茉莉花之谢：民主灯塔突尼斯如何成为失败国家

写于2021年5月19日

本周初，被西方誉为伊斯兰世界民主楷模的突尼斯在阿拉伯之春以来的十年间第四次向国际货币基金请求援助。自2011年来，突尼斯消费者物价指数增长过半，而失业率却长居15%之高而不下。青年失业率在2019年竟达37%之巨。突尼斯国民生产总值自2014年来便在持续下降，2019年国民产出仅与2007年持平。在疫情冲击下，突尼斯经济在2020年更是萎缩百分之八有余，而今年经预测其经济仅将反弹3.8%。毫不出奇，2020年仅意大利一国便有一万三千余名突尼斯流民抵岸。

作为阿拉伯之春后唯一一个建成稳定宪政民主的国家，作为西方眼中伊斯兰世界的民主灯塔，突尼斯为何处于如此境地？理解突尼斯的经济危机，大可从磷矿产业这一微观角度入手。

磷是生命必不可少的元素，磷矿也因此是维持世界食品供给的重要物资。而在2010年，区区一千万人口的突尼斯磷矿产能却居世界第六，产出占全球百分之五，而加工磷产品出口则占全球百分之八，为世界第五大出口国。磷矿石与加工磷的出口额达十亿美元，占其总出口额的百分之六，是长期处于贸易赤字的突尼斯赚取外汇的重要途径。磷矿是突尼斯为数不多的能以一个发展中小国的身份位居世界前茅的产业，不仅提供了就业与外汇，还是突尼斯的国家骄傲。

然而，阿拉伯之春后突尼斯的磷矿业却一落千丈。2011年，加工磷产出从2010年的二百万吨跌至八十万吨，而磷矿石产出更是从八百万吨跌至二百五十万吨。即使革命后的短期社会剧变结束之后，突尼斯磷矿产业仍未恢复元气。磷矿石产量虽起初有所恢复，在2017年达到革命后的高点，但也仅四百余万吨，较革命前勉强过半。而自此以后更加一蹶不振，到2020年产量仅在三百万吨左右。

突尼斯磷矿产业崩塌最直接的原因是大面积罢工。讽刺的是，罢工的并不是在磷矿业工作的工人，而是生活在垄断突尼斯全国磷矿的巨头国企加夫沙磷矿公司(Compagnie des Phosphates de Gafsa)周遭的当地人。在过去数年中，当地人反复围堵矿场，阻断矿石运输进出，扰乱正常生产，让加夫沙即使有矿也出不来。更甚讽刺，在加夫沙工作的矿工们却支持这些扰乱他们工作的示威者，与示威者亲如手足。但最为讽刺的是，当地人定时上演的这场闹剧却并不是出于对加夫沙磷矿公司的深恶痛绝，而是他们递给公司的求职书。

在突尼斯贫困的南部，除了开采磷矿，剩下的经济活动就是把各类日常用品“出口”给前来逃亡的利比亚难民。而矿工一个月七百欧元的收入更有突尼斯人均的三倍，因此在加夫沙磷矿公司当矿工一直是当地突尼斯人梦寐以求的工作。而现代机械化矿业可以让一名工人一天内开采上百吨原矿，处理与加工更只需少量工程师监督器械。加夫沙的劳工需求根本不能吸收当地庞大的失业人口，也因为这个原因，当地人想要谋求一份矿工工作只能诉诸于强力手段。

自本阿里政权时代以来，当地居民与矿工便通过突尼斯总工会(Union Générale Tunisienne du Travail)联合组织劳工运动，以此要求加夫沙磷矿公司扩张就业。但在本阿里的铁腕统治下，一旦有劳工运动抬头，就有警察即刻出动。会员百万的突尼斯总工会虽然是全突垄断性工会，在本阿里治下政治资本相当有限。但茉莉花革命之后，突尼斯总工会一跃变身为主宰沉浮的公民社社会组织，在2013年更成为了制定宪法的全国对话四方集团成员之一，为此甚至并列获得了2015年诺贝尔和平奖。

不过在当下这个时代，成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似乎就意味着名不副实。突尼斯总工会也果不其然。在开启新时代的大旗下，总工会将几近任何劳工纠纷上升到民主和尊严的高度。而加夫沙的当地人也将革命视为解决一切的万能药，迫切地等待着享受革命后的所有社会问题都一扫而空的果实。经济学原理却不为所动。反复罢工的结果并不是增加就业，而是让当地人赖以为生的加夫沙磷矿公司几近破产。反复的罢工令公司多次援引不可抗力，无法执行合同递交磷矿，命悬一线的加夫沙磷矿公司只能依赖政府补贴苟延残喘。到2020年，曾一度是世界第五大磷矿产出国的突尼斯成为磷矿进口国。正在加夫沙上演的是一场教科书式的公地悲剧。

国企成为了剥削对象，路人皆想分一杯羹。当地人将加夫沙磷矿公司本身视为一个唾手可得的矿场，而开采到的资源就是就业和收入。工业产出、经济效率都被置于脑后。若加夫沙因商业原因没有提供足够就业，总工会便责备政府不力。而在有效法治与现代国家均欠缺的条件下，突尼斯的民主政体又恰恰允许工会连同当地人以政治手段强迫令国企扩招提供就业，无视经济原理与国家大局。但违反经济激励的扩招必将短暂，矿工很快又因加夫沙磷矿的窘境或被解雇，或被拖欠工资，诱发下一轮的示威。唯一恒定的是突尼斯磷矿产业的每况日下。

突尼斯磷矿业的衰落是整个突尼斯经济的缩影。本阿里政权留下了侍从主义和裙带政治的遗产，而革命后的新政权却在建立法制社会与独立专业的官僚体系之前采取了民主制度。其结果正如现代经济学与政治学所料，是一个低效、低能、低收入的裙带民主政体。在公民眼中，国家的主要职务是分发有限的资源，而不是保护产权与经济制度、提供公共产品、引导经济。投票与政治权力的意义在于保证自己能分到国家资源的一份。选举政客并不在于其政策观点相投，而在于他会保证在当选后给自己的选民分发工作。这种分发资源式的裙带政治几乎已经成为低收入新兴民主国家的标准政体，也几乎可以保证这些国家，将长期陷于贫困不得自拔。

同为裙带政治的本阿里政权却能逃过此劫，恰恰在于其独裁专制在不经意间限制了国家公共资源被剥削的程度。本阿里治下，只有少数政权精英及其政治侍从能享受到瓜分国家资源的机会。虽然国家仍被视作任人宰割的矿场，分羹之人数量却较为有限，且无不依赖于本阿里政权的恩宠与军警武力的保护，使得国家与官僚机制保持了一定独立性，不至于全然落入诸多利益集团之手。坐拥全国的本阿里更是将百姓眼中的“公地”视为私产，反而有了保护公共资源与国家工业的经济激励。正如制度经济学家曼瑟·奥尔森所预言，长期霸占据有资源的流寇反而会摇身变为精心栽培经济潜能的“坐寇”。而茉莉花革命将维持突尼斯经济运转的微妙平衡彻底打破，缺乏完善政治经济的新民主政权又在不经意间合法化、制度化了流寇分赃，

而流寇之所以能得以分赃，在于国家机器贫弱至无力自保。本阿里时代用以摧残公民权利的国家机器被突尼斯大众嫉恶如仇，在革命后被大大削弱。但这又使得原本为各个社会利益呼声的公民社会瞬间膨胀，让其背后片面性的利益集团垄断政策。掌握权力的并非是人数最多、需求最大一派，而是呼声最大、集团组织最精良一派，就例如突尼斯总工会。但总工会所代表的片面性利益把持政局后，其政策也只了反映了工人利益，无视经济大局与一般均衡结果。

这便是本阿里下台的2011年时西方媒体高唱的民主万能论与国家至恶论的结果。欧美成熟民主制国家之所以能不受此灾，恰恰因为其公民社会受到国家及有关一系列制度的制约。资本雄厚的商会有效地对抗了工会势力；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庞大、独立的官僚体系成为了单独的一股政治势力，保护了国家机器的运转。就连以历史终结论闻名的福山也在近期作品中承认且强调国家机器的重要性。其《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一书中就认为只有国家机器与公民社会力量分庭抗礼的条件下成功的民主国家才可能诞生。福山佐证道，在国家权力过弱的波兰，贵族将中央赋税与征兵权削弱的只剩无几，使得波兰任人宰割；而国家权力过强的俄国却不可避免得成为了极权专制之国；唯有两者力量持平的英国发展出了健全的民主制。

而相当讽刺的是，在突尼斯削弱了国家能力后，国家范畴却有增无减。革命后，突尼斯人因为国家成为民选产生反而期待国家能解决生活处处问题。从就业问题到食品价格，革命后的突尼斯人无不指望国家出马解决。但突尼斯的国家机器本就像大多数阿拉伯国家一样缺乏治理能力，还又在革命中失去了大量权力，根本无力满足突尼斯人如今对它的期望。突尼斯的失败，是国家机器的失败。

地中海的暖冬一月，成千上万名突尼斯青年走上全国各地的大小街头，大声呼喊着抗议的标语，要求政府为他们的停滞的事业与生活提供一线希望。政府迅速部署警察维护治安，但也让双方形成对峙。情势迅速激化，示威者开始纵火焚街、抢掠商店、与警察发生暴力冲突。很快政府宣布宵禁，上千名示威者被逮捕。西方各国却未发出一封谴责。暴乱并非2011年的茉莉花革命，而是它在2021年的十周年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