們自主陳報的個人旅行史和身體不適與否的病史。

除此之外，按照武漢醫療資源現在逼仄的現狀，按照湖北各市皆封城、全省內部交通柔腸寸斷通行不易的實情，要使現在分散在湖北全省的想回家的人都集中到武漢；要使全武漢各區想回家的台人都先做好DNA病毒篩查、等所有幾百號人都出結果，然後再來排名單，恐怕在醫療資源的客觀條件上，和爭取時效的現實考量層面，都是有困難的。

撇開情緒。接下來，還在武漢當地的台灣人還接不接(或者換種說法，大陸願繼續送回的話，台灣還收不收？)要接的話非持台灣護照的人能不能上，台灣政府也要及早地表明立場，讓大家心裡有數。

至於使台灣公權力部門在後續接人行動中(如果後續還接的話)，有更大程度的參與和話事權，甚至讓台灣的航司也能參與其中，這是台灣政府方面要盡量去跟對岸陳以利害，溝通努力的。這是朝野兩黨和兩岸行走間有點能量的各種帶話人，應該協助台灣政府方面去溝通的。

在台灣公權力現場缺位的情況下，這個事雙方辦得拧巴、辦到人回台灣之後再掀起額外的波瀾，勢難避免。

不過，台灣政府在批評大陸將這一安排做得過度“政治化”的同時，台灣方面也要避免把後續名單的主導權(可預見地會有所上升)，當作顯示自己主控地位的籌碼。

畢竟，作為一個在封城斷航模式下被放行的特殊人群，放那些人、怎麼放、用什麼條件放，其實不是台灣政府的權責。台灣政府的權責在桃園機場可以放那些人入關；但從天河機場起飛時，走哪些人、誰先誰後，怎麼走，並非理所當然地權屬於台灣，更多地屬於大陸的主權裁量範圍。

要在這個環節上去爭更多的存在感、更強的有效介入性和實際布置權，那是台灣一側要放下情緒，繼續「石磨心」地去處理的事情。

最後，我自己的建議是，如果後續還有包機且不只一班，那麼至少留一班作為高戒護級別的醫療專機，把所有已確診或疑似確診或有發熱疑似症狀的台胞(台灣政府可以自行考慮是否放寬到陸籍台屬)，也接回台灣，一如陳時中所言的那樣「讓他獲得更好條件的醫療，也是我們接人的目的」。

這一方針如能提早公示，也能夠有效分疏「自認/或經篩查健康狀態無虞」的台胞，和「不確定、沒把握自己是否感染的台胞」這兩類人，使人們沒有再瞞報、插隊或混雜於未受感染者之間試圖闖關的動機。而在這架高戒護級別的醫療包機之外，其他搭載健康狀態無虞台胞的班機，也能獲得較高的安全係數。

總結而言，盱衡當前武漢不太容樂觀的局勢，把能接的、願意走的台灣人都接回來，把極少數有感染(或疑似)的，和大多數沒感染沒發病的分機、分趟處理，恐怕是對台灣公民和其家屬的人身安全最負責任、也較顯妥全(當然成本也比較高)的做法。

畢竟，從醫療意義上來看，把一個已經生著病的人最後留在武漢，相當於把他留在砲火紛飛戰地上的帳棚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