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貢•克倫茨同志如是說

 京城由秋入冬。11月9日柏林牆開放和倒塌的30周年紀念日，就這樣靜靜過去了。

相比起二十周年時，輿論界還有幾許憶往的縠紋，今年的聲息可謂悄然；惟一一場公開活動，或許是歷史“勝出的一方”─聯邦德國大使館所辦理的紀念晚會吧。

晚會上，特別重播放11月9日西德電視臺ZDF(德國電視二台)的“每日新聞”(Tagsschau)欄目。放映後，連不少德國賓客自己都笑稱“對於這麼大的歷史性事件，那天的主播和記者，怎麼還能用這麼冷靜的口吻在播報，彷佛只是在描述一場交通事故依樣？”他們一邊喝酒，一邊模仿著剛剛大屏幕上看到的，冷靜專業到有點好笑的主播：‘數以萬計的人穿過了柏林牆’‘他們一到西柏林，每個人就獲得了100馬克的購物金；兌幣處的錢很快就兌光了”……我不禁問道，在柏林牆倒的紀念活動上播一回當年當日的晚間新聞，是德國使館如今在全球辦活動時的routine，還是你們駐華使館獨創的發明？

活動的操刀者、新到任的文化參贊Kristina告訴我，這其實是本地使館同事們自己的想法。“雖然過了30年，但是當我在晚會預演時，第一次重看這個新聞節目時，我還是看哭了”，當時她還是一個十幾歲的中學生，“我爸媽是一個很嚴格的人，但我仍然記得，那一天我放學回到家，我爸媽馬上叫我說‘快來看電視’。至今，當我分住在東西柏林的親戚們每年聚會時，還是會把牆倒那天的新聞錄像拿出來播，大家看一次哭一次。”

統一後，德國首都遷回柏林。今日德國外交部總部的大樓，用的正是當年東德執政黨─德國統一社會黨的黨中央大樓。

有意思的是，原本的東德黨政治局會議室房間，被改成了懸掛著俾斯麥肖像的“俾斯麥室”─而“普魯士軍國主義”恰恰是當年東德立國時所抗拒繼承的意識形態負面傳統之一。

在“俾斯麥室”外，則懸掛著歷任西德和統一後德國外長的肖像，而完全不提任何東德外長的歷史。

正如許多論者所指出的，德國的統一，實際上不是“兩個德國的平等統一”，而是東部五個州選擇“加入”西部聯邦德國的吸納和兼併。

也因此，在如今的德國外交部大樓中，對於東德時期歷史的說明和正面致敬，只有對一樓大會議廳的回顧。那裡是東德1990年3月議會首次完全直選的大選後，人民議會(Volkskammer)的開會地。也是在這個議場裡，1990年的8月23日，東德人民議會以三分之二的贊成票通過，東德的五個州將集體加入西德。

在我2016年秋天拜訪德國外交部時，德國外長的辦公廳內部已改成經典的西德式裝修─白牆、黑皮革與鋼材家具，配上灰黑色地毯。當時，部長辦公室的主人是社民黨人─如今的德國聯邦總統施泰因邁爾，因此辦公室裡還放了一尊社民党精神領袖、西德前總理布蘭特的塑像。

但緊鄰外交部長辦公室的接待用小會議室，則基本還保留了東德時期的裝修特色─大量使用木紋窗櫺、飾板，加上厚重的木質桌椅。有趣的是，當穿過部長辦公室和會議室之間的短小走廊時，彷佛跨越了時空，從東德來到西德。

剛好在一年前多一點─也就是柏林牆倒塌29周年之際，經一家外交智庫的安排，我在北京前門的一個院子裡，見到了柏林牆開放、倒塌過程中，除西德總理柯爾、前總理布蘭特等歷史明星，歷史光影另一面的重要身影─1989年11月的時任東德體制的揆首─東德統一社會黨最後一任總書記(自1989年10月到1989年12月) 埃貢•克倫茨。除了黨職，克倫茨當時還是原東德國務委員會主席、國防委員會主席。只不過，克倫茨雖然在1989年10月逼退了掌政18年、比自己年長25歲的政治導師昂納克，但到12月，他又不得不和政治局的其他同僚集體辭職，離開權力舞臺。

“我在心理上，從來沒有融入過如今的聯邦德國”─克倫茨如此自白。

2000年1月到2003年12月間，他因被控需為四起逃亡者試圖翻越柏林牆而致死的命案負責，入獄服刑。雖然刑期是六年半，但在他服刑將滿三年時，他便被以“重犯罪行的危險已不復存在”提前解除監禁；而在服刑期間，實際上他白天可以不待在監獄裡，允許他自由外出。這或許也算是轉型正義的一種妥協。

在克倫茨的敘事中，東德的失敗並非因為自身錯的錯誤而導致，更大程度上是由於蘇聯的失敗。“蘇聯之所以失敗，是因為他們背離了十月革命的道路，想用戈爾巴喬夫的所謂‘新思維’，來取代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因此在與美國的競爭當中，沒能掌握經濟優勢，最後拱手投降”。

克倫茨回憶，在1989年之始，如法國、意大利等國還滿意地說─“德國的現狀真好”，因為兩個德國仍平行存在。“然而，歷史開了一個玩笑，短短幾個月內，兩個德國就融成了一個德國。”

在今天的他看來(當然,他當年在職時未必是如此想的)，相比起蘇聯模式，鄧小平的中國改革道路，或許是另一個更值參考的路徑。但東德和中國的關係自中蘇分裂之後，就始終面臨蘇聯的掣肘。

克倫茨透露，1985年戈爾巴喬夫上臺時，戈爾巴喬夫的立場很明確：東德的對華關係水平，不能夠超過蘇聯的對華關係。在黨務交往方面，蘇聯也要求東德統一社會黨與中國共產黨的關係，不能超過蘇共與中共的關係。

不過，克倫茨也說，在1980年代晚期“當民主德國內政上面臨很大困局的時候，實際上我們在外交上同中國已經得到了非常好的改善”，“當時民主德國的領導人，是非常願意嘗試同中國關係正常化的，比如昂納克總書記在1987年訪問中國，而我本人在1989年的時候率團訪問了中國”。

克倫茨回憶，1989年他率團訪問中國的時候，與鄧小平之間進行了一次內容豐富、令人難以忘懷的談話，他還與剛剛當選中共總書記的江澤民也進行了會談。“與江澤民同志會談的時候，在談到黨的作用的命題時，江澤民曾經這樣對我說：‘1989年6月的事件當中，如果中國黨中央領導層團結的話、立場一致的話，是沒有必要採取那樣的斷然措施的’。鄧小平同志則在講話中對我說：“克倫茨同志，你們要警惕啊，敵人無處不在。”

克倫茨總結到，如今， 民主德國不復存在已經幾乎30年了，“民主德國與中國的關係曾經經歷過高峰也經歷過低潮─如果說高峰是在50年代，低谷是60、70年代，在80年代則重新上升”。

1990年3月，柏林牆倒塌後，東德在政權與民間社會相互妥協下首度舉行了所有國會議席都由直選產生的大選。大選結果，則奠定了“急統派”各黨主導東德選後議程、原執政黨統一社會黨(選舉時已改名為民主社會主義黨)被擠出執政舞臺的格局。

在說到這段歷史時，克倫茨抱怨不論是西德的基民黨還是社民黨，都撕毀了“不干涉內政”的底線，傾盡一切力量─包括文宣和經費贊助的力量，替他們在東德的友党競選，並認為這才是導致最後原執政黨大敗的理由。

這一民意選擇，最終也鑄成了東德民間“急統派”各黨的總得票率雖然只有六成多，但卻聯手敲定和西德迅速統一，拋棄原本的漸進式，擬循“共同市場─貨幣同盟─兩國邦聯”腳步逐步遞進的“緩統”路徑，並導致東德國體最終不復存在的歷史結局。

這個結局，如今看起來雖是歐洲歷史進程的題中應有之義。但是，除了像克倫茨這樣曾經的掌權者們無奈於東德的消逝；還不乏一些對改良式社會主義的“第三條路”懷有憧憬的東德社會運動者和知識份子們，對於最終東德六州全盤被西德政府和西德資本接管，造成統一的巨大後遺症；曆40年來所建立的社會、經濟及社會保障體制被一夜推平，東德在自主框架下進行自我轉型的機會湮滅等等，而感到歎惋和無奈。

克倫茨是這樣描述1990年3月的那次東德大選的，“當時，西德總理赫爾穆特•科爾採取了一切手段要控制東德的局勢。在東德舉行的所謂民選，實際上是西德人在幕後操縱，他們直接插手。當時，西德所有公開的媒體─包括電視、電視臺、報刊、雜誌統統一起上陣，造成一種輿論環境，使人們覺得‘統一’是解決德國問題的最佳方案。所以導致兩德統一的結局不是我們的主觀意願，而是被西德那邊強大的影響力所拖下水的。實際上不是‘兩德統一’，而是東德加入了新的西德。結果是，所有西德的法律包括─憲法，都未經東德公民的意見，就強加在了我們的頭上”。

克倫茨還引用西德第一位社民党總理勃蘭特的話說，“原本是分開的就應該分開發展，原本是同根就應該同根發展”，“但實際上在動盪期間所採取的一切措施，都是強行把兩德像瓜藤一樣扭在一起。所以雖然在國際法上、從法律角度言，兩德已經統一；但實際上東西德的分裂狀況還在繼續”。

他如此歷數東部人在統一後的失落，“現在，整個東德的精英階層已經交替了。除了政治，包括經濟、醫療、企業界的領導層全都換成了西德人；包括媒體、廣播電臺、電視臺的領導或主編，沒有一個是東德人在擔任。現在東德人的工資要比西德人低，退休金也低。在東德地盤上，各級政治領導人實際上大多來自西德，東邊人最多也就占5%”。

在29年、30年後回頭看，如果“西德加上民主化後的東德”等兩個國家型體制並存的形式得以存在，兩德逐步走向“緩統”，並對統一發生後恐發生的兩邊企業生產力不對等、人口對資本主義的適應力和競爭力不一致、資產價格落差甚大等問題預先做出約定和處理，那麼德國東部的人民，有沒有可能經歷一個“不那麼陣痛”的轉型？如果當時東德的執政黨內部更團結一點，歷史的走向發展會不會不一樣？又或者，兩德最終以西德吸納東德的方式“急統”，這主要是肇因於東德的內因，還是整個國際形勢─包括蘇聯，放手讓它發生的外因？

面對我的一連串好奇， 埃貢•克倫茨緩緩達道：首先，我要聲明，當我1989年10月當選統一社會黨總書記、國務委員會主席和國防委員會主席的時候，“我的目標不是兩德統一，我是想盡最大努力保持民主德國的主權，保持社會主義的性質，我的目標，是對我們社會主義的民主德國進行改造、進行改革”。

然而，到11月9日，突然發生了“技術故障”─是的，他以這個詞匯，指涉柏林牆的突然打開。或者更具體地說─突然打開的方式。

克倫茨回顧，“當時，我們在統一社會黨內部做出了一個決議，決定從1989年11月10日起，民主德國的國民可以自由前往西德，也就是聯邦德國。這是我們做出的一方面決議”，“在另一方面，由於出面宣佈這個消息的政治局委員一時口誤，在11月9日的記者招待會上說，這個決議‘立即生效’，所以導致了一團混亂。”

克倫茨澄清道：11月9日晚上，那麼多人湧向了邊境，“他們並不是像今天有人所聲稱的─他們要去推倒柏林牆，而是他們認為，現在政治局已經號召我們可以自由地探訪西德、西柏林，所以我們就去看一看，從來沒有去過西邊”。

在回顧自己和東德體制的角色時，克倫茨提醒“可要知道，柏林是一個四大國佔領區。那天晚上如果發生軍事衝突，或者說如果我們實行軍事封閉邊境的措施，那可能意味著在世界上重新爆發一場戰爭”。

近年來，許多電影作品─特別是描繪東德邊防軍在1989年11月9日當天處境的喜劇《推倒柏林牆(Bornholmer Straße，直譯為博恩霍姆大街)》都突出了當群眾看完電視新聞的宣佈、零零星星開始湧向柏林牆邊的通關口時，邊防軍軍人逐級上報，卻一直沒有得到層峰回復如何處置的尷尬場景。

至於那時在層層上轉的電話另一頭的克倫茨和他的政治同事們，又是怎麼應對突發的“技術故障”的呢？

克倫茨回顧：“11月9號這天晚上，我的決定權受到了限制。我只有兩條路可以走：要麼任由事態發展─後來，我也是這麼做的。要麼就採取軍事干預的手段，這就意味著可能導致幾大國之間的軍事衝突”。“儘管那天我們採取了‘被迫自由放任’的措施，但是我的本意，並不是說就此讓兩德統一”。

他說，“在民主德國從1949年成立一直到1961年柏林牆建立之前，當時邊境是開放的。設想一下，也許在民主德國建立40周年大慶的那一年(也就是1989年)，我們還是可以開放邊界的”。

作為成長在東德天空下的戰後一代，克倫茨至今仍然堅守著民主德國的經典敘事，為這座牆留有餘地地辯護道：“柏林牆1961建牆的初衷，不是要挑釁或者激怒西德人。正如曾經的美國總統說：柏林牆儘管不是一個好的解決辦法，但是總比戰爭要強。我經常說的一句話是，這個牆是我們所建的最難看的建築，但這是當時必要的一個舉措”。

這位歷史結局另一面的落敗者提醒他的聽眾們，“現在，西德的政治家們總是拿11月9號的柏林牆倒塌，來作為他們政治宣傳的手段或者是當成一個故事在講。實際上，那天並不是由西邊向東邊強行推倒柏林牆、把邊境打開。而是由東邊向西邊開放。我們被迫地沒有採取措施，不想傷害老百姓。所以才把邊境打開，這是由‘我們’所打開的”。

回顧德國統一進程和作為冷戰結束標誌性象徵的這一天，克倫茨說“我不想說我很為1989年11月9號晚上的事件和其結果感到自豪。但是我很高興的是：那天晚上我並不是束手無策。我沒有失去理智，我沒有採取軍事干預的手段”。

當被我問道“過去幾年裡，許多原民主德國地區人，仍傾向支持由原東德執政黨改組、轉化而來的左翼黨，但是，也有越來越多的選民把票投給極右的德國選擇黨。你怎麼看待原本民德地區的選民越來越向極右翼政黨靠攏的情況”時，克倫茨說：自己非常反對德國選擇黨的政綱，他試著為原東德地區的選民“代言”道：“並非所有投票支持選擇黨的人，都是在支持該黨的政治綱領。他們之所以投票給選擇黨，是為了抗議現在的政策，是一種對政治現實不滿的情緒發洩。他們之所以把選票投向選擇黨，是因為他們發現(在主流光譜裡)沒有一個政黨真正代表他們的利益，所以他們是想向所有其他政黨亮出一張警示黃牌”。

克倫茨坦言“在東部，選擇黨得到的選票確實要高於西部選區。但絕對不能認為東德的選民就是新納粹……我感到非常遺憾的是，所有對現實不滿群眾的抗議言行，居然不是在左翼党的領導下發出的。”他如此看待如今的左翼黨，“這個所謂的左翼黨，相當長一段時間以來已經不再是進行抗議、進行抗爭的在野黨了。實際上，它已經淪落為一個普通的政黨了”。

至於他怎麼看待同樣出身東德的默克爾？克倫茨坦言，“這是一個很難回答的問題。首先，我要說，在政治上我對她不持讚賞態度，主要原因之一，是我根本還沒融入現在的聯邦德國。實際上我的政治取向還是在民主德國身上。但如果實事求是地從純技術角度來評判的話，我認為，默克爾採取的政治舉措是正確的”，“舉個例子，她是西歐國家領導人當中是訪華最勤快的，已經來過10次或者11次了。西歐政府的領導人，沒有一個人超過她的訪華次數。”

克倫茨還注意到“每次她訪華的時候，都會聽到很多很多的建議或者是訴求，但是她把所有這些問題一風吹，把肩膀抖落乾淨，到中國來以後抓住一個主題——經貿發展。 我可以看得出來，她的主導思想非常明確：一定要改善並長期發展對華關係”。

而他最後的這段話，則留給我一種光影重迭的混亂感，彷佛時空仍然定格在1989年，那個末代總書記評價曾經的基層青年黨組織幹部的時代：“現在我要說一個觀點，默克爾恐怕一定會反對的。這是什麼呢？默克爾之所以在對華關係上那麼聰明，跟她當年在東德受到的教育不無關係。她當年在東德學習的時候也是個好學生，對馬列主義的學習沒有白學，而且她在年輕時曾是團支部第一書記，她還領導過馬列主義學習小組的學習。當時她的工作還是比較出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