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甘本哲學的貧困：「傳染病」概念是「發明」？

文：麟暑

／疫情之中，公權力對社會控制達到什麼程度時需要引起人們的警惕？以「例外狀態」（State of Exception）、「赤裸生命」（Bare Life）等理論著稱的意大利思想家阿甘本（Giorgio Agamben）的發言在這一討論中頗為惹眼，他在2月底發文宣稱「傳染病」概念乃義大利政府「發明」，推行的緊急措施「毫無依據」。在見證義大利感染人數直線飆升後，阿甘本仍再三撰文為自己的例外狀態理論辯護。阿甘本對國家權力的警惕有一定參考性，但他對科學的盲目懷疑顯示出其哲學的貧困。／

2月25日，阿甘本發表社論<由無端的緊急情況帶來的例外狀態>，引用當時意大利國家研究委員會（Consiglio Nazionale delle Ricerche, 簡稱CNR）的報告，指斥意大利政府采取的隔離措施「瘋狂、不合理、毫無依據」，稱新冠病毒無異於尋常流感。他認為，與其說新冠病毒在廣泛傳播，不如說這一概念被政府發明傳播，從而令因公共秩序受到威脅才開啟的「例外狀態」常態化。

阿甘本的擔憂並非毫無道理，國家權力的觸角趁疫情延伸，各國人民的自由與人權面臨著極大威脅。 東亞數字監控防疫模式（如韓國）的成功，促使歐美各國研發監控技術：如4月10日，谷歌和蘋果兩家公司宣布聯手啟動一項新冠病毒追蹤項目。與此同時，率先復工的中國開創的「健康碼」通行方法，正被更多國家效仿，莫斯科即宣布從4月15日開始將會引入「電子通行系統」。

這些舉例似乎都印證阿甘本的理論：國家機器會竭力利用每一次危機去制造「例外狀態」，而危機過後「例外狀態」中的緊急措施會成為新的常態。然而，警惕國家權力在疫情期間的擴張不需要以否定傳染嚴重的確鑿存在為前提。

阿甘本在2月對隔離措施的反對，或許是由於他對新冠病毒的危害性了解不足。進入3月，當歐洲的確診人數和死亡人數不斷飆升（義大利尤甚），阿甘本卻一而再、再而三地重申其最初的觀點，令關注者大跌眼鏡。

3月11日，阿甘本在博客上發布<論傳染>，稱「傳染」是一個不人道的概念，批評人們為了活下去甘願犧牲自由與人際交往。在文章結尾，他更做出一個聳人聽聞的預言：疫情過後，政府將會把危機下的措施常態化：「一次性關閉所有大學和學校，只進行線上教學；停止政治與文化主題的討論和聚會，只通過數字渠道交交流；機器取代人類之間的一切接觸」。

針對該文引發的眾多批評，阿甘本於3月17日發布<聲明>，重申疫情的「例外狀態」讓人們淪為「赤裸生命」，亦堅稱他的恐怖預言很可能實現。3月24日，阿甘本接受法國《世界報》的采訪，不無機械地重復了自己的論述。

阿甘本操演的一套理論太過自我重復，本來是讓公眾警惕對權利的讓渡，卻因自己對科學防疫措施缺乏現實理據的無端質疑、對幽暗未來的無釐頭渲染，偏移了論述重點，讓其批判失去了本應有的力度。

作為享譽學界的左翼思想家，阿甘本何以至此？為何哲學家對危機的回應如此孱弱、貧乏？面對阿甘本走火入魔的「危機哲學」，我們更應細察其對「科學」懷疑精神的譜系及根源。

阿甘本式無根懷疑論：從反科學到反建制

在阿甘本的諸多論點中，「病毒建構論」是最令公眾費解的。科學家已經確認了新冠病毒的危害性，這又怎會是政府為制造「例外狀態」而杜撰出來的？然而，在西方左翼學界，對科學的社會建構主義（social constructivism）的看法卻大致達成共識。這種看法認為，科學技術的發展並非客觀中立，而總是受國家機器影響並為其服務。

在19世紀，正統馬克思主義（如馬克思和恩格斯）對科技的態度大體是比較積極的：他們認為科技發展會帶來生產力的解放，只是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限制了這種解放的潛能。而左翼對科技的態度總體轉向負面，是由於兩次世界大戰、尤其是二戰的歷史陰影。在戰爭中，最先進的科技即刻轉化為最有效的屠殺手段：從集中營的毒氣到廣島長崎的核爆，概莫能外。戰後解密的檔案披露出更多令人震驚的科技醜聞，如IBM公司如何幫助希特勒完成了對幾十萬猶太人的高效率「自動化」屠殺。

目睹了高科技災難的知識分子，對科學之潛能有前所未有地絕望。阿多諾（Theodor W. Adorno）與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便認為，法西斯主義的根本來源之一正是科技理性的宰制。阿甘本在3月17日的<論傳染>中所稱的「令人擔憂的不僅是當下，而是瘟疫結束之後。戰爭會給和平留下一系列殺傷性技術，從有刺鐵絲網到核電廠都是例子」，也指涉著兩次世界大戰的遺留的歷史陰影。從傅柯（Michel Foucault）到阿甘本，「生命政治」（bio-politics）理論正是對戰爭的回應（納粹、美國反恐戰爭）。

然而，在阿甘本那裡，對科技的批判逐漸脫離了歷史語境，科技被看作時一種絕對陰險的控制和治理手段。南希（Jean-Luc Nancy）的私人回憶佐證了老友阿甘本對科學技術的極端懷疑：30年前醫生建議南希做心髒移植，卻遭到阿甘本的極力勸阻——「要是當初聽了他，我可能已經死了」。阿甘本對南希的建議沒有考慮到朋友的身體狀況，在這次疫情中，阿甘本也沒有考慮到：因戰爭而生的批判理論，是否可以照搬到新冠疫情這樣的公共衛生危機中？

南希對阿甘本的言論做了這樣的解讀：「在歐洲，傳統意義上的推諉、懷疑論或自由精神要比其它地方擁有更多的位置」。歐洲知識分子對科技的質疑當然是必要的，但不可脫離其具體情境；同理，對國家機器的質疑也是必要的，但質疑是為了揭示國家機器的運作邏輯。在阿甘本的論述中，死守「統治／被統治」這一二元的公式對權力運行的具體分析，社會現實便蒸發不見。

於是，阿甘本對政府措施的質疑淪為了一種自說自話的陰謀論。有目共睹的是，危機中最迫切要求所谓「例外狀態」的正是民眾，而不是遲遲無法推行有效措施的各國政府。參照香港的情況，要求封關、調控物資的是民眾，而遲鈍、怠慢的是各個行政部門。

在此，阿甘本陷入了一種過度簡化的左翼反建制立場；而且，越是把敵人描繪得無比強大，就越無法想像社會的積極變革，就越絕望。於是，絕望的哲學家只好繼續質疑一切，從而「陷入了無政府主義式的死胡同：去神秘化（de-mystifying），瓦解(dismantling)，解構（deconstructing），非神話化（demythologizing）都是其不厭其煩的絕望議題」（王斑語）。

本文提及的文章翻譯:

阿甘本文章：

<由無端的緊急情況帶來的例外狀態>：https://www.douban.com/note/752188942/

<論傳染>： http://www.art-ba-ba.com/main/main.art?threadId=195883&forumId=8

南希的回憶：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6236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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