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大兩年】離開與留下　隊友間迂迴的命運　流亡抗爭者：自己照顧自己，是當刻最重要之事

撰文: 記者周滿鏗 | 發佈日期: 28.11.21

2019年11月下旬，長達13日的理大圍城，改變了香港日後的歷史進程，亦改變了不少人的人生路向。兩年前的今天，11月28日，衝突全面結束，警方開始進入校園搜查蒐證。

阿軒和阿智（化名）曾經是前線激進抗爭者，他們在反修例運動期間屬同一小隊，運動戛然而止，阿軒選擇流亡海外，如今輾轉走到加拿大，正在申請政治庇護；阿智則在理大圍城期間成功離開，目前留在香港。

一場理大圍城，微小的想法落差，導致兩人的命運截然不同。

兩年後，國安法雷厲風行，街頭抗爭絕跡，他們的生活如何？回看理大事件又有何感受？眾新聞分別訪問兩人，雖則他們的命運迂迴，但都相信，努力獨立生活，裝備自己，就是留下來的與流亡的責任。

去與留

記者於去年年初在台灣訪問過阿軒，他曾經在其他示威場合中被捕，之後在理大因突圍不成功而再次被捕，因擔心會被起訴更嚴重的罪行，前年12月初決定流亡台灣。阿軒曾經解釋，因沒有參與中大二橋衝突，故之後見到理大事件，決定要落場參與。他憶述兩年前的情況，猶記得11月17日下午4時，剛進入校園後不久，就有隊友提出不要留守，他記得自己當時回答：「我4點先入去，你叫我走，啱啱嚟咋喎大佬，梗係唔走啦……點知呢鑊係最後一鑊。」

當時他大概沒有預想到，警方會全面封鎖校園的出入口。那夜，在漆咸道南與暢運道交界的攻防不斷，阿軒記得18日凌晨5時許，他身處A core外圍並親眼目擊「速龍」衝入校園的一幕，當時他險些被捕，兩年來偶爾仍會夢見此場景，「嗰個位真係人踩人，踩住入去，我仲撳住啲人，『俾人入去先啦』。我記得有個𡃁仔，被速龍撳低咗，扑佢個頭，救唔到（意指被捕）。」

直至早上，留守理大校園的抗爭者開始討論是否突圍，阿軒稱，因有人提出糧水資源已經耗盡，阿軒和其他隊友商量後，決定在早上突圍，「走得一個，得一個」。但事與願違，阿軒與隊友在行動分散，他走到歷史博物館附近的時候，回頭已見不少人折返校園，結果包括他在內十多人被警方圍截拘捕。

他事後回想及重看當日片段，認為衝出去是「當局者迷」，校內其實仍有充足的食物和水，「早幾日睇住《理大圍城》（電影），（發現）完全接收錯晒，我哋無清晰的大台，搞到全部人都好混亂，個陣時一盤散沙，諗住搞革命，真係笑死人。」

原本一小隊中有5、6人，如今有人在囚；有人流亡海外；有人選擇「不問世事」，阿軒的其中一位隊友阿智，則是少數願意繼續受訪的人，他在「理大圍城」事件中嘗試突圍，但沒有走到很前，其後更折返校園。

阿智年約30，是個經驗老到的示威者，說起對社運政治的看法，他總是滔滔不絕。早在2010年的反高鐵示威中，他已有份參與，隨後2012年反國教、2014年雨傘運動，以至2019年的反修例運動，他說自己早已預知事件發展會是如此，「如果香港人要保持番原有的生活，或者思想自由，你又點會唔預想到總會有場「大戰」……14年你見到佢哋咁樣無啦啦射催淚彈，當日的警隊對你呢班追求自由的人做啲咩，你已經預想到。」 

阿智記得在理大圍城前後，曾經與各小隊代表開過幾次會議，商討去留，雖然多數人選擇「留守」，但他並不認同，「策略從來唔係問題，個問題係有落差，就算前線手足都好，個信念係咪願意付出啲咩？係咪願意付出十年、性命呢？唔係嘅。因為呢單嘢大家都知係番唔到轉頭，因為我覺得（理大圍城）係脫離咗社運，係有少少半軍事化的狀態，但你搵啲唔夠決心的人，本身係痴人說夢話。」

但現在才來質疑會否是「馬後砲」？阿智說，任何事情都有代價，「唔係出來叫口號、Black Bloc、扔下嘢就會成功。唔會，一定要付出好多人的血同時間，我係見到7成人無呢個信念，佢哋知道係唔甘心唔公平，但佢哋fundamental係咪真係好有信念，目標清晰？唔係。」

他補充說，大部分參與的人年紀尚輕，未必有足夠覺悟，「但啲大人去咗邊？點解要完全由少不更事嘅人承擔？你覺得自己有前途，佢哋無前途咩？你覺得自己生活咁美好，難道佢哋生活真係咁唔美好？希望大家思考多啲，點解佢哋做到咁差都要做？其實有時真係啲人做多少少，罷工做多少少，和理非行埋嗰一小步，加埋就係一大步。」

阿智當時選擇留守校園，數天後成功爬地下水道離開。他記得牆上滿佈蟑螂，除了頭燈微弱的光線，四周一片漆黑。要以半蹲方式一路走著走著，已經不記得走了多久才成功離開。

同一小隊　不同的人生

想法上微小的落差，同一小隊的兩個人，彼此的人生因而有所不同。

阿軒在理大一役被捕後，因擔心會再被起訴更嚴重的罪行，決定流亡海外；阿智則相信自己風險較低，未有考慮過離開香港；至今，阿智亦未被拘控任何罪行。

阿軒起初選擇落地台灣，兩、三個月之後，決定轉到加拿大尋求政治庇護，但因其身份國籍問題，難民申請過程一直受阻，在同期抵達加國的抗爭者中，目前只有他仍未獲批難民證。但阿軒說，下月中將舉行他的聽證會，相信屆時或會有好消息。

流亡生活：月入最低三千　餐餐即食麵充飢

阿軒抵達加國後，先是借宿當地港人的家，之後再搬到另一城市。大部分時間依靠積蓄過活，直到去年12月才獲得工作簽證，做過裝修學徒、洗碗等工作，但收入不穩定，介乎加幣500元至3800元（換算約港幣3,000元至23,200元）不等，收入最低時僅夠交租，與香港比較有天壤之別，「呢度唔可以比，呢到一諗真係……香港真係一個搵錢的地方，我間唔中都會呻，因為有時我真係返好多個鐘，真係17、18個鐘。唉！我咁樣做來唔知為咩，錢又唔係多，香港比起呢度真係好搵得。」

在加國生活，阿軒亦提到屋主偶爾會給他煮飯或帶他外出吃飯，例如吃牛扒、打邊爐等，但大部分時間的伙食他都要自理，一日只吃兩餐，許多時煮即食麵或烏冬，再加餐肉腸仔罐頭等加工食品，「我就係食呢啲，永遠都係食呢啲，因為我又唔識整，最盡都係蒸水蛋，屋主的朋友叫我，我就出去食，我呢到都無朋友，無理由自己一個出去食。」

因為流亡，阿軒始學懂珍惜與家人的關係，兩年過去，他與父母關係明顯轉好，特別是父親，由流亡之前對他不聞不問，到流亡後每日的牽腸掛肚，令阿軒更感到自責內疚，「佢都同我講，最大的心願係我好好繼續生活落去，我話『放心啦我會』，但我其實好少再同佢聯絡，因為我唔想無啦啦出現喺佢生命入面，無啦啦可能兩三點（才互通）一句WhatsApp就無，（令他）無啦啦記得我，如果可以唔記得我就唔記得我啦……」

不論是生活習慣、經濟問題，甚至是與親人的連繫，兩年後回看，阿軒有時也會糾結，當初或許應該留港承擔刑責，「我返去坐返依家有個條罪，我覺得係抵，理大我最多當（監禁）5、6年，我梗係認罪啦」，但現時情況而言，他相信或會被加控棄保潛逃、甚至是國安法等控罪，刑期或逾十年，加上他已在海外申請庇護，等候了兩年時間，權衡之下就打消了回港的念頭。

續為抗爭者提供支援　阿智：在港有責任、裝備自己

另一邊廂，留在香港的阿智，過去兩年因擔心自己的事情會影響家人，幾近斷絕與家人聯絡，只間中打電話報個平安。現時經商的他，眼見街頭示威絕跡，國安法肅清異己，移民潮再現，都沒有影響其信念，他目前仍為在囚人士與其他抗爭者提供支援，他亦說，沒有打算做「港豬」，更加不打算離開香港，「以前得，19年之後就唔得，因為我哋背負的事太多，很多手足受咗傷，成世番唔到嚟，有啲人死咗。對唔住啊，呢啲係我哋嘅責任。我覺得真係有份責任喺我哋呢一代身上。」

但是，還有甚麼可以做？國安法下誰又敢發聲？「事實上我哋仲未夠能力，唔好嘥咁多時間鬥黃，每一刻都係抗爭緊，裝備自己，成為一個專業人士已經係抗爭緊，有啲嘢唔係即刻睇到，有啲嘢真係慢慢累積落嚟。」

做返啲無咁政治議題先，真係由公民社會的教育做起，依家Foodpanda維權（罷工事件）啦，野豬動保議題啦，呢啲都唔係好政治化，你本身有呢啲思想的人，就會支持民主自由，啲人自自然然做更進一步的事，唔需要去旗幟鮮明地反對政府，呢啲留返俾流亡咗的人，（發聲）係佢哋的責任。

回到流亡的人，阿軒計劃考取駕駛執照，希望令收入更加穩定，不用依靠他人過活。他寄語同樣流亡海外的人：「既然喺香港有勇氣做勇武，去到海外就做好本份，自力更生。有能力策劃各種唔同嘅行動，流亡異地無能力工作，絕對講唔通。我哋每個人要有獨立的能力，如果連自己都照顧唔到自己，點有能力改變一個地方的命運？做好自己，喺呢刻就係最重要的事。」

阿智則寄語其他流亡海外的抗爭者：「多多學習，無論係咪搞政治，你的努力係會幫到香港人呢個群體加分。我哋失敗係唔夠實力。你努力裝備自己，短暫休息係無人會怪你；你安居樂業，無人會怪你，不過一定要有人繼續做事。」