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曼末年思潮与当代土耳其国际关系

写于2020年10月15日

正巧碰到我在土耳其南部的安塔利亚出差十天。借景生情，就土耳其的国际关系与埃尔多安的外交政策我最近也有所思索，恰好看到分享这篇文章，不小心将答复写的太长了一点。除了文中的许多时事分析之外，我个人还会强调土耳其自身的历史使命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这种使命感依我愚见与其19与20世纪之交的历史紧紧相连。自从19世纪末欧洲民族主义思想渗入奥斯曼土耳其，土耳其精英就发展出了两种相对立的民族主义，一派支持奥斯曼主义，试图发明一个奥斯曼民族来统一奥斯曼帝国的众多民族；一派支持泛突厥主义，认为奥斯曼帝国首先是一个土耳其民族主导的帝国。以民族主义平台执政的埃尔多安我认为是在同时推进这两种土耳其民族主义。从这个角度看，其不合实际的外交政策其实非常自然。

两种民族主义中，奥斯曼主义在19世纪受到奥斯曼苏丹的支持。这一派认为可以用其创造的奥斯曼民族思想控制帝国非土耳其地区的分裂主义，保证例如叙利亚这样的战略性领土的稳定。但奥斯曼帝国一战战败，随即被英法瓜分，丧失了其几乎所有非土耳其民族领地，仅剩现今安纳托利亚半岛。因此原先用以囊括阿拉伯人、亚美尼亚人、库尔德人与黎巴嫩基督徒的奥斯曼主义便丧失了意义。

相应地支持土耳其单一民族主义的泛突厥主义崛起。这一派认为土耳其应当成为突厥语民族领袖，因此与阿塞拜疆与中亚诸国亲好，同时也对新疆产生看法。清末回变期间奥斯曼帝国就曾派遣物资支持新疆突厥军用以反对李鸿章平乱的官军。此外一战后前奥斯曼陆军统帅恩维尔•帕夏/Enver Pasha也自愿奔赴哈萨克斯坦指挥当地民族主义叛军反对苏联红军。

虽然就我一土耳其同学所言，土耳其人的突厥血统不到1%，许多土耳其人面容确实也与希腊人大致无异，即便如此在土耳其还是能找到中亚气氛。我在安塔利亚的餐厅发现虽然相邻海产丰饶的地中海(以我拙技周末花了一个小时也网住了三条小虎斑鱼)，菜单上却难以找到海鲜。肉类均是类似新疆羊肉串的烤牛羊肉。

埃尔多安的外交政策在这两种思潮的背景下就很容易理解。在与欧盟交恶之后，埃尔多安大谈土耳其民族主义。一方面试图恢复土耳其对于前奥斯曼帝国领土的影响力，另一方面自诩为突厥民族的领袖。埃尔多安的奥斯曼主义部分反映在了对叙利亚的单方面干涉，不惜同时与美俄对立；也反映在了去年土耳其军队不经允许公然开进伊拉克北部，震动美国支持的伊拉克政权；今年年初派兵干涉利比亚内战也有埃尔多安光复奥斯曼的意味。同时在突厥民族团结口号之下，埃尔多安也成为唯一一个发表涉疆言论的穆斯林国家领导人。在争夺已经高度俄化的中亚国家的影响力的过程中，土耳其也再次与俄国发生竞争关系。不过应该来说，并不是所有决策都完全是意识形态主导，当中有许多是政治现实的所然。就以干涉叙利亚而论，土耳其需要遏制库尔德独立主义在叙利亚与伊拉克做大，同时也需要安置国内数百万的叙利亚难民。

这一次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的冲突则同时集合了土耳其的两种民族主义，因此埃尔多安干涉这场冲突毫无意外。从泛突厥主义来看这场争端，阿塞拜疆与土耳其一样是突厥语国家，两国语言可以大致互通，历史上阿塞拜疆也像土耳其一样是塞尔柱突厥中世纪西征的残留。此外土耳其在20世纪创造了所谓突厥议会，囊括包括阿塞拜疆的所有突厥语国家。因此支持阿塞拜疆是实施泛突厥主义、展现土耳其作为突厥领袖的必然一步。同时阿塞拜疆扼守里海西岸，而东岸就是土耳其试图影响的中亚各斯坦。阿塞拜疆的油气又需途径土耳其输送欧洲，是土耳其天然的突厥附庸国。

从奥斯曼主义来看，高加索地区是奥斯曼帝国的传统势力范围，自15世纪以来为该地区长期与波斯帝国的各代王朝发生冲突，俄国扩张至高加索后又反复与沙俄冲突。奥斯曼在一战当中选择加入德国与奥匈阵营一部分原因就是为了收复19世纪被沙俄征服的高加索地区。

奥斯曼一战中也与亚美尼亚结下世仇。此前提到的恩维尔·帕夏在一战中亲率大军进攻俄属高加索，但尚未接敌就因补给不济而损失惨重。又因奥斯曼装备组织落后，在东欧一败涂地的沙俄军队也能在高加索轻易大败奥斯曼军。恩维尔·帕夏为了开脱自己，谎称兵败是因亚美尼亚基督徒与俄军暗地通气。此时已经转向民族主义和伊斯兰主义的奥斯曼帝国便以此为由开始了亚美尼亚大屠杀，将现今土耳其东部的亚美尼亚人屠杀殆尽，也使曾经分布广泛的亚美尼亚人仅剩当今的弹丸之地。由于土耳其至今不承认这场屠杀，现在也成为一个土耳其与各国外交上的历史遗留问题，尤其使土耳其与亚美尼亚一百年来关系紧张。

因此在这两股奥斯曼时代的民族主义思潮影响下，埃尔多安现在再次冒着疏远俄国的风险搅局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的冲突实际上是再正常不过。正如耶鲁政治学家伊恩·沙必罗/Ian Shapiro所说，政治事件是三个英文I开头的单词决定 – 利益、机制、思想。在埃尔多安的外交政策中似乎是各类主义的影响远远大过了实际利益的考量。

至于土希关系与土欧关系，也几乎完全是20世纪初的混战奠定。奥斯曼帝国一战战败后，希腊与意大利在英法支持下发动战争试图吞并土耳其西部沿海地区，当时仍是希腊人的传统居住地。一战后世界奉行美国威尔逊主义，原则是每个国家领土应当延伸至且只延伸至该国主体民族占多数的地区。基于这个原则，土希双方军队都对敌方民族进行种族屠杀，以保证占领地区是己方民族人口占多。这场战争异常惨烈，我在土耳其游历时还曾见到现在已成为鬼城景点的废弃希腊城镇。这场战争奠定了土耳其民族认同感与强烈的民族主义，同时也开始了土希两国的世仇。

不过长期即便与希腊交恶，在埃尔多安之前土耳其外交仍然以亲欧为主。这主要是因为土耳其共和国第一任总统穆斯塔法•凯穆尔/Mustafa Kemal一向是亲西派。此人在土耳其的地位相比孙中山在中国有过之而无不及。次行在土耳其我无处不见他的肖像。不仅是在公共场所比如机场，在街边小店里也都能看到他的画像。凯穆尔在奥斯曼时期支持类似于康有为的立宪改革，帝国覆灭后又像孙中山建立共和。但除此之外凯穆尔还是一个军事天才，在一战中的加里波利登陆战大败时任英国海军大臣的丘吉尔，一战之后又击败希腊与意大利，从而保障土耳其控制住现今的爱琴海海岸。他的改革政策有类于明治维新，一方面大举推动西化改革，废除奥斯曼衣冠、实现政教分离、提高女性地位，另一方又坚持土耳其民族主义，对领土毫不妥协，同时试图扩张土耳其国际影响力。

而他的现代化计划当中的关键一环就是让西方视土耳其为西方文明世界的一员。因此在凯穆尔影响之下土耳其长期保持对欧洲友好态度，在二战当中保持了与德国的友善关系，但为了维护与英美的关系不公然加入法西斯阵营。冷战开始后为了靠近西方世界加入北约，成为美国控制黑海的重要同盟，还允许美国在土耳其部署中程核导弹，成为古巴导弹危机的伏笔。欧盟2000年代两次东扩之后，土耳其看到了加入欧盟、实现凯穆尔百年大计的希望。我看到的每个爱琴海城市都有欧盟旗飘扬，欧盟旗比我去过的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要普遍，就不必说退欧的英国了。

但是这种凯穆尔主义在阶级上只见于土耳其经济与学术精英，地区上只见于发达沿海地区。民主制导致占多数的普通民众选出埃尔多安领导的伊斯兰主义政党上台，在国内逐步集权、拨款清真寺、扼制合法嫖娼、将已被凯穆尔改作博物馆的圣索菲亚大教堂改为清真寺。外交上本对欧盟就不冷不热，再加之欧盟对土耳其国内政策不满又与土耳其就叙利亚难民发生冲突，埃尔多安对土欧关系已经是破罐子破摔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